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近日，由土耳其兩位反對黨政客引發的“新疆暴恐紀念風波”正在中土兩國的外交層面持續發酵：在新疆巴仁鄉東突暴亂31周年之際，土耳其好黨（IYI Party）主席阿克謝奈爾（Meral Aksener）與共和人民黨重要成員，現任安卡拉市長亞瓦什（Mansur Yavas）均在個人推特上對在上述事件中“殉難”的暴恐分子表達了“深切”的同情與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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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稱“我們不會對他們（暴恐分子）的遇難保持沉默”，後者則稱“我們仍然能感受到當年事件的痛苦”。對此，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進行了反擊，嚴厲譴責了上述兩位政客的“失格”之舉，且稱中方保留做出回應的合法權利。

這一硬核回應引發了土耳其網絡民意的波瀾（尤其是該國的推特用戶），而土耳其外交部迫於民意壓力召見了中國駐土耳其大使劉少賓表達關切。對此，北京方面毫不示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中國駐土使館的相關回應正當合理且無可指摘。

在中國外長王毅剛剛結束相談甚歡且收獲頗豐的中東六國行（包括土耳其）之際，中土之間圍繞新疆問題出現類似的外交風波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因此而大力唱衰已上正軌的中土關系則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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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此次外交風波不過是安卡拉方面受制於內部“政治正確”壓力而不得不進行的日常劇目展演而已，這種周期性的“政治表演”絲毫無礙於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當局既定的對華戰略大局。

以此次參與“展演”的兩大主角為例，無論是阿克謝奈爾還是亞瓦什都有深厚的民族行動黨（MHP）背景——前者因與MHP主席巴切利（Devlet Bahçeli）不和而負氣出走另起爐灶，後者則出於個人政治野心的動機轉投凱末爾主義嫡傳，第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的懷抱，但至今仍然與共和人民黨倡導的價值理念格格不入。

在居倫運動徹底失勢之後，這一深受泛突厥主義浸染的政黨就成為目前土耳其國內唯一一個尚對東突組織抱有真切同情態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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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黨占據埃爾多安當局首席執政盟友的特殊地位，導致後者在某些“MHP高度敏感”的決策上不得不與前者妥協，從而出現一些在外界輿論看來頗顯激進的跡象——近年來安卡拉方面圍繞新疆問題出現的周期性“暴走”就是上述“包容性”決策的典例。

雖然上述“周期性暴走”給中土外交微操層面平添了不少鬧心之處，但由於首要執政力量正發黨（埃爾多安治下）與首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對新疆問題事實上的漠不關心&興趣寡淡，安卡拉方面的對華戰略斷不會因此而出現朝令夕改之景。在此次“巴仁鄉風波”中，上述兩大黨的集體沉默已經為此提供了充分的前期注解。

如果說內部基本盤的相對穩固為埃爾多安當局提供了足夠的對華戰略定力的話，當下土耳其的現實地緣處境，也極大限縮了埃爾多安當局在對華戰略上進行大幅回撤的空間。

其中於安卡拉方面而言最重要的反向推手便是其與歐美陣營關系的持續惡化乃至事實停滯，更為棘手的是，由於這一惡化趨勢皆因一些長期無解的結構性矛盾引發，導致上述關系的改善在可見的將來依然難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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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土歐關系而言，安卡拉方面在土希東地中海爭端上的強硬姿態讓歐盟相當膈應。因此，別說事實上停滯的入盟談判，即便是埃爾多安當局急切期盼，且帶有相當程度可操作性的土歐關稅同盟機制升級問題，布魯塞爾方面也始終未做出任何積極回應。

近日在歐盟兩巨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與米歇爾（Charles Michel）訪問土耳其期間發生的“沙發門”事件即是日趨冷淡的土歐關系的生動寫照。

就土美關系來說，從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宮至今仍未與埃爾多安通話的事實已經充分說明了雙方關系重啟的艱難。在華府看來，土耳其作為北約盟國卻不顧“組織原則”而堅持引進俄制S-400導彈防御系統的行為類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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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卡拉方面看來，華府在土耳其周邊力挺庫爾德工人黨及其相關勢力的種種舉措業已觸及了其國家核心利益的紅線。在這種兩相猜疑的狀態下，重啟雙邊關系也只能流於空談。

在與歐美陣營關系陷入深重泥潭之際，在東方謀求新的戰略支點就成了埃爾多安當局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中國作為崛起勢頭正勁的新興強權，無疑成為安卡拉方面“戰略新支點”的不二之選。

此時，內部基本盤的企穩又為埃爾多安當局謀劃部署系統成熟的對華合作戰略提供了必要的施展空間。在這種既成格局之下，周期性發作的新疆問題不過是肘腋之疾，其之於土耳其對華戰略的影響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