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迟暮宋先科，一生都在发声(图)
宋先科说起那些年在北大的经历，如数家珍，会有些许作为北大人“与有荣焉”的那种得意。
宋先科一直念念不忘龚祥瑞对他的影响。龚祥瑞是钱端升门下三杰之一，40年代公派留学英国，回国后命运多舛，历经各项政治运动，后来在北大任教，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当代很多重要法学和政界人士都出在他门下，其中就包括……龚祥瑞逝世后，宋先科也写了悼念文章。
宋先科记忆力超强，他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或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典论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激情燃烧的知识人模样。
可以想见，那些求学和教育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选择。
宋先科北大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某地司法局，不过他很快因为参与当年的一些民间活动（本文显然不便展开），而身陷囹圄。多年之后，我问他，在里面感受如何，他回答了一句：那不是人过的生活。
不过由于这段经历，在和人交往的时候，老宋的警惕性就很高，甚至有点神经过敏，有数个场合，我注意到，在交流几句话之后，老宋会借口有事提前离开，事后他和我说，某某某很可能身份特殊，不可信任。老宋这些疑神疑鬼的反应，也影响了一些朋友对他的观感和评价。我有时候也会想，一个人在非人的地方熬过两年之后，多少会遗留下很多心理创伤，对于一些人和事，会过分敏感，其实也难以避免。
3.
从里面出来之后，宋先科自觉在湖南呆不下去，而他很多校友都在广东发展，大约在1996年前后，宋先科到了深圳，他先是做律师，（这次在溆浦他病床边，我才知道老宋1988年就考出了律师资格），但他的律师生涯显然并不成功。宋先科成天思考宏大话题，对法律条文似乎缺乏钻研的兴趣，他和人打交道时候缺乏回旋能力，他更不会和官府勾兑，综合这些因素，显然很难帮客户打赢官司。我曾经听他谈过一些案子，他认为他的身份限制了他发挥的空间，当然宋先科对法律本身缺乏信心，他认为法律并没有什么作用。
宋先科后来转战广州，因为在广州，他似乎能找到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当时在媒体圈里叱咤风云的诸多北大校友，那种融入其中的兴奋感对他来说，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印象中，宋先科曾经用苍凉笔调写过一文章《广州火车站》，描绘那个年代广州火车站的混乱无序，刻画出社会底层的困顿画像。这篇文章曾经在天涯社区反复转发，不过如今我却怎么都搜索不到这篇文章。
宋先科做过的最高光的一件事，或许是推动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
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官方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谓XX新政说法不胫而走。
在广州蛰伏许久的宋先科，似乎也嗅到了变化的契机，那一阵子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东奔西走，寻求做事的契机。
在广东政界元老们加持之下，一个名叫广东人文学会的社团正式成立，这个机构网罗了广州学界精英，其中包括袁伟时、林贤治等知名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也慷慨捐款，任 仲 夷，吴 南 生 ，前中宣部部长朱 厚 泽等老人挂名顾问。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得益于当时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以及民间社会的热情，宋先科具体如何运作，我不得而知，但在促成学会成立过程中，他无疑是重要推手之一。
等广东人文学会真正挂牌之际，宋先科在其中的职务是众多副秘书长之一。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聊天，他说为了安慰家里老人，电话里告诉他们他在广州混得不错，在一个省级单位任职，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我不知道老宋有没有成功蒙蔽家里人，反正他这次高光时刻只是昙花一现。广东人文学会高调宣布成立之后，真正想做事自然面临各种障碍，老宋过往经历使得他不得不淡出这个机构。后来，广东人文学会虽然也举办过一些人文活动，但活动基调大抵不痛不痒，没有引发波澜。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广东人文学会存续至今，但早已没人把它当回事。
多年之后回望，当年网络上各种喧嚣都已沉寂，但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注意到那些历史时刻曾经掀起的小小波澜。
4.
