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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自己做的選擇，就要勇於承擔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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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武漢的中國作家方方，今天2月23日繼續寫她的封城日記。方方談到前線報道疫情的記者說：離病毒最近的，除了醫護人員，正是這些記者。記者們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樣無畏無懼，卻在疫情前期選擇了緘默無語。這是件悲哀的事。話又說回，媒體人也可憐。可謂兩頭受氣。上面不要他們講真話，下面要求他們講真話。他們經常無從選擇。更多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聽上面的。既然如此，當下面的人罵他們時，他們大概也只能承擔。我一向認為，只要是自己做的選擇，自己就要勇於承擔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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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二湘的七維空間” 刊出方方2月23日的日記全文：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時候，家裡有一本書，名字就叫《大晴天》。內容說什麼，早已經忘光了。前陣以為梅花已都謝盡，不料，昨天突然發現，院子裡的紅梅正怒放著。而且沒有哪一年像今年這樣，開得如此明麗鮮艷，一種隆重的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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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正月已過。我們已經不再細數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靜地、抱以忍耐心地、盡可能平心靜氣地等待。不是等待拐點，而是等待何時可以出門。在我看，拐點來不來，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蹤難尋，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許正如雷神醫院王院長所說，拐點已經過去。畢竟，武漢最恐懼最悲慘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遠去。現在的疫情，盡管緩慢，盡管難熬，但總還是在向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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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們還沒有擺脫死亡的糾纏。今天早上，一位年輕的女醫生殉職，像前兩天去世的彭銀華醫生一樣，也只有29歲，她叫夏思思。扔下她兩歲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醫生離世，四十出頭而已，他叫黃文軍。歎息和哭泣。很多聲的歎息和哭泣。然後大家默然地轉發這些信息。這已是第幾位殉職的醫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說，體質差的人更容易被擊倒嗎？不是說，早期得不到治療，才容易轉成重症而導致死亡嗎？以29歲到40歲的他們，這兩種情況都不存在，為什麼扛不過去呢？帶著這種疑惑，我問醫生朋友。醫生朋友說，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礎病的，很容易死亡。醫護人員感染，的確會有很好的醫療條件。至於為什麼還會死亡，這跟個人體質的差異有關。每個人的敏感度不同。醫生朋友並沒有講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強調了他過去所說的：這個病毒很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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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看到消息說，一位97歲老人治愈出院，當時便想，醫護人員死亡率如此之高，會不會還存在別的可能？

今天在同學群裡，我大學時的小組長老楊對我和另一同學老夏進行了文字表揚。因為我們倆當年都是他的組員。老楊盡管京城當官，在我們這裡，他仍然只是小組長。大學同學多數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幾個六零後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學時的老夏，只十七八歲，一張娃娃臉，看上去更像十四五歲。不知什麼原因，從那時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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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夏是媒體人，畢業後就在媒體工作，一直到現在，從沒挪窩。老夏說，疫情爆發以來，整個報社就進入戰時狀態。記者都沖到了一線，哪裡有焦點，就沖到哪裡。除了做報道，還派有下沉社區的任務。他分管四個社區，嚴防死守，外加為居民服務，買菜買藥之類，真心不易。在我們所有同學中，老夏是唯一一個在疫情前線奔忙的人。他自己調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貢獻。老八舍，是我們當年在武大上學時居住的學生宿舍。有同學提議，把今年感動老八舍人物的稱號頒發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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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媒體人，據我所知，這次來武漢采訪疫情的記者，有三百來個。加上各大網站或自媒體記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們的四處奔走，細致訪問，勤奮寫稿，才讓我們得以足不出戶地閱讀到許多有現場感、又有深度的報道。有些調查記者，刨根問底，既不放過細節，也不放過關鍵的時間節點，由此也讓越來越多的症結和問題，呈現出來，更讓無數英雄人物和事件，為人所知。

其實在武漢，和當年的汶川地震現場還不一樣。這裡是傳染病疫區。你經常會不清楚哪裡有危險。你面對的受訪人，是不是一個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見。聽說，好多記者都很年輕，非常有職業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輕時也在電視台幹過，外出采訪有多勞累，有多麻煩，實在深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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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當尖銳，也讓我頗感刺痛。我要摘錄其中一段，留給自己反思。文中說：“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漢這些媒體的老總，有些官員固然有責任，難道你們就問心無愧嗎？和幾千萬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這麼重要嗎？你們經過長期的專業訓練，難道不知道這種病毒的危害？為什麼不敢抗爭一下，把真實的情況報道出來？”

話說得很重，但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應知道：具有基本常識，專業水准、外加職業精神的媒體領導還有嗎？長年的優汰劣勝，導致優秀的媒體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間拔長子，把媒體當官場用來混位置的人應該更多吧？他們當然不會冒天大之大不韙，在元月這個時間段裡去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麼，每個媒體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們眼裡是個零。他們只需對上司負責就可以了，因為他們的位置是上司決定的，跟人民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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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湖北或是武漢，勇敢的富有職業精神的記者，多的是。張歐亞不還爆喊了一聲換將嗎？只可惜，他的領導對這種聲音的敏感程度，遠遠超過對病毒的敏感。他們常常會第一時間處理喊出不同聲音的人，卻將病毒這惡魔全然不當回事。

離病毒最近的，除了醫護人員，正是這些記者。記者們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樣無畏無懼，卻在疫情前期選擇了緘默無語。這是件悲哀的事。話又說回，媒體人也可憐。可謂兩頭受氣。上面不要他們講真話，下面要求他們講真話。他們經常無從選擇。更多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聽上面的。既然如此，當下面的人罵他們時，他們大概也只能承擔。我一向認為，只要是自己做的選擇，自己就要勇於承擔選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