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霸退學後發傳單做服務員 也開心
叛逆和和解
以前讀高中時，蔣逸雯總在課上讀課外書，像避難一樣逃進張愛玲、海子、泰戈爾的世界。張愛玲能讓她看到“痛苦生活裡的一點美”，海子和泰戈爾是她的兩個極端，代表絕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還有很多不能適應應試教育的孩子逃向藝術。在衡水中學，一個經歷了休學、復學糾纏的女生最終在大學選擇了“藝術教育”專業，她說，她在藝術裡才學會了認識自我、接納自我。
退學、去香格裡拉、做獨立服裝設計師，大家都覺得蔣逸雯是個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愛，需要一種穩定的東西。”很多人為了她的未來著急，詹敏有同事會覺得，在蔣逸雯身上“還沒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這位蔣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說，“這幾年雖然她沒幹什麼實際的事，卻是很有意義的一段時間。”
最近兩年，蔣逸雯發現自己不再那麼愛寫作了。小時候她有強烈的成功渴望，總覺得自己長大了“會是個名人”，她覺得自己從小就早熟，“一切應該都會比別人來得更早一些”。但這兩年，蔣逸雯接納了自己是個普通人。
她和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有人很驚訝，因為男朋友看上去“不愛玩”，是個安分的人。但蔣逸雯和他在一起3年，感情穩定。男友是外賣員，他們住在一年2000多元租金的公租房裡。蔣逸雯熱衷於布置這個家，設計縫制了門簾、垂布，房間裡五顏六色，她甚至給冰櫃加上了一個好看的罩子。
2021年年初，她作為模特拍了一組成衣照片，她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一雙丹鳳眼，一對銀色圓形大耳環、一頭長卷發。她穿著自己設計的深褐色絲絨材質的少數民族特色西裝，站在香格裡拉牧場。1月，牧場一片光禿的黃褐色，圍欄內依稀可見牛羊。她的設計風格從“街頭一點、酷一點”走向更沉穩的方向，越來越偏愛厚實的布料，“也體現了我這幾年性格的變化”。
詹敏在反思對女兒的教育，“過分強調獨立”，讓女兒感覺自己不被愛。詹敏說，自己是個回避型的人，在打擊教育中長大，不擅長建立親密關系，女兒8歲時總黏她，但她會嫌煩，總甩開。現在想到這些她很心痛。教育是她的工作，她不斷在學習和糾正自己。
蔣逸雯拋棄了傳統學校，幾年過去，當時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時曾說，“學校的制度是理念和現實的平衡。”他想說理念不一定能完全落地。
做了半輩子基礎教育資助，沒有人比詹敏更懂得學校的意義。她知道，對於大多農村貧困孩子來說，多上一年的學，“不是簡單知識量的疊加，而是學習能力幾何式地增長。”初中畢業生和高中畢業，哪怕一樣去工廠打工，後者抽象能力更強，就更容易進入管理層。她見到過太多貧困山區兒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故事。
但詹敏也看到另一重矛盾。2010年之後，她發現經濟不再是農村孩子教育中最大的問題。以前學校推薦的貧困學生，在走訪核實中幾乎百分百能被認定為貧困，但現在，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以往他們會在學校組成“麥田班”，但現在這樣的班級建立起來難了，人數湊不夠。詹敏覺得，教育不公平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即教育內容的不公平。在城市進行的教育創新如火如荼，游學營、實踐課很多，鄉村學校卻保留著最傳統、最應試教育思維的教育方式。“小鎮做題家”“鳳凰男”，這些標簽都是對這些孩子的一種傷害。
2021年，詹敏從麥田教育基金會離職，想做教育內容上的創新。她來到雲南一所鄉村中學，在初中一年級做了半年的創新課程。教學生學習方法、自我認知，還設計了“真人圖書館”課程，邀請幾位老師講自己怎樣生活，怎麼接納自己，其中有作家、公益人士、辭職旅行的教師。
在課上，她讓學生自由書寫，看到一個女孩憤怒地在紙上狠狠劃拉。收上來後，第一頁看不清，第二頁寫著對老師的辱罵——曾有位老師冤枉了她。這個女孩家庭情況特殊，這次被冤枉的經歷讓她更難和人相處，會踩別的同學書包。詹敏收到那份作業，什麼也沒說，只是在上面寫“老師也曾經被人冤枉過，能體會到那種很憤怒的感覺”。後來，她看到那個女生一次不小心把同學的水杯撞倒，默默對著水杯說了聲“對不起”。
詹敏讓他們寫夢想。收到的答案有“上清華大學”“讓父母過上好生活”“把教養刻在骨子裡”。有學生問詹敏：“老師，你為什麼這麼寵我們？”詹敏說：“世界上就是有無緣無故的愛，不因為你學習好，也不因為你長得漂亮，就因為你是你。”
