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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土耳其两位反对党政客引发的“新疆暴恐纪念风波”正在中土两国的外交层面持续发酵：在新疆巴仁乡东突暴乱31周年之际，土耳其好党（IYI Party）主席阿克谢奈尔（Meral Aksener）与共和人民党重要成员，现任安卡拉市长亚瓦什（Mansur Yavas）均在个人推特上对在上述事件中“殉难”的暴恐分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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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称“我们不会对他们（暴恐分子）的遇难保持沉默”，后者则称“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事件的痛苦”。对此，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进行了反击，严厉谴责了上述两位政客的“失格”之举，且称中方保留做出回应的合法权利。

这一硬核回应引发了土耳其网络民意的波澜（尤其是该国的推特用户），而土耳其外交部迫于民意压力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宾表达关切。对此，北京方面毫不示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驻土使馆的相关回应正当合理且无可指摘。

在中国外长王毅刚刚结束相谈甚欢且收获颇丰的中东六国行（包括土耳其）之际，中土之间围绕新疆问题出现类似的外交风波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因此而大力唱衰已上正轨的中土关系则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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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此次外交风波不过是安卡拉方面受制于内部“政治正确”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日常剧目展演而已，这种周期性的“政治表演”丝毫无碍于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当局既定的对华战略大局。

以此次参与“展演”的两大主角为例，无论是阿克谢奈尔还是亚瓦什都有深厚的民族行动党（MHP）背景——前者因与MHP主席巴切利（Devlet Bahçeli）不和而负气出走另起炉灶，后者则出于个人政治野心的动机转投凯末尔主义嫡传，第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怀抱，但至今仍然与共和人民党倡导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

在居伦运动彻底失势之后，这一深受泛突厥主义浸染的政党就成为目前土耳其国内唯一一个尚对东突组织抱有真切同情态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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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党占据埃尔多安当局首席执政盟友的特殊地位，导致后者在某些“MHP高度敏感”的决策上不得不与前者妥协，从而出现一些在外界舆论看来颇显激进的迹象——近年来安卡拉方面围绕新疆问题出现的周期性“暴走”就是上述“包容性”决策的典例。

虽然上述“周期性暴走”给中土外交微操层面平添了不少闹心之处，但由于首要执政力量正发党（埃尔多安治下）与首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对新疆问题事实上的漠不关心&兴趣寡淡，安卡拉方面的对华战略断不会因此而出现朝令夕改之景。在此次“巴仁乡风波”中，上述两大党的集体沉默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前期注解。

如果说内部基本盘的相对稳固为埃尔多安当局提供了足够的对华战略定力的话，当下土耳其的现实地缘处境，也极大限缩了埃尔多安当局在对华战略上进行大幅回撤的空间。

其中于安卡拉方面而言最重要的反向推手便是其与欧美阵营关系的持续恶化乃至事实停滞，更为棘手的是，由于这一恶化趋势皆因一些长期无解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导致上述关系的改善在可见的将来依然难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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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土欧关系而言，安卡拉方面在土希东地中海争端上的强硬姿态让欧盟相当膈应。因此，别说事实上停滞的入盟谈判，即便是埃尔多安当局急切期盼，且带有相当程度可操作性的土欧关税同盟机制升级问题，布鲁塞尔方面也始终未做出任何积极回应。

近日在欧盟两巨头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米歇尔（Charles Michel）访问土耳其期间发生的“沙发门”事件即是日趋冷淡的土欧关系的生动写照。

就土美关系来说，从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宫至今仍未与埃尔多安通话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双方关系重启的艰难。在华府看来，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却不顾“组织原则”而坚持引进俄制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行为类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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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卡拉方面看来，华府在土耳其周边力挺库尔德工人党及其相关势力的种种举措业已触及了其国家核心利益的红线。在这种两相猜疑的状态下，重启双边关系也只能流于空谈。

在与欧美阵营关系陷入深重泥潭之际，在东方谋求新的战略支点就成了埃尔多安当局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作为崛起势头正劲的新兴强权，无疑成为安卡拉方面“战略新支点”的不二之选。

此时，内部基本盘的企稳又为埃尔多安当局谋划部署系统成熟的对华合作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施展空间。在这种既成格局之下，周期性发作的新疆问题不过是肘腋之疾，其之于土耳其对华战略的影响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