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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大象公會

江南沒有發生過人口爆炸，只有漫長的低速增長。越來越強的人口壓力逐步加於社會，在馬爾薩斯陷阱裡苦苦掙扎的人們，也逐步掌握了控制人口的秘傳心法。

文｜海下

二胎政策已經放開兩年，但中國的生育率卻沒有起色。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與生育率分別為1723萬人和12.43‰，雙雙下跌，出生人口遠低於國家衛計委的預測數值（參見表1）。



就全國而言，江浙滬地區的生育水平更是倒數。在2017-2018出生率最低的10個省市，江浙滬都榜上有名，在同等人口體量的地域范圍上堪稱出生率最低的地區。



· 如果將范圍進一步縮小到滬寧杭也就是傳統江南地區進行統計，其出生率會更低

上海人生育欲望的淡泊更是出了名的。１９７０年代初以來，上海人口的生育水平一直處於更替水平以下，而且逐年下降。從１９９４年起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１以下，從很早起，新增人口絕大部分就依賴於外地移民補充。

事實上，早在200多年前，江南的人們已經不想生孩子了。

二百年前的人口壓力

自南宋以後，江南就長期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之一。

在資本與技術增長有限的傳統中國，高度依賴人力的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支柱。這也就意味著，人口多寡幾乎直接決定了經濟的繁榮程度。

在南方，水旱輪作，稻麥復種，以及促使江南經濟在明清獨占鰲頭的棉與絲，無不需要投入復雜而高強度的勞動。

因此，隨著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拓殖和經濟的發展，南方的人口也一直保持著持續穩定的增長，直至江南取代中原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



· 來源：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

然而，相比於人口幾乎永不衰竭的持續增長，耕地面積和農業技術的發展顯然後勁乏力。

南宋時期，江南的可耕地基本被開發完畢，此後再難有大面積的處女地，以後的耕地只能靠填滿湖泊江河這些水域去擴充了。



· 曾經廣闊的「八百裡」鑒湖在北宋末被填成良田。如今面積僅8公裡，成為市內景觀湖

而代表著明清農業發展水平的眾多技術，諸如一年兩熟的耕作制度，肥料的大規模投入，高產的稻種培育，利用風力的灌溉系統，在宋代的農書裡大多已經出現，但一直到清中期才大規模普及開來。

越來越多的人口意味著越來越少的人均耕地，畝產量的提高趕不上人口的倍增，精耕細作即使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技術停滯的鐵幕依然籠罩在這片熱土之上。

明後期，江南「人稠地狹」已成為人們普遍意識到的社會現象。江南的士紳對此憂心忡忡：「南人太眾，耕墾無田，仕進無路，則去而為末富、奸富者多矣」（徐光啟）

盡管明末清初的大戰亂讓江南人口銳減，經順治、康熙朝數十年的休養生息,江南人口再一次邁上巔峰。



· 19世紀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十個府州，江浙滬占有九個，蘇州和嘉興的人口密度一直獨占鰲頭。來源：吳建華《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

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述的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總數約為3095.1萬，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人口數約3797.3萬，44年間人口增幅23%，年均增長率為4.66%。

到1851年（即清代人口最盛時），人口達到4316.5萬，增幅為14%，年均增長率約為4.14%。

江南沒有發生過人口爆炸，只有漫長的低速增長。越來越強的人口壓力逐步加於社會，而在馬爾薩斯陷阱裡苦苦掙扎的人們，也逐步掌握了控制人口的秘傳心法。

國產滅霸養成記

也許是因為傳統文化中一直有多子多福的美好祝願，以及古代東方一夫多妻（一妻多妾）與西方一夫一妻的對比，現代人總是想象傳統中國家庭的生育率一定遠遠高於同期的西方家庭，多子多孫重男輕女被當作東方大家庭最典型的特征。

然而，歷史的現實遠非如此。重男輕女雖然當之無疑，多子多孫卻往往名不副實。明清時期的中國人不僅比同時期的歐洲生的更少，而且是生的是越來越少。



· 據研究者利用安徽、北京、江南、沈陽各個階層家族檔案的人口統計，16到19世紀的歐洲家庭平均生育率（10個子女）幾乎是中國家庭（5個子女）的2倍，與歐洲家庭相比，中國家庭算是多妻而不多子。來源：《兩種不同的節制性限制機制》王豐、李中清

北京的皇族和江南的士紳不能例外，即使是天生富貴的滿洲皇族，也不能隨心所欲生養孩子，生孩子不僅越來越少，還越來越遲。

根據皇室人口統計，1701至1750年皇族中的父親平均生育子女數是5.63，1751至1820年是4.35，1821至1840年是4.42。皇族裡的男性生育第一個孩子的時間也在推遲，從18世紀的21歲上升到19世紀末的26歲。

