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拜登（Joe Biden）當選美國總統後，華府一些學者期待他上台後對會對中美關系進行一次“重置”（reset），就如同10年前奧巴馬（Barack Obama）上台時“重置”和俄羅斯的關系一樣。這種重置能否成功，取決於他用什麼樣的人，搭建什麼樣的國安團隊，包括如何重用共和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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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拜登宣布自己親密顧問布林肯（Antonym Blinken）和沙利文（Jake Sullivan）分別擔任國務卿和國安顧問。兩人預計會讓美國外交回歸傳統與理性，在和中國加大競爭的同時開展在地區及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另外，拜登還專門設置了“氣候問題特使”的新職位，由前國務卿克裡（John Kerry）擔任，預示著拜登政府至少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問題上會和中國開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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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拜登政府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改善雙邊關系，因為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以來局部脫鉤的現實或傾向會持續一段時間，尤其體現在芯片、醫藥等高科技領域，以及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比如在美孔子學院的遭遇。具體而言，還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起。

第一，對華強硬是新時期的“華盛頓共識”。

和奧巴馬時代不同，經歷特朗普現象和特朗普執政後，美國精英、決策者對中國挑戰有了新的認識。尤其是美國情報和國安系統在戰略上將中國認定為對手。極端右翼甚至將中國認定為敵人。拜登執政後，可能會延續“對手”的定位，進入同中國長期對抗和競爭的階段。但策略上可能會區別於特朗普時期的手法，在出台強硬舉措的同時，也會注重一些領域的合作，包括經貿上的互補合作和全球大流行、氣候變化及伊朗核等地區和全球議題上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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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也會注重和中國在互聯網、海域、通訊技術、金融和貿易方面的規則的制定和話語權的爭奪。在經貿層面，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會馬上消失，兩國貿易對抗仍會進行，但不會采取關稅貿易戰的方式，而是聯合盟友共同施壓中國，包括成立貿易聯盟或制定符合己方利益的貿易規則。

第二，拜登外交以全面修復盟邦和伙伴關系為先。

自由派上台後仍會在中國周邊“拉幫結派”，對奧巴馬時期的亞太戰略或特朗普政府保守派提出的印太戰略進行一番整合。或者布林肯等智囊團隊也會推出屬於拜登時代符號標簽的亞洲戰略，強化亞太軍事和政治同盟。但他們這樣做的一大前提是“修復盟邦關系”，以及重新“入群”。這也是拜登政綱所說的重振美國領導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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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這一點，絕非易事。一方面，美國盟邦體系裂痕自奧巴馬執政後期就已開始加大，拜登也曾是見證者。這種體系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又加速瓦解；另一方面，美國這種體系裂痕的出現，很多情況下都被認為和中國崛起有關，或者和中國在地區及全球的積極有為和戰略布局有關，比如“一帶一路”的推出。這就要看拜登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會不會有新的競爭理念和政策規劃。

而從歷史經驗來看，或者說自由派智囊來看，美國自身束縛很多，相關戰略規劃即便出台，也很難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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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拜登執政以內政為先，外交政策也要更多地為內部中產及工人利益服務，從而為2024年大選積蓄資本。

拜登上台後的第一要務是疫情防控、提振國內經濟、應對種族矛盾，回饋工薪選民。這也是從2016年希拉裡（Hillary Clinton）敗選總結的經驗。特朗普打貿易戰，限制外部移民，其實就是在嘗試緩解這些內部矛盾，實際上也是一種內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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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4年，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也不會走遠，底層對建制體系的不滿依然存在，他們4年前的焦慮並未緩解。尤其是共和黨掌控參議院的情況下，相關抗疫及經濟刺激計劃都將耗費拜登政府大量精力和時間。拜登不能像老布什（George H. W Bush）那樣在國外發力過猛。如果選民訴求和焦慮得不到緩解和解決，4年後的2024年大選拜登和民主黨就可能被右翼反撲。

所以，從這三個層面講，拜登在改善對華關系方面難有大的作為，至多是回歸正常，但也回不到過去良性的競爭常態。另外，美國兩黨和企業界所關心的中美經貿結構性議題，比如產權盜竊、強制性技術轉讓等問題，短期內也很難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

不過，拜登團隊也不會和中國打冷戰。一方面是中國不打，美國盟友也不配合；另一方面拜登支持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一些內政和國際議題上，會有和中國的合作空間。拜登也會利用和中國領導曾的私交，把控好大方向，發揮穩定器的作用，避免雙邊關系因為誤判和錯估而脫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