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

进入3月上旬，拜登（Joe Biden）政府已开始全面审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这意味着拜登当局在政策上并不想简单地呈现一种萧规曹随的局面，华盛顿的政要们也并非“肉食者鄙”，对当下环境毫无认识。

同理，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3月3日发表的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中，他虽然排出了包括“应对疫情、重建经济、调整制度、改革移民政策、增加盟友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保持科技领导地位、应对中国挑战”的所谓“八大挑战”，但其核心已落在“唯一”能对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即中国身上，中国已成为“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这种近乎于中国式“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发言无疑显出了这届美国政府且不论施政手段如何，对于时局并不是无知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美国在与中国对峙之前，需要处理好国内问题。拜登当局虽对国际科技竞赛的含意有其长远战略性的理解，但美国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却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其应对方略的掣肘。此等掣肘源出有二，其一是美国资本的短视，其二则是其选举政治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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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者来说，民主党身后的企业和财团们仍热衷于中美之间的共同产业基础，如半导体、微电子、发动机等。他们对于北京甚至存在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中国同意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成长是可以容忍的。

美国外交耆宿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在1月14日于美国“亚洲协会”的讨论会上指出，中国固然不会“改变制度”，美国亦不会“撤出亚洲”，但双方仍有妥协空间。包括谢淑丽（Susan Shirk）在内的很多资深专家也反对特朗普时期“反全球化”的美国经济政策。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基辛格（HenryKissinger）甚至即席呼吁“中美必须找到打交道的方式”。

遗憾的是，且不说中美之间的现状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1年加入世贸时只及美国13%，到2021年的今天已增至超过七成；三年前的贸易战也让北京会继续坚持技术、知识产权和意识形态的独立。当资本驱动下的华盛顿无法停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工业能力和技术创新以及制度领域也都在呈现其明显的独立性，这就让美国一方面在面对中国时心存远见，却总是做些短线操作的遏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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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后者而言，美国短促的政治周期也难以让政治家们采取长线操作的行动。美国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结构虽然催生了相对具备稳定性的制度，具备共同利益的两党制与可以让很多政策在起草阶段显得宏大长远，更会在政权更替后具备连续性。

拜登一直以来都想用创造就业带来的的短期利益，去吸引民众和华盛顿政客支持其横跨气候、基建、科技创新的种种长远投资。然而，此刻2022年选举政争压力已显得愈来愈接近，为免对方获得政治加分，两党共推长远政策的愿望很可能就会再度成为空中楼阁。

考虑到美国政府周期被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所左右。加上证券市场的短视倾向，这使得政界跟私人资本的活动周期已经被基本圈定在24个月的短线周期内，在这种前提下，纵然观察家能发现百年未有大变局，但这大多远水难解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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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拜登当局也难以于仓促中面对这一大变局提出长期规划，在时局与资本的双重掣肘下，其选择是有限的：他在面对中国这种迅速崛起的竞争对手时，只得采取防御性遏制性措施：这是一条相对稳当且妥当的做法。美国固然也可以兵行险招，反守为攻，走较难但回报更大的路，全力加大自身对科技的再次突破，但这个问题的爆发点也许就与拜登任期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