而格格們，也是出嫁時間越來越晚，孩子生的越來越少。



· 來源：《兩種不同的節制性限制機制：皇族人口對婚內生育率的控制》王豐、李中清

江南的士紳也有類似的表現。

以江南一家莊姓宗族為例，其男丁人口在雍正以前的143年間以2.436%的高速度急增，隨後轉人年增0.496%的穩定低增長期達82年之久，直到嘉慶十年，開始了更低的-0.135%的負增長，再到鹹豐六年後因天平天國戰爭而斷崖式下降。



那麼，這種人口控制又是如何實現的？

18世紀中後期，江南的人口密度達到巔峰，江南的士人對人口壓力的感知越發明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人口問題。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一些端倪。

活動在乾隆末期的洪亮吉被譽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他指出，中國人口增長速度大大高於生活和生產資料的增加速度，人均生活和生產資料愈來愈少，生活水平將持續下降；進而會導致失業增加，社會動蕩。



· 洪亮吉，被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

洪亮吉的擔憂，在當時的環境下不難理解。

對於明清時期江南地區而言，勞動力已經高度密集，兒童和晚輩參與勞動的機會與收益都極為微薄,過多生育只會讓家庭背上沉重負擔，生育活動還會影響婦女帶來的手工業收入。

中國傳統的遺產繼承制度是諸子析分制,兒子越多,家裡的耕地就越不夠分,經濟狀況只能一代代惡化下去。

為此，許多家庭選擇通過推遲婚齡、保持獨身，以及婚內節育等措施，來控制生育。從家譜記載來看，很多家庭甚至做到了1980年代才強制推行的晚婚晚育：



· 上海曹氏與澄江范氏的「晚育」情況。來源：侯楊方《明清江南地區兩個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

不過，這些措施並不足以保證控制人口。事實上，當時還存在著更加殘酷和黑暗的辦法——溺嬰。

南京人汪士鐸，也是一位留心人口的士人。他曾親歷天平天國戰爭，一度被困江寧城內，目睹了太平軍的瘋狂殺戮，心理健康和精神狀態都大受沖擊。

在他身後不願出版的日記裡，汪士鐸瘋狂地傾瀉自己的陰暗想法。他認為社會崩潰、大規模戰亂的核心原因在於人口太多，流離生亂，要解決危機就必須大大減少中國人口。

他提出的建議，包括要求全國地方官按指標殺人，祈禱瘟疫流行，獎勵人民當和尚……

而人口過多的核心原因，則被歸結為女人多，而解決辦法就是溺殺女嬰：「欲民富,當首行溺女之賞」，「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



· 汪士鐸生前不願出版的日記

這些極端反人道的說法，汪士鐸並不敢公之於眾，但在當時，因貧困而溺殺女嬰是全國性惡習，江南也不例外。

道光年間一位江南士紳痛感溺嬰的猖獗：「有一家連淹七八嬰兒者，有一月一村連淹十數嬰兒者。」如此，則「每縣每年所溺女孩何啻數千計。」（鄒鳴鶴，《保嬰會約序》）

普遍溺殺女嬰的顯著外觀，是人口中男女性別比失調。

據官方人口計算,嘉興府1769年的性別比為138.3，1759年為156.5，1799年為136，1828年為131.4，其余縣府也大致類似。兒童性別比差別更大。1816年青浦與奉賢兩縣的幼兒性別比竟然分別為310和170.

這種在鄉民中普遍的行為，對講究人倫仁愛的儒家意識形態構成了嚴重挑戰，深為社會上層所忌。康熙和光緒皇帝都親自發出御旨加以嚴禁，各級政府也三令五申呼吁重視。

但司法懲罰卻很微弱。《大清律例》沒有規定專門的殺嬰罪，在實際辦案中多以「故殺子孫罪」論處，其刑罰不過，「杖六十，徙一年」，（杖共有五等，60板最輕），實際上對溺嬰幾乎沒有起到限制作用。

儒家士紳們想出的對策是設置專門撫養棄嬰的慈善機構——育嬰堂。相對於其它地區，江南地區育嬰事業圈的數量之多、密度之高，足以令人矚目。



· 清光緒年間嘉興桐鄉的《桐鄉縣育嬰堂單》，內容是某戶家庭怕兒子以後討不起老婆，從育嬰堂領養一個被遺棄的女嬰，養大後作為兒媳，即所謂「童養媳」

至康熙末年，全國至少有育嬰堂96所,江南占全國總數的29%。至乾隆年間,專門應對溺嬰棄嬰問題的育嬰堂在江浙各府縣的普及率已達62.5%。

至於墮胎和避孕，中醫藥的記載五花八門，但安全性和實際功效卻很難靠的住，因為藥物而死的女性不在少數，尤其是，貧困家庭未必有足夠的能力運用，否則也不會出現那麼普遍的溺嬰。

