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前者來說,民主黨身後的企業和財團們仍熱衷於中美之間的共同產業基礎,如半導體、微電子、發動機等。他們對於北京甚至存在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中國同意成為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那麼中國的成長是可以容忍的。
美國外交耆宿坎貝爾(Kurt Campbell)曾在1月14日於美國“亞洲協會”的討論會上指出,中國固然不會“改變制度”,美國亦不會“撤出亞洲”,但雙方仍有妥協空間。包括謝淑麗(Susan Shirk)在內的很多資深專家也反對特朗普時期“反全球化”的美國經濟政策。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和基辛格(HenryKissinger)甚至即席呼吁“中美必須找到打交道的方式”。
遺憾的是,且不說中美之間的現狀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001年加入世貿時只及美國13%,到2021年的今天已增至超過七成;三年前的貿易戰也讓北京會繼續堅持技術、知識產權和意識形態的獨立。當資本驅動下的華盛頓無法停止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工業能力和技術創新以及制度領域也都在呈現其明顯的獨立性,這就讓美國一方面在面對中國時心存遠見,卻總是做些短線操作的遏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