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受沖擊，小兒子兩次無端遭逮捕；有人誣陷董老家中藏手槍；虎落平川被犬欺——小保姆封了副主席的“健身房”。
1966年，“文革”動亂時，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接受外國駐華使節遞交國書等活動外，極少出頭露面。他早已賦閒在家，以書法和詩詞等自娛，過著含飴弄孫，極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輕易放過他。
董老德高望重，為人厚道謙和，一生不爭名利。按說，他沒有跟誰結下什麼冤仇。此時，他雖在黨內外只是一些榮譽職務，並無實際權力可奪，但老人家威望高、影響大，這，仍使“四人幫”一伙人不放心。他們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辮子，一時無計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這一毒計。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董老的女兒突然接到在廣州陪伴父親休養的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說，爸爸剛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兒子到公安部門去投案自首。沒有人向他解釋為什麼，爸爸也沒有問為什麼。媽媽在電話中囑咐女兒說：一定要聽話，去吧。女兒盡管滿腹狐疑，還是按爸爸媽媽電話中的囑咐，老老實實地按中央指示去辦。
第二天早上，她帶著弟弟騎著自行車，也沒有帶洗換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門，直奔北京革命歷史博物館東側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門口，找不到接待他們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邊去看看吧。”弟弟提議道。
“你們怎麼也來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過的警衛戰士認出了他們，問道。
“中央叫我弟弟來投案。”
那人吃驚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點點頭。當公安局的人向他們了解到他們沒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裡的電話機也沒有撤掉，電話號碼也未變，這都表明董必武沒有被打倒，也沒有受處分後，接待的人對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於是，她只得將媽媽打來長途電話的內容向他敘說了一遍。那人聽後覺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個年長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領進了屋子。
“談問題吧！”那人說。
“我參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線索，某軍隊提供了汽車、公安部派出人員保衛革命小將的打擊流氓活動；參與了在‘中央文革’指點下的‘毛澤東“紅衛兵”’抄砸民主黨派辦公室的行動……”
董老的小兒子邊回憶邊檢討自己從“文革”以來的“違法行為”。
“就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聽後有些生氣地問。
“就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麼，誰讓你們來的？”他感到奇怪地問。
董老的女兒只好將媽媽從外地打來長途電話的情形又復述了一遍。
“好吧，就這樣。你們回去吧！”最後，公安局的這位同志明確地說道。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兩人回家後立刻給老父母打電話，向他們詳細稟告。母親聽後很高興，但父親又來電話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兒又對他說了經過情況。
“把投案的過程，報告總理值班室備案。”董老再次讓秘書打長途電話給家裡，鄭重地囑咐孩子們。
原來以為這天方夜譚式的故事，到此便結束了。哪裡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董老小兒子立即帶上生活用品去投案報到！就這樣，他的小兒子稀裡糊塗地被關進了公安局。
關到這一年年底，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這一批專門從監獄裡提出來的、曾經是“紅衛兵”小將的年輕人，向他們進行了“教育”，實施了“寬大”政策，釋放了這些可憐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兒子。他，只是一個中學生。事實上，這些年輕人恰恰就是曾經被江青他們利用過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惡！可恨！可悲！可歎！
董必武的小兒子一心想當兵，幾經周折後，1968年4月初，廣州軍區同意接受。可是，令他們驚愕不已的事情再次發生了。
寒假期間，他們姐弟去廣州與父母親一起歡度春節，共享天倫之樂。節後，他們乘火車返回北京。列車抵達北京，進站停靠穩當，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車，很快進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車站來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點不對頭：他們見到弟弟被兩個穿便衣的人夾在中間踉蹌著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舉起自己手上冰冷無情而沉重的手銬晃了一下。那兩個人將他推揉著塞進了一輛預先停在車站的小轎車裡開走了。
