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國前駐華公使、尼克松訪華時美方首席翻譯傅立民】
我們美國人正在費盡心思地制造排外情緒。如今每天都有消息傳來，部分美國民眾間歇性的本土主義情緒爆發實在令人感到尷尬。當代美國人對這個世界本來一無所知，如今一些社交媒體和小報又讓我們的媒體空間裡充滿了針對美國以外世界的猜想、推測和虛幻的認識。上述不實的媒體言論大都指向中國，當然還有俄羅斯、伊朗和古巴等另外幾個“邪惡國家”，而且據說上述幾國的影響力最近都已進入委內瑞拉這個距美國南部海岸1600英裡之遙的蹩腳“社會主義國家”了。
美國前駐華公使、尼克松訪華時美方首席翻譯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其個人主頁發表了2019年6月13日在布朗大學外交政策協會百年紀念講座上的發言稿：《中美脫鉤及其影響》
委內瑞拉出美女，這是世人皆知的，然而除非我們的軍隊主動打過去，否則這個國家並沒有資格成為美國的敵人。不過，我們美國人最終還是在中國那裡找到了解藥，身患“敵人缺乏綜合症”（enemy deprivation syndrome）的美利堅軍工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es）終於還是有救了。
前蘇聯出人意料地舉手投降，這讓我們的軍工復合體不僅失去了對手，也失去了充裕的資金和良好的狀態。蘇聯雖然倒下了，可中國又頂上來了！真是感謝上帝，快把彈藥給我們吧！對了，還有錢，否則這點彈藥怎麼夠用呢？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莫斯科在與華盛頓之間的冷戰中意外出局並不能為我們預測美中對抗的結果提供任何可靠的參考。只和一個共產黨國家打過交道並不能說明你就了解了所有的共產黨國家。與俄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同，東亞的“市場列寧主義”卓有成效。中國不但沒有解體，反而持續不斷地在經濟和國家實力上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國在制定政策時，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確保美國國防預算（而非美國的公司、消費者和技術專家）能夠從中國崛起中獲益而已。
歐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曾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讓中國人嘗到了屈辱的滋味，雖然現在沒人能夠確定中國將以多快的速度或多穩的步伐崛起，但中國似乎注定會重新奪回它曾維系了數千年的主導權。這意味著美國已經保持了140年之久的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將落入中國人的手中。失去“第一”光環的美國將不得不與中國以及其他曾受西方壓迫的國家一道分享權力。
中國人的確做過一些令美國人反感的事，比如他們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一些做法。然而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斯蒂芬·韋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本月9號所說的那樣：“美國在過去一年裡出現的反華浪潮，更多地是由美國人自身的焦慮情緒，而不是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導致的”（the anti-China turn of the past year has been triggered more by American anxieties than by Chinese actions）。退一步說，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對美國恐華症爆發所起的作用，至少與中國“不良行為”所起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
在美國，富裕的精英階層執掌著能夠左右美國經濟命脈的銀行和大公司，而許多美國人感覺自己一直在受到那些精英的輕侮。當前美國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陷入停滯，財富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民眾生活水平不見提高甚至出現了下滑，企業高管和金融精英們中飽私囊，此類現象讓來自不同種族背景的美國人痛恨不已。他們指責那些精英把收入不錯的制造業工業崗位轉移到了海外。
尤其讓歐洲裔的美國中下階層民眾感到不安的是，近些年出現的美國領導人常常不再能夠代表他們，這讓他們嘗到了在社會上淪為邊緣群體的滋味。美國的政治正確致力於保護形形色色的美國人免遭無心冒犯，然而政治正確唯獨沒有照顧到社會中下階層和他們的想法，這些人甚至在當下的政治正確中遭到了貶低，這一切讓他們怒火中燒。
此外他們還很容易受到輿論的蠱惑，認為自己的痛苦是只顧私利的美國公司與中國勾結造成的結果。把一切責任推都給中國的確有助於緩和他們的負面情緒。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美國國內問題重重，再加上國際威望日益下降，這些都對美國民眾的心理造成了嚴重的壓力。當下這種情況是對美國人的韌性、務實精神和意志力的一場考驗（a test of American resilience,realism,and willpower）。我們知道，我們必須改革和調整稅收政策、投資政策、勞資關系和教育政策來使這個國家振作起來。
有些人沒有選擇應對現狀，而是選擇了反抗現狀，他們堅持認為這種挑戰是對美國的威脅。他們認為中國一定十分渴望能像美國二戰結束以來那樣去主宰這個世界（they imagine that China must lo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since World War II）。然而當你花時間去聽一聽中國人在他們自己內部談論他們的抱負時，你會發現他們想要的僅僅是讓曾經看不起他們的外國人能夠給予起碼的一點禮貌和尊重。他們希望能像自己的祖先那樣在世界上享受到尊嚴，他們希望能在國內和平穩定的環境中發展起來並成為一個發達的國家。
美國人在應對這種要求時遇到的困難在於，中國已經變得足夠富裕和強大，不再向美國麾下的區域勢力和全球霸權低頭。中國人不再一味地委曲求全來作為換取獨立自主的代價。美國似乎鐵了心要維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是通過改正自身的問題，而是通過給中國下絆子、使其受到遏制（not by correcting its own deficiencies – but by tripping up and immobilizing China），但是這份偏執和自滿是無濟於事的。美國一面在要求中國更加開放的同時，自己卻日益走向封閉。
