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信奉“戴高樂主義”的馬克龍而言,一條更獨立的歐盟外交之路一直是其“戰略自主”構想的一環。馬克龍堅信歐盟必須在國防、數字主權、科技創新等方面加強合作,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使歐盟能作為一股更獨立於美國的力量行動並爭取自身利益。循同一種思路,馬克龍自然不會在中國問題上亦步亦趨跟隨美國。他在2月4日於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答問環節就表示,團結起來對付中國是最容易產生沖突的局面,在他看來這樣只會起到反作用。
在馬克龍看來,中國在氣候變暖等課題上是伙伴(partner),商業競爭上是對手(competitor),在印太和人權問題上則是系統性敵手(systematic rival)。而在最後一個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大做文章的層面,馬克龍認為需要對中國施壓的同時,也必須找到正確的方式與中國重新接觸(re-engage),即像歐洲在中歐投資協議談判期間,得到中國致力於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的承諾。我們可以預見,他今後會在分歧和爭議事項上雖會與美國一道發聲,但也會注重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策略,乃至發揮歐盟的獨立外交角色,幫助中美調和矛盾。
另外,默克爾和馬克龍也對美國仍然強勢的民粹主義持警惕態度,兩人都擔心特朗普式的人物會再次掌管白宮,如果現時完全倒向拜登一邊的話,則等於放棄了發展勢頭良好的中國,且未來可能又被美國領導人背叛。默克爾就曾在2019年形容德國在未來的地緣政治前景中十分“糟糕”,她似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柏林承擔不起在中美之間站錯邊的代價,因此最好選擇不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