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同舟共进》:最近兴起了一股"民国教科书"热,那时的教科书编写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像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当代历史研究的学者是否也应担当起这方面的责任?
葛剑雄:民国的一些学者编教科书其实也是为了钱,教科书发行量大,编者是拿版税的,所以当时写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钱或很少钱,但编教科书或许能解决生活困难。我们不要把民国的学者想得那么高尚,任何人都离不开谋生。
另外,我们的新式教育是废科举后确立的,当时要兴办大量新式学堂,于是对教科书的需求量猛增。当时的政府对教科书没有统一规定,部分学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头换面翻译过来,到后来才有统一的"部颁教材"。我们现在往往将名人编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国教材,其实民国教材不乏粗制滥造,也有很多糟粕。
今天我们老提"民国范儿",这种怀旧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当下不满,将一个旧时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比现在的不好,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民国就是一个天堂、一片乐土,民国的人都是君子。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一种对教条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态。
但有一点,民国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编写、自由地用,当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涌现出来了。要真正评价民国教材,应把民国的所有教材都拿出来,然后再作分析。
另外,社会上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编教材,编教材有一定专业性,大学者也许可以给研究生写教材,但不一定编得好中小学教材,现在能编的往往是师范院校的,因为他们有教学研究的背景。
我们可以要求大学者写普及读物,但未必就要编教材,这个功能应主要靠社会来完成。
我昨天还跟一位记者讲,一流的学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没有,也可以让人家来替他普及。汤因比写了《历史研究》,简写本是人家替他写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来后,国际上曾组织过竞赛,看谁有本事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将内容介绍给公众。教材也是这样,不一定由一流的学者来编,但编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学者最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