這種變化可不是什麼好兆頭。無論是美國放過中國，還是美國通過削弱中國來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導地位，這兩者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試圖打倒中國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國經濟，而不會阻止中國的前進。那麼，未來的美中關系會是什麼樣呢？
首先，我要對傑裡米·豪夫特（Jeremy R. Haft，美國企業家、暢銷書作家、學者、對華貿易事務媒體評論員——觀察者網注）2019年為“偉大決策”（Great Decisions）計劃所寫文章中提到的關鍵一點表示贊同。他指出，一個國家的GDP規模實際上與其國際競爭力沒有什麼相關性。GDP完全沒有反映出經濟活動的國際分工。如果我們把挖溝工人或喜歡推諉扯皮的金融精英創造出來的GDP，與鋼鐵工人或諾貝爾獎得主為一個國家創造的財富混為一談，那麼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會被我們忽視掉。與GDP有關的數字可以讓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有多大，或者該國經濟增長得有多快，然而知道兩個國家的GDP規模並不能幫我們預測到它們之間最終的競爭結果。
雖然不能說經濟總量是無關緊要的，不過一個國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決定經濟總量能發揮怎樣作用的關鍵因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試圖削弱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時，其GDP規模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然而日本卻牽制了美國將近四年，最終因無力抵御美國的核攻擊才宣告投降。
因此，無論是按名義匯率計算還是按購買力平價標准計算，比較美中兩國的GDP數字並沒有切中問題的關鍵（comparisons of gross economic indicator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re mostly beside the point）：中國的工業產值現在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1.5倍，比美國、德國、韓國三國加在一起的總和還多，這一點才是更加重要的。
此外，在中國從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工作的勞動力已經占到了全世界同類勞動力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8倍，增長速度也是美國的3倍以上，這一點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與美國和無人同情的前蘇聯不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沒有充當救世主的欲望，這甚至可能會成為它的一大優勢。如果有其他國家試圖模仿中國的制度，中國人自然覺得高興，然而實際上中國人並不是很在意其他國家如何管理自己的社會。中國在其國內施行的是一黨執政的制度。盡管美國的意識形態旗手宣稱中國在海外推廣專制、反對民主，但其實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在冷戰結束後秩序混亂的新世界裡，意識形態聯盟是非常不堪一擊的。一國制度的受歡迎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該制度是否能給人民帶來有效的政府領導力、繁榮的經濟和穩定的社會（the appeal of systems of government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on how well they deliver effective leadership, prosperity, and domestic tranquility to those they govern）。你無法再去強迫某個國家向一個超級大國效忠。各國可以自由選擇國際伙伴和競爭對手，並就事論事地與伙伴和對手打交道。
中國的財富和實力與日俱增，鄰國們無不擔憂這會在多大程度上迫使自己臣服於中國，然而沒有一個國家擔心自己會受到中國的侵略。盡管美國費勁心思地去設想東亞海域出現一個類似富爾達缺口（冷戰期間，富爾達這座城市靠近東德和西德的分界線，人們因此將該地的一處山谷命名為“富爾達缺口”。美國認為，若華約與北約爆發戰爭的話，那麼富爾達缺口是最有可能遭受蘇聯軍隊進攻的一處地點——觀察者網注）的地方，但實際上東亞並不存在“富爾達缺口”。
一些美國人兜售的那套過分誇大的“中國威脅論”在國內比在國外更加受到歡迎。即使在那些早就對中國有戒備心理的國家，美國的這套說辭也沒有產生很強的吸引力，也許是因為那些國家看不到迫於美國壓力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隊能為自己帶來什麼好處，反而很可能損失巨大。
中國是其所有鄰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正在成為這些國家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投資目的地。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近在咫尺，而且永遠也不會離開。這些國家並不想向中國挑起事端，他們也不會站在美國的陣營裡。
中國對一些分布在東海和南海的島嶼、礁石和島礁（islets,rocks,and reefs）的主權提出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聲索。由於冷戰期間中國受美國的牽制，導致其他宣稱擁有主權的國家占領了大部分島礁。30年前，中國終於拿回了少數幾塊其他聲索國沒有占領的土地。
