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在美、英、加、澳等西方大國仍然調整或思索對華政策之際，以法德為核心的歐盟，早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時期就已走出一條獨立的對華之路。歐盟意識到與中國加強國際事務和經貿合作是大勢所趨，因此推進雙邊關系而非簡單跟隨美國站隊，但同時也試圖以對話為主的方式推動中國做出符合其價值觀的改變。

這種路線在過去數年帶給中歐雙方利好不斷，即使如今拜登（Joe Biden）帶領美國重返多邊主義體系，法德在表示歡迎的同時，也拒絕加入對方的統一對華戰線。

[逍遙]

我們可以看到，在歐盟實用主義為主的對華政策下，中歐持續相向而行，在過去幾年一直是動蕩國際環境的一股穩定力量，雙邊關系在經歷了疫情波折後反而進一步提升。

從領導人表態來看，法德領導人近來不斷在G7峰會、慕尼黑安全會議等場合，提醒各國不要“聯美抗中”。從經貿層面，中歐雙方忽略拜登的抱怨，在去年（2020年）11月完成了標志性的《中歐投資協議》談判。最近出爐的數據還顯示中歐貿易額在去年增長4.9%至6,495億美元，這也是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

[逍遙]

在抗擊疫情方面，美國等國對中俄疫苗持極大不信任的背景下，法德等國也表示願以開放的心態看待中俄疫苗。至於文化交流，在英國當局上月突然吊銷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牌照之後，法國主管媒體的“最高視聽委員會”3月3日允許CGTN在全歐復播。

那麼，歐盟作為美國跨大西洋的關鍵盟友、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力量，為何選擇了一條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

[逍遙]

經濟是首要因素但並非全部

許多人的直覺式反應便是，“笨蛋，問題是經濟”。的確，對於主導歐盟政策的法德來說，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是制定政策的首要因素，尤以德國為甚。

中國從2016年起連續五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巨大的中國市場對於出口導向型的德國來說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中國經濟在疫情期間的迅速復蘇，也緩沖了德國經濟大跳水的幅度。根據德國統計局發布的數字，德國去年對中國出口僅略降0.1%至959億歐元，而對美國出口降低12%至1,038億歐元。另外，對於德國汽車制造業來說，中國既是過去也是未來，尤其是中國通過《中歐貿易協議》完全放開了新能源汽車業後，德國車企已摩拳擦掌准備投身新一波中國淘金熱。

[逍遙]

而對於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法國來說，中國雖然只是第七大貿易伙伴（2020年貿易份額為4.2%），但兩國在金融方面大有合作空間。例如中國在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過程中，就優先選擇巴黎金融市場，2019年11月在巴黎發行40億歐元的主權債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25日與馬克龍通話時，也表示中方支持巴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這與法國著眼使巴黎取代倫敦成為歐洲第一大金融中心的構想不謀而合。

但經濟因素並不是全部的故事。默克爾在長久執政期間對中國形成的更系統化、更長遠的判斷，馬克龍對於歐盟“戰略自主”之構想，以及法德對美國“特朗普主義者”重新掌權的警惕，都讓兩人決意選擇一條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第三條路。

[逍遙]

默克爾的中國情結與馬克龍的歐洲主權

對執掌德國16年的默克爾來說，她除了切身體會到中國騰飛對德國經濟的拉動效應，與中國共同應對國際危機、攜手合作共贏的經驗也更多，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債危機塑造了她對中國的態度。

在金融危機後，得益於中國經濟仍高速增長，德國通過對中國等新興市場的大幅出口增長，在歐洲率先實現復蘇。在歐債危機上，中國大筆購進歐洲債券、加強企業赴歐投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注資，為歐洲度過債務難關貢獻了一臂之力。《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援引與默克爾密切合作的外交官指“她沒有忘卻這些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中德關系專家巴爾金（Noah Barkin）也認為，這兩件事改變了默克爾的對華政策。

可以說，默克爾的豐富經驗，使其更能體會到中國負責任大國的一面，並從“共贏”的角度去看待中歐關系，而不會像其他更注重自身政治利益的領導人般，一味鼓動和迎合國民對中國的低好感度，作為自身競選籌碼。默克爾在任期行將結束的前一年，利用德國作為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推動簽署《中歐投資協議》，以及她近來關於“G7需要加強與中國合作”、“反對圍繞中美其中一方結盟”的表態，都是留給德國政壇的寶貴禮物和指導思想。

[逍遙]

