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习总 为什么杀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鹅
华盛顿 —
香港(专题)警方星期一（ 8月10日）高调逮捕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多位民主派人士，令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遭受进一步打击。黎智英等人的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针对《国安法》发出谴责，甚至是实施制裁之后发生的。 习近平(专题)为什么不在意国际孤立而一意孤行呢？
香港令习近平饱受挫折，感到“已经失去香港”
黎智英星期一在香港家中被警方抓捕。警方随后还出动200多名警察封锁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报社。同时被捕的还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以及公司4名高管，理由是黎智英等人涉嫌触犯《国安法》中设定的罪名--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欺诈等犯罪行为。
黎智英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表示谴责，并出台相关制裁措施之后发生的。 虽然黎智英星期三（8月12日）已获保释，但是，习近平这种一意孤行、肆无忌惮的做法还是令人始料不及。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香港强势推出一系列措施的种子可能在2019年在香港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时已经播下了。他说，香港的每一步发展让习近平及中共政府感到，香港会越来越偏离他们所设想的轨道，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香港。
他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清楚地认识到， 长远看来，未来他们为香港制定任何一种‘一国两制’的安排都不会被香港人所接受，从这点上来看，他们已经失去了香港。 他们（香港人）想要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次中国试图收紧绞索，无论是《逃犯条例》还是对地方选举法作出变更，香港人都会站出来并抗议。对共产党来说，所有这一切方向都不对了。”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以向中国大陆、台湾(专题)、澳门等司法管辖区协助移交嫌疑人。但香港人担心，香港政府可以以此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中国政府视为疑犯的人士送交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送中”。
2019年3月31日，香港公众首次举行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游行。 6月9日，发展成百万人大游行，这被视为“反送中”游行的真正开始。 在此之后，抗议活动持续了超过半年之久。在6月16日的大游行中，有200多万香港市民参加，这个数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记录。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进入香港，抗议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下旬，香港泛民候选人在最低级别的民选机构区议会地方选举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这一结果被外界视为是香港人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对中国政府的愤怒。
2020年 6月9日，在“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开始之际，也有抗议者们无视警方的反对，在香港市中心聚集。
香港问题一再让习近平饱尝挫折。如果说，中共感觉到了香港在“错误”方向上的发展，那这个“错误”在2003年就出现了。
2003年7月，香港政府欲对《基本法》中的第23条立法，遭到50万人抗议，最后，《基本法》最后无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表明，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也是在这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2014年，香港还爆发了长达差不多三个月的“雨伞革命”，抗议中国队香港特首的“普选”作出了两步走的新安排。
香港是中共统治的大敌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星期三（8月12） 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香港和国安法的视频会议上说，习近平对香港下重手与 2013年中共推出的反西方的“九号文件”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共觉得香港威胁了他们的政权。
他说：“香港是自由、开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精确体现， 而这些都被中共在2013年认定为威胁其统治的大敌。”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也就是彭定康所说的“九号文件”。这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中国面临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七大危险，必须要警惕和根除。
彭定康说，习近平在香港的所做所为与中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在浙江强拆十字架以及在中国国内逮捕人权律师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等理念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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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专题)警方星期一（ 8月10日）高调逮捕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多位民主派人士，令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遭受进一步打击。黎智英等人的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针对《国安法》发出谴责，甚至是实施制裁之后发生的。 习近平(专题)为什么不在意国际孤立而一意孤行呢？
香港令习近平饱受挫折，感到“已经失去香港”
黎智英星期一在香港家中被警方抓捕。警方随后还出动200多名警察封锁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报社。同时被捕的还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以及公司4名高管，理由是黎智英等人涉嫌触犯《国安法》中设定的罪名--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欺诈等犯罪行为。
黎智英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表示谴责，并出台相关制裁措施之后发生的。 虽然黎智英星期三（8月12日）已获保释，但是，习近平这种一意孤行、肆无忌惮的做法还是令人始料不及。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香港强势推出一系列措施的种子可能在2019年在香港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时已经播下了。他说，香港的每一步发展让习近平及中共政府感到，香港会越来越偏离他们所设想的轨道，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香港。
他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清楚地认识到， 长远看来，未来他们为香港制定任何一种‘一国两制’的安排都不会被香港人所接受，从这点上来看，他们已经失去了香港。 他们（香港人）想要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次中国试图收紧绞索，无论是《逃犯条例》还是对地方选举法作出变更，香港人都会站出来并抗议。对共产党来说，所有这一切方向都不对了。”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以向中国大陆、台湾(专题)、澳门等司法管辖区协助移交嫌疑人。但香港人担心，香港政府可以以此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中国政府视为疑犯的人士送交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送中”。
2019年3月31日，香港公众首次举行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游行。 6月9日，发展成百万人大游行，这被视为“反送中”游行的真正开始。 在此之后，抗议活动持续了超过半年之久。在6月16日的大游行中，有200多万香港市民参加，这个数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记录。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进入香港，抗议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下旬，香港泛民候选人在最低级别的民选机构区议会地方选举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这一结果被外界视为是香港人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对中国政府的愤怒。
2020年 6月9日，在“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开始之际，也有抗议者们无视警方的反对，在香港市中心聚集。
香港问题一再让习近平饱尝挫折。如果说，中共感觉到了香港在“错误”方向上的发展，那这个“错误”在2003年就出现了。
2003年7月，香港政府欲对《基本法》中的第23条立法，遭到50万人抗议，最后，《基本法》最后无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表明，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也是在这次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2014年，香港还爆发了长达差不多三个月的“雨伞革命”，抗议中国队香港特首的“普选”作出了两步走的新安排。
香港是中共统治的大敌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星期三（8月12） 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香港和国安法的视频会议上说，习近平对香港下重手与 2013年中共推出的反西方的“九号文件”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共觉得香港威胁了他们的政权。
他说：“香港是自由、开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精确体现， 而这些都被中共在2013年认定为威胁其统治的大敌。”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也就是彭定康所说的“九号文件”。这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中国面临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七大危险，必须要警惕和根除。
彭定康说，习近平在香港的所做所为与中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在浙江强拆十字架以及在中国国内逮捕人权律师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等理念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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