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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一场聚会帮助华尔街成为达成中美贸易协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中美最终在1月份签署了贸易协议，在该协议中，中国一个突出的让步就是开放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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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12月3日报道，2018年2月，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身处华盛顿试图避免贸易战。在会晤美国谈判代表前，他先会见了一群美国商界领袖——多数来自华尔街。

据知情人士称，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酒店里，刘鹤对聚集而来的客人表示：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这些客人包括贝莱德(BlackRock Inc., BLK)首席执行官芬克(Larry Fink)、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当时的二把手苏德巍(David Solomon)，以及当时身为游说组织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主席的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 JPM)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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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贸易谈判中寻找盟友的过程中，刘鹤提供了一个好处。知情人士称，北京方面提出给予美国金融公司在中国扩大业务的新机会。

在此次聚会不久后，刘鹤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其中包括开放金融业。美国其他多数行业都对中国的提议感到失望。特朗普政府拒绝了中国的提议，认为该提议太过狭窄，并让中方代表打包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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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鹤没有空手而归。这场聚会帮助华尔街成为达成协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中美最终在1月份签署了贸易协议，在该协议中，中国一个突出的让步就是开放金融业。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家在中国政府的权力中心占有特别的地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大佬所在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表现可证明这一点。特朗普政府试图让美中两个经济体在部分领域“脱钩”，而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很难逆转这一方向，可能会予以接受。而更广泛的美国商界也对与中国的交往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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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尔街在这方面可谓全力以赴。美中1月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摩根大通(JPMorgan)获批完全控股一家期货公司，之前其仅持有该期货公司的少数股权。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获得其中国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权。与此同时，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在中国获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事实上，在困难时期，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向华尔街求助。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型银行苦苦应对堆积如山的坏账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请美国投资银行家帮助解决这个困境，其中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 保尔森当时是高盛的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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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支持了这些美国投资银行家给出的方案——把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的部分股权卖给美国公司。他当时说，这四大银行的总资产或许都比不上花旗这一家美国银行的资产规模。

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朱镕基做出的让步之一是，北京方面同意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但美国的银行、经纪商和其他公司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跑龙套的局面。研究机构Cerulli Associates的信息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外资机构在中国银行业中的占比仅为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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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给华尔街带来一个新机遇。在整个贸易战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时常依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 Inc., BX)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保尔森和另一位前高盛高管桑顿(John Thornton)作为中国与特朗普政府之间谈判的中间人。

分析表示，即使1月份的贸易协议给华尔街带来了一直想要的东西，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受到高度监管，北京方面仍然可以决定谁能进入。即将上台的拜登（Joe Biden）政府是否会有所帮助是个未知数。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他们希望在贸易谈判中弱化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问题的重要性。已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Jake Sullivan在今年早些时候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比如，为什么要把向高盛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作为美国的谈判重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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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士普遍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包括前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他在担任财长期间曾推动了中国金融自由化。他最近发表了一份政策文章，建议拜登“一开始就要明确，不要把稀缺的政治资本或美国的政治资本花在拥有海外业务的美国金融公司的商业议程上，这些公司在海外的成功与在美国创造就业几乎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