“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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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讀高中時，蔣逸雯總在課上讀課外書，像避難一樣逃進張愛玲、海子、泰戈爾的世界。張愛玲能讓她看到“痛苦生活裡的一點美”，海子和泰戈爾是她的兩個極端，代表絕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還有很多不能適應應試教育的孩子逃向藝術。在衡水中學，一個經歷了休學、復學糾纏的女生最終在大學選擇了“藝術教育”專業，她說，她在藝術裡才學會了認識自我、接納自我。
退學、去香格裡拉、做獨立服裝設計師，大家都覺得蔣逸雯是個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愛，需要一種穩定的東西。”很多人為了她的未來著急，詹敏有同事會覺得，在蔣逸雯身上“還沒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這位蔣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說，“這幾年雖然她沒幹什麼實際的事，卻是很有意義的一段時間。”
最近兩年，蔣逸雯發現自己不再那麼愛寫作了。小時候她有強烈的成功渴望，總覺得自己長大了“會是個名人”，她覺得自己從小就早熟，“一切應該都會比別人來得更早一些”。但這兩年，蔣逸雯接納了自己是個普通人。
她和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有人很驚訝，因為男朋友看上去“不愛玩”，是個安分的人。但蔣逸雯和他在一起3年，感情穩定。男友是外賣員，他們住在一年2000多元租金的公租房裡。蔣逸雯熱衷於布置這個家，設計縫制了門簾、垂布，房間裡五顏六色，她甚至給冰櫃加上了一個好看的罩子。
2021年年初，她作為模特拍了一組成衣照片，她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一雙丹鳳眼，一對銀色圓形大耳環、一頭長卷發。她穿著自己設計的深褐色絲絨材質的少數民族特色西裝，站在香格裡拉牧場。1月，牧場一片光禿的黃褐色，圍欄內依稀可見牛羊。她的設計風格從“街頭一點、酷一點”走向更沉穩的方向，越來越偏愛厚實的布料，“也體現了我這幾年性格的變化”。
詹敏在反思對女兒的教育，“過分強調獨立”，讓女兒感覺自己不被愛。詹敏說，自己是個回避型的人，在打擊教育中長大，不擅長建立親密關系，女兒8歲時總黏她，但她會嫌煩，總甩開。現在想到這些她很心痛。教育是她的工作，她不斷在學習和糾正自己。
蔣逸雯拋棄了傳統學校，幾年過去，當時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時曾說，“學校的制度是理念和現實的平衡。”他想說理念不一定能完全落地。
做了半輩子基礎教育資助，沒有人比詹敏更懂得學校的意義。她知道，對於大多農村貧困孩子來說，多上一年的學，“不是簡單知識量的疊加，而是學習能力幾何式地增長。”初中畢業生和高中畢業，哪怕一樣去工廠打工，後者抽象能力更強，就更容易進入管理層。她見到過太多貧困山區兒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故事。
但詹敏也看到另一重矛盾。2010年之後，她發現經濟不再是農村孩子教育中最大的問題。以前學校推薦的貧困學生，在走訪核實中幾乎百分百能被認定為貧困，但現在，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以往他們會在學校組成“麥田班”，但現在這樣的班級建立起來難了，人數湊不夠。詹敏覺得，教育不公平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即教育內容的不公平。在城市進行的教育創新如火如荼，游學營、實踐課很多，鄉村學校卻保留著最傳統、最應試教育思維的教育方式。“小鎮做題家”“鳳凰男”，這些標簽都是對這些孩子的一種傷害。
2021年，詹敏從麥田教育基金會離職，想做教育內容上的創新。她來到雲南一所鄉村中學，在初中一年級做了半年的創新課程。教學生學習方法、自我認知，還設計了“真人圖書館”課程，邀請幾位老師講自己怎樣生活，怎麼接納自己，其中有作家、公益人士、辭職旅行的教師。
在課上，她讓學生自由書寫，看到一個女孩憤怒地在紙上狠狠劃拉。收上來後，第一頁看不清，第二頁寫著對老師的辱罵——曾有位老師冤枉了她。這個女孩家庭情況特殊，這次被冤枉的經歷讓她更難和人相處，會踩別的同學書包。詹敏收到那份作業，什麼也沒說，只是在上面寫“老師也曾經被人冤枉過，能體會到那種很憤怒的感覺”。後來，她看到那個女生一次不小心把同學的水杯撞倒，默默對著水杯說了聲“對不起”。
詹敏讓他們寫夢想。收到的答案有“上清華大學”“讓父母過上好生活”“把教養刻在骨子裡”。有學生問詹敏：“老師，你為什麼這麼寵我們？”詹敏說：“世界上就是有無緣無故的愛，不因為你學習好，也不因為你長得漂亮，就因為你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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