中國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周邊建立據點來捍衛主權，對這些國家而言，把中國趕出去不是他們的目標。盡管同美國海軍在堡壘周圍劃定領海基線方面有分歧，中國並未威脅到南海自由的商貿航行。畢竟，通過該海域三分之二的船舶的目的地是中國港口。要不是美國媒體利用失之偏頗的言論來混淆視聽，其實這都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實（it’s hard to ignore these facts unless the prejudicial narratives of the American media miasma prevent one from seeing them）。中國目前並沒有向鄰國索要什麼，只是以禮相待，互相開放貿易和投資，嚴防那些國家伙同第三方做出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無論中國的鄰國是否是美國的歷史盟友，他們都沒有采納當前美國孤立中國的方案。他們之所以尋求獲得美國的支持，目的不是為了與中國對抗，而是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尋求與中國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的、可持續的和解狀態。
這種目標上的不一致，就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政府排斥中國的行動迄今對中國的損害還不如對美國與盟友和國際伙伴之間的關系損害大。這些行動非但沒有遏制中國的影響力，反而削弱了美國的領導地位。
在雙邊層面上，當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已經讓中國經濟付出了代價。中國的反擊對美國也造成了同樣的影響。等待美國零售企業和消費者的是逐步升級的沖擊。特朗普貿易戰的短期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它的長期影響又是什麼呢？
首先，當前的供應鏈和貿易模式正在受到永久性損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國生產商為了避免美國關稅而轉投東南亞、東非和拉丁美洲的時候，他們提升了中國在價值鏈上的地位。與此同時，加大對其他國家的生產投資促進了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農業當前獲得了蓬勃發展，這都是以犧牲美國農民利益為代價換來的結果。
美國已然向中國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善變的、不可靠的貿易伙伴。這使得中國人有充分的理由去購買其他國家的產品。中國曾經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華盛頓在試圖限制中國資本流入美國之時也在破壞自己的對華出口。
由於中國公司不能將他們從賣給美國的商品和服務中賺來的美元在美國進行再投資，中國政府一直用這些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中國用這種方式補貼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因此，中國企業在美國基礎設施、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投資本可以創造就業和出口，但現在卻被動地為美國財政的揮霍買單。目前美中轉為敵對態度使得這種共生關系陷入了危機。如果像某些人預測的那樣，中國將成為一個淨資本流入國而不是流出國，這將使其成為美國在全球債務銷售方面的競爭對手。
撇開中國為美國預算赤字融資不談，以日本為例，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阻止中國投資美國私營企業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哪些機會成本。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公司在美國投資面臨著與中國相似的困境，不過當時並沒有現在這麼嚴重。與中國的情況一樣，那些反對日本投資的人是基於一些莫須有的國家安全考慮。但是，在日本流入美國的資金減少之前，日本為美國創造了70萬個工作崗位，並在美國建立了許多工廠，每年為美國創造了超過600億美元的出口額。現在由於行政命令和國會法案的出台，本可以發揮同樣作用的中國資金正被導向其他地方。美國的損失成全了他人坐收漁翁之利。
不難推測出中國公司無法投資美國會對美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長期以來，美國每年吸引了大約全球15%的對外直接投資（FDI）。15年前，中國的對美投資也差不多占了其對外投資總額的15%。但是，隨著華盛頓提高了中國參與美國經濟的門檻，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左右。同期，中國對歐洲的投資已經上升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0%多。
如果我們沒有禁止中國公司投資美國，這些中國公司每年將會拿出800億美元用來投資美國的私營企業，這將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如今中國不再將儲蓄交給我們，我們美國人也就得不到這筆錢。如此一來我們就只能指望美國自身儲蓄率的提高了。
特朗普-彭斯式的仇外心理也提醒我們，科學技術的進步需要各國之間加強合作，沒有國家能夠閉門造車。在美國，我們每年大約有65萬從事科學和工程專業的學生畢業，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外國人。在某些學科，如工程學和計算機科學，外國學生獲得了美國新頒發學位的一半。在人工智能領域，這個比例是60%。美國近三分之一的外國學生來自中國。如果我們像特朗普-彭斯政府威脅的那樣排擠中國人，那麼中國人就不會來到美國與我們一起工作。
如今，中國每年有180萬畢業生從事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工作。中國在這些領域授予的博士學位數量即將超過我們。從2016年到2017年，中國的知識產權價值增長了19%，而美國僅增長了10%。目前誰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是顯而易見的。