這一次，孩子們親眼目睹了這嚴酷的一幕。大家眼睜睜地看著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麼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沒有乘公共汽車，彼此一路無話，默默地從北京車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為什麼要抓我們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華民族，這個泱泱大國，“法”在哪兒？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黃昏時分，董必武那無端受鐵窗之苦的小兒子又一次被釋放。他拖著疲憊的身軀，邁著沉重的腳步走進了家門。進屋後，他把監獄裡用過的東西扔到房間角落裡之後，走進父親的辦公室叫了一聲“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麼話也說不下去了……
“回來了？！坐吧。”老人聽到兒子的聲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帶苦澀的笑容跟孩子說。可兒子憋在肚子裡的話還是說不出來，他走過去坐在父親身旁的沙發上。
父子二人相視了一會兒後，父親問兒子為什麼被抓進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來的事情。
可是，這所發生的一切，正是兒子想從父親這裡弄個明白的。
至此，兒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後在監獄裡關了半年時間，像父親這樣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無法想象，可見，江青一伙兩次把他抓進去又放出來，這種卑劣的做法，確實是沖著父親來的。
“他是代我受過啊！”正如父親曾對姐姐說過的話。
為了不讓老人傷感，孩子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有言盡在不言中，靜靜地坐了一會兒。就這樣，他將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裡，噙著眼淚站起身來默默地離開了父親的辦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從中央開完會一回到家，便神情緊張地把女兒叫進他的辦公室（通常，孩子們是不進他辦公室的）。
“是不是賀老總給過你一把手槍？”老人急切地問女兒。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魎張狂的時代。董老的女兒亦深知自己的父親正處在風口浪尖上。她聽老父親一說“手槍”兩個字，心裡便一愣神，令她發懵，也發呆。此時，父親怎麼會提起手槍來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說起這件事情來可有年頭了，她差不多早已忘記了。
50年代初，夏季的一個星期天，董必武大兒子約了葉劍英和其他家的幾個孩子與妹妹一起去看望賀老總，賀老總愉快地接待了孩子們。那些男孩子紛紛向賀老總提出要鳥槍。賀老總戎馬生涯，馳騁疆場大半生，最喜愛的就是槍。現在聽到年輕人向他要槍，他身為國家體委主任，射擊運動歸他管，他感到年輕人喜歡槍，對射擊運動是好事，也就滿足了小伙子們的要求。
“給你什麼呢？也是槍，好不好啊？”賀老總給男孩子們發了槍，他笑著看看董老的這個小女兒這麼問。
“好、好、好！”女孩子高興地回答說。
“去把那支小手槍給女娃娃拿來。”賀老總吩咐身邊的人。
那人取來了一支小巧的手槍和四發子彈。這把槍就跟玩具一樣，槍雖然珵亮，但棱角處的烤藍已隨歲月流逝而磨損了許多。女兒興奮地把槍拿回家給媽媽看過後，便珍愛地收藏了起來。直到此刻，父親向她提起手槍之事才想起來，向年邁的父親如實稟告：董老聽完女兒的這一番敘述後，精神很快松弛了下來。
原來，關於手槍的事已驚動了周總理。
一次開完會，總理留住董老問：“你女兒在北京嗎？”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說，你女兒最近從葉向真（葉劍英女兒）那兒接受了一支小手槍，槍是賀龍的。那人還說，賀龍借到懷仁堂開會的機會，到你女兒那裡去拿槍，來暗殺主席！”周總理繼續跟董老說。
董必武女兒聽父親這麼一說，覺得那幫人實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時，她亦感到事情十分嚴重，難怪提到手槍之事便神色不安，他們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她心中不禁惶恐起來。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過標榜革命的“四人幫”，不久前剛遭囚禁。現在，看樣子又有新的災禍要降臨到自己頭上來了。誰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兒呢？！
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啊！
後來，董老的女兒按照父親的囑咐，立刻和母親一起翻箱倒櫃地把心愛的、如今給她帶來驚恐的小手槍找出來，交給了警衛局的一個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槍看了又看，使勁地拉槍栓，就是拉不開，原來槍栓早就銹住了。
“這支槍根本沒法用了。”警衛局的那個人說。
“你說沒法用，人家說是有人要用它謀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槍，回家向老父親復命，好讓他老人家放心。
俗話說“虎落平川被犬欺”，還真是如此。好事輪不到一樁，禍害不斷地降臨到董老家。
“文革”前幾年，董老喜愛乒乓球活動，大家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掃了一間汽車庫，安放了一張乒乓球桌子，權當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員常陪他揮動球拍練幾下，老人家借此鍛煉身體。所以，他管乒乓球叫“衛生球”。
1966年，“文革”動亂那陣子，董老僅有的這一點愛好，即打乒乓球活動，也無端地被迫取消。
那間由舊汽車庫改造的“健身房”，被紅極一時的權勢者陳伯達家的一個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條把門釘死。從此，老人家只得放棄心愛的乒乓球活動。
董必武於1953年遷居中南海，為的是辦公與開會都方便，可節約途中往返坐汽車的汽油和時間。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醫生時，他家住在中南海懷仁堂東側一個四合院裡。他家後院是王稼祥（時任中聯部副部長），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經過上面這許多變故以後，董老決定搬出中南海，遷到六部口臨近的一個院子裡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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