虽然个性差异不小，2010年前，我和宋先科还是有相当多互动。
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杭州，我给他安排在青芝坞附近的酒店，我听他聊各种江湖轶事一直到深夜，那天我就没回家，干脆和他在同一个房间住下。第二天凌晨5点多，他一骨碌坐起来，又接续前一天晚上的话题，一个人侃侃而谈，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但肯定都是各种宏大话题。我几乎是在睡梦中被他吵醒的，根本不想接茬，就和他说，老宋，我们晚点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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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先科一直念念不忘龚祥瑞对他的影响。龚祥瑞是钱端升门下三杰之一，40年代公派留学英国，回国后命运多舛，历经各项政治运动，后来在北大任教，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当代很多重要法学和政界人士都出在他门下，其中就包括……龚祥瑞逝世后，宋先科也写了悼念文章。
宋先科记忆力超强，他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或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典论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激情燃烧的知识人模样。
可以想见，那些求学和教育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选择。
宋先科北大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某地司法局，不过他很快因为参与当年的一些民间活动（本文显然不便展开），而身陷囹圄。多年之后，我问他，在里面感受如何，他回答了一句：那不是人过的生活。
不过由于这段经历，在和人交往的时候，老宋的警惕性就很高，甚至有点神经过敏，有数个场合，我注意到，在交流几句话之后，老宋会借口有事提前离开，事后他和我说，某某某很可能身份特殊，不可信任。老宋这些疑神疑鬼的反应，也影响了一些朋友对他的观感和评价。我有时候也会想，一个人在非人的地方熬过两年之后，多少会遗留下很多心理创伤，对于一些人和事，会过分敏感，其实也难以避免。
3.
从里面出来之后，宋先科自觉在湖南呆不下去，而他很多校友都在广东发展，大约在1996年前后，宋先科到了深圳，他先是做律师，（这次在溆浦他病床边，我才知道老宋1988年就考出了律师资格），但他的律师生涯显然并不成功。宋先科成天思考宏大话题，对法律条文似乎缺乏钻研的兴趣，他和人打交道时候缺乏回旋能力，他更不会和官府勾兑，综合这些因素，显然很难帮客户打赢官司。我曾经听他谈过一些案子，他认为他的身份限制了他发挥的空间，当然宋先科对法律本身缺乏信心，他认为法律并没有什么作用。
宋先科后来转战广州，因为在广州，他似乎能找到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当时在媒体圈里叱咤风云的诸多北大校友，那种融入其中的兴奋感对他来说，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印象中，宋先科曾经用苍凉笔调写过一文章《广州火车站》，描绘那个年代广州火车站的混乱无序，刻画出社会底层的困顿画像。这篇文章曾经在天涯社区反复转发，不过如今我却怎么都搜索不到这篇文章。
宋先科做过的最高光的一件事，或许是推动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
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官方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谓XX新政说法不胫而走。
在广州蛰伏许久的宋先科，似乎也嗅到了变化的契机，那一阵子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东奔西走，寻求做事的契机。
在广东政界元老们加持之下，一个名叫广东人文学会的社团正式成立，这个机构网罗了广州学界精英，其中包括袁伟时、林贤治等知名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也慷慨捐款，任 仲 夷，吴 南 生 ，前中宣部部长朱 厚 泽等老人挂名顾问。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得益于当时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以及民间社会的热情，宋先科具体如何运作，我不得而知，但在促成学会成立过程中，他无疑是重要推手之一。
等广东人文学会真正挂牌之际，宋先科在其中的职务是众多副秘书长之一。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聊天，他说为了安慰家里老人，电话里告诉他们他在广州混得不错，在一个省级单位任职，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我不知道老宋有没有成功蒙蔽家里人，反正他这次高光时刻只是昙花一现。广东人文学会高调宣布成立之后，真正想做事自然面临各种障碍，老宋过往经历使得他不得不淡出这个机构。后来，广东人文学会虽然也举办过一些人文活动，但活动基调大抵不痛不痒，没有引发波澜。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广东人文学会存续至今，但早已没人把它当回事。
多年之后回望，当年网络上各种喧嚣都已沉寂，但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注意到那些历史时刻曾经掀起的小小波澜。
4.
虽然个性差异不小，2010年前，我和宋先科还是有相当多互动。
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杭州，我给他安排在青芝坞附近的酒店，我听他聊各种江湖轶事一直到深夜，那天我就没回家，干脆和他在同一个房间住下。第二天凌晨5点多，他一骨碌坐起来，又接续前一天晚上的话题，一个人侃侃而谈，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但肯定都是各种宏大话题。我几乎是在睡梦中被他吵醒的，根本不想接茬，就和他说，老宋，我们晚点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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