到2025年，中國所擁有的熟練技術工人的數量預計將超過經合組織（OECD）所有成員國的總和。通過與中國的脫鉤，我們美國人正在疏遠這個世界上科學家、技術專家、工程師和數學家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支出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切斷美國與中國的科技交流與其說會阻礙中國的進步，倒不如說似乎更將損害美國的創新力（cut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f fro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tercourse with China seems more likely to disadvantage American innovation than to retard Chinese progress）。
中美關系脫鉤是特朗普政府一手策劃的，其潛在影響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以外還有很多。最後，我將簡要地再闡述一些此類內容以供大家思考：
1. 我們目前在中國南海問題上無異於同中國玩誰是懦夫的游戲。在美方的支持下，日本正在中國東海的釣魚島發起同樣的挑釁行動。我們距離與中國爆發海戰只有一步之遙。如果戰爭爆發，這將是我們自1945年以來的第一次海上沖突，也是我們第一次與擁核國家發生沖突。
2. 中國內戰1950年因美國第七艦隊駛進台灣海峽而宣告停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內戰已經結束。現在我們的政策似乎正促使台灣的一些政客認為他們手持一張空白支票，隨時能重新發動內戰。與此同時，我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話機制和我們在冷戰時期與蘇聯軍隊的對話機制無法相比。我們目前還沒有制定華盛頓與北京的危機管控機制。我們對中國的政治軍事戰略無非就是希望不要卷入戰爭。
3. 我們正與北京展開軍備競賽。中國最近測試了航母殺手彈道導彈、電磁炮、高超音速滑翔彈頭、量子衛星通信系統、反隱身雷達以及射程空前的遠程反艦導彈和空地導彈等等，其中一些武器已經部署。我們未必能夠在這樣一場軍備競賽中取勝。
4. 同時，我們在太空領域與中國之間的競爭也已經開始。到目前為止，我們是龜兔賽跑中的兔子，中國是那只烏龜。當我們夢想著在火星上進行華麗的冒險時，中國正在為開采月球和一些小行星上的資源有條不紊地做著准備，以便能夠在地球和月球之間引力平衡的拉格朗日點建造駐留地和工廠（China is methodically laying a basis for the mining of the moon and asteroids to build habitats and factories at the LaGrange points – gravitationally stable parking plac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5. 我們正試圖摧毀中國大型科技企業，比如華為，我們希望將其排除在全球5G網絡之外。但是，即便美國不再對其提供一些技術支持，中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國際市場也亟需物美價廉的設備，借此契機，中國的科技巨頭將有能力在美國境外主宰這個世界。
6. 中國原本想利用國家管理的局域網來分割美國管控的全球互聯網世界，美國並不想互聯網世界遭到分割。然而多虧了美國的民族主義和對網絡安全隱私的偏執，北京現在實現了他的目的，數字世界正在遭到不同網絡主權的分割。
特朗普總統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像他承諾的那樣，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到目前為止，他沒有達成交易，而是破壞了交易；他沒有擴大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反而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我贊同互通有無的自由貿易觀點，不要想著什麼都自己造。但沒有人能否認，總統和他的幕僚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他所接手的這個世界。許多外國人現在都認為美國是一個流氓超級大國（a rogue superpower），我們正在摧毀前幾代美國人辛辛苦苦創造的世界秩序。美中關系的脫鉤是造成全球政治和科技動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它絕非唯一的原因。
幾十年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e Nye）指出，如果美國將中國視為敵人，那麼中國就會變成美國的敵人。現在事實證明他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歡迎來到21世紀，在這個世紀裡，全球治理的工具正越來越多地從美國手中流失，大國之間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美國的同盟正在瓦解，美國爭取其他國家合作的能力正在下降。而且，盡管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但美國並不具備明確的策略來遏制或扭轉這一趨勢繼續向前發展。
所有這些對美國人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比如不經審慎的戰略思考，半夜荷爾蒙發作以推特治國；國家交往過程中不權衡雙方的利害，而是依靠軍事打壓、貿易制裁以及提出蠻橫無理的要求來達成目的；對外協商的過程中沒有禮貌可言，盡是威脅、侮辱和謾罵的語氣。這些手段並沒有取得任何效果。
中國是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崛起中大國，美國最大的失敗在於沒有處理好與中國的關系。我們並沒有說服中國為了共同利益改變自身令人不快的政策和做法，我們所做的一切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兩國之間的友誼正在遭到敵意的蠶食。
為了能夠有效地與中國這樣的崛起中大國以及俄羅斯這樣的實力恢復中的國家競爭，為了能夠帶著我們國家一直以來所體現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去競爭，我們不僅必須修正我們的外交政策，我們還必須修正現在正在分裂我們、削弱我們的國內政策。歷史證明，我們的憲政民主可以保障變革有序地進行。為了調動美國人民的巨大的才能和精力來應對我國目前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適應新的國內現實和國際現實。我們曾經做到過，我們現在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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