怎樣養活過剩人口

緩慢而不可阻擋的人口增長，讓江南的人均耕地日益減少，縱使江南的農民使勁渾身解數將農業資源發揮到了極致，在技術停滯的傳統中國，也無法再養活更多的人口。



· 來源：吳建華，《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

然而作為清朝最富庶的經濟區，這裡的人民依然享有全國最高的生活水准。

同治年間的一條筆記寫道，江南人「向在淮北，見舟人以豆餅和赤釉炊飯飽餐，且盛稱其滑美，南人則唯凶年偶取以濟饑，平時無食之者」。江南用豆餅喂豬，淮北用豆餅果腹，兩地生活水准差異相當明顯。

有學者根據20世紀初期的江南農民消費調查，估測18世紀江南農民消費水平，一個農民一天大概能消費大米（可能包含少量其他糧食）550—600克，各類蔬菜約350克，豬肉約10克，其他葷食約12克，食用油（植物油及豬油）約10克，糖約10克。



· 卜凱20世紀20年代中國各地農民家庭生活消費水平及結構調査（单位：元／户）

每天有肉吃，有油水，在前現代的中國並非易事，尤其考慮到江南還有全國最高的人口密度。這一切，都依賴於江南地區的工商業轉型。

轉型的第一步，是農業轉向多種經濟作物的集約化經營。

根據民國農業調查，江南太湖流域至少有43種特色農產，其中糧食僅3種，其余不少為明清時期就已在市場流通的高端商品，如吳縣洞庭太湖苑菜，湖州湖絲，洞庭碧螺春茶葉，陽澄湖大閘蟹，桐鄉的杭白菊茶菊等。

更重要的一步，則是轉向紡織業。

明清江南地區湧現了大量手工工場，大批雇用職業工人，吸收了江南農村和周邊地區的過剩勞動力。這一現象，曾以「資本主義萌芽」的命題引發持續數十年的爭議。

這些非農業人口又對商品化的糧食有著巨大的需求，而江南本地的農業結構已經轉型，反而需要購買外地商品糧。

於是，國內的遠距離大宗商品貿易在明清之際形成，且幾乎都以江南為中心。江南向全國各地輸出棉布與絲綢，輸入低附加值的糧食與手工業原料。

江南由此成為全國以至海外貿易的一大物資交流中心地區，形成生產—商品交換的良性循環。



· 江南的紡織業直到近代依然興盛

生產和貿易的發展，隨即帶動消費和服務行業的發展。在江南的城鎮，眾多的傳統的消費和服務行業因內部分工的擴大而不斷細分，形成多層次、大大小小的行幫業群。

正如今天一樣，消費服務行業是最能吸納就業的領域，而社會職業分工愈細，也更有能力吸納勞動力。

據《蘇州市志》統計，蘇州共有行業公所199個，最早的是元代元貞元年（1295年）的絲織業吳郡機業公所，其分化程度令人驚訝，連臘肉豆腐火腿都細分出自己的行業公所。



在工商業分工細化的大趨勢下，即使是「甲第起家，簪纓奕世」的江南望族們也紛紛下海經商。然而這個遲到的近代起步，不久就栽倒在歷史的進程裡。

撲街

隨著工商業轉型，江南地區逐漸看到了邁出馬爾薩斯陷阱的曙光。但這道僅能獨善其身的曙光，很快就被其他地區的人口危機所掐滅。

在廣袤中國的其他部分，過剩的人口對有限資源的爭奪日趨白熱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廣西。

道光年間，由粵東遷來的、因本地人先占而無法涉足平原豐腴土地的客家人，在人口壓力下開始離開貧瘠的山區，尋求更好的發展環境，與當地土著爭奪田宅水源，甚至墳地。

「來（客）土之爭」日益積累的矛盾，只待一絲火星就能夠燃起赤焰。它將燒遍大半個中國，並以江南的脂膏燃達到輝煌的頂點，順便將江南地區的過剩人口「解決」殆盡。



· 慘烈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江南損失了六成以上的人口。資料來源：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

參考文獻：

1. 黃敬斌《再論18世紀江南農民的消費》

2. 吳建華《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

3. 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

4.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

5. 王豐、李中清《兩種不同的節制性限制機制：皇族人口對婚內生育率的控制》

6. 侯楊方《明清江南地區兩個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

[靈猴]

大城市養孩子負擔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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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計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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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滅中共最合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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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栽培中共的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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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猴 寫道:

大城市養孩子負擔過重

是的 隨便報個輔導班就要幾萬幾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