而對於信奉“戴高樂主義”的馬克龍而言，一條更獨立的歐盟外交之路一直是其“戰略自主”構想的一環。馬克龍堅信歐盟必須在國防、數字主權、科技創新等方面加強合作，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使歐盟能作為一股更獨立於美國的力量行動並爭取自身利益。循同一種思路，馬克龍自然不會在中國問題上亦步亦趨跟隨美國。他在2月4日於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答問環節就表示，團結起來對付中國是最容易產生沖突的局面，在他看來這樣只會起到反作用。

在馬克龍看來，中國在氣候變暖等課題上是伙伴（partner），商業競爭上是對手（competitor），在印太和人權問題上則是系統性敵手（systematic rival）。而在最後一個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大做文章的層面，馬克龍認為需要對中國施壓的同時，也必須找到正確的方式與中國重新接觸（re-engage），即像歐洲在中歐投資協議談判期間，得到中國致力於國際勞工組織基本公約的承諾。我們可以預見，他今後會在分歧和爭議事項上雖會與美國一道發聲，但也會注重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的策略，乃至發揮歐盟的獨立外交角色，幫助中美調和矛盾。

另外，默克爾和馬克龍也對美國仍然強勢的民粹主義持警惕態度，兩人都擔心特朗普式的人物會再次掌管白宮，如果現時完全倒向拜登一邊的話，則等於放棄了發展勢頭良好的中國，且未來可能又被美國領導人背叛。默克爾就曾在2019年形容德國在未來的地緣政治前景中十分“糟糕”，她似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柏林承擔不起在中美之間站錯邊的代價，因此最好選擇不站邊。

[逍遙]

對華路線能延續下去嗎？

不過，法德領導層目前為整個歐盟擬定好對華政策仍然存在諸多挑戰，如今的路線未成為兩國國內的跨黨派共識，也尚未被各成員國全盤接受。例如，德國將在9月舉行議會選舉，而默克爾所屬的基民盟（CDU）與長期執政伙伴社民黨（SDU）近來分歧愈顯，如果兩國無法再次達成聯合政府，基民盟可能不得不轉向民調中排行第二的綠黨，而綠黨是德國政壇中對華最強硬的力量，這有可能使默克爾的對華路線難以為繼。

而從整個歐洲范圍來看，在曾被前蘇聯或南斯拉夫統治的中東南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也開始對日漸強大的中國倍感憂慮，擔心前蘇聯陰影再臨。

[逍遙]

在2月的中國與中東歐“17+1”峰會上，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斯洛文尼亞這六個國家都僅派部長出席以示不滿。盡管中方在峰會上承諾未來五年將從中東歐國家進口逾1700億美元的商品，農產品進口翻倍，但峰會過後僅一周多，愛沙尼亞情報局發表報告指需要警惕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避免出現“中國主導下被噤聲的世界”。立陶宛更是近來表示，將在年底前於台灣設立辦事處，引起中國堅決反對。

這些前共產主義陣營的小國，原本的外交重點放在抵御俄羅斯上，但隨著中國影響力漸廣，且中國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等國的親善關系，以及對台港較強力的措施，都引起其曾被前蘇聯壓迫的恐懼回憶。再加之中歐關系深化過程中，大國相對受益較多，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就抱怨“幾乎沒有”從“17+1”合作機制當中獲益，因此各種情緒累積爆發後，便化成了對中國的非理性抗拒。

除了以上六個小國希望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另外的中歐四國（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本就因發展不均衡、歐盟難民政策和法制改革等議題與法德離心，其內部也對中國態度迥異，歐盟領導層無疑擔心中國議題會成為歐盟內部的另一分裂性力量。

[逍遙]

而歐盟對華政策不僅面臨歷史和政治因素的挑戰，正在產業升級的中國也勢必會對歐盟現有的技術優勢帶來挑戰，相關貿易摩擦並不會隨《中歐投資協議》而解決。例如美歐在3月6日表示暫停雙方因波音和空客補貼案爆發的“關稅戰”時，就強調會一齊處理“例如中國等非市場經濟帶來的貿易扭曲行為和挑戰”。歐盟委員會2月18日發表的新貿易政策中，也強調會加強防御不公平的貿易政策。

整體而言，若法德領導人希望在未來換屆後，繼任者不會過分偏離如今的對華路線，且歐盟內部不會因對華政策產生過大的分歧，就可能需要更積極地在內部游說，並趁在位之時進一步深化中歐合作。而對中國而言，也需要與法德一道，盡可能累積能支撐歐盟目前對華政策延續的政治土壤，且通過擴大經貿、協助抗疫、加強對話等化解中東歐國家的抗拒情緒，謹慎處理與歐盟的貿易摩擦而不使之外溢至政治領域。這樣，中歐關系才能在風風雨雨中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