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投資:資本暗流下的國家安全危機
《國家評論》報道，美國對華投資的傳奇故事中最令人費解之處在於，許多政策制定者似乎對真相漠不關心。盡避此類投資早在2017年就已顯著增長，但2019年的激增首次引發擔憂：大量美國資金流向中國，與川普總統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2021年，拜登政府承諾采取行動，並於2023年公布相關措施，然而執行卻一拖再拖。到了2025年，限制對華投資的法案再次在國會流傳，但因川普第二任期目標的不明朗，其前景仍撲朔迷離。對美國支持中國企業的限制早該落實，資金流向的透明度也亟待提升。美國試圖通過限制對華投資保護尖端技術並遏制其出口，但諷刺的是，支持中國這一最大競爭對手開發關鍵技術的資金流向卻未得到有效監管。
美國對華投資主要分為兩類：企業直接投資（如建廠）和證券投資（包括股票與債券）。直接投資價值更高，但近年來證券投資的波動幅度遠超前者。據最新數據，截至2023年底，美國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為2180億美元，2017至2023年間最大年度增幅為180億美元；而證券投資存量高達7980億美元，最大增幅達3860億美元（盡避某年內也曾下降2580億美元）。證券投資受市場條件影響，資金可在美中之間迅速流動。然而，財政部提供的數據幾乎毫無價值，竟稱沒有證券市場的開曼群島接收了超2.6萬億美元的美國證券投資，這種說法荒唐至極。相比之下，美聯儲基於企業真實國籍的年度報告顯示，開曼群島投資額近乎為零，更加可信。
透明度的缺失與政治不作為
多虧美聯儲的努力，人們對美國對華投資總額有了大致了解，但川普第一任期內新增近8000億美元的證券投資究竟流向何處，仍是未解之謎。財政部年復一年地表明，不願讓公眾深入了解美國海外資金流向。拜登政府關於對外投資的行政命令細則直到2024年大選前一周才姍姍來遲，財政部引用PitchBook數據，卻坦言“無法准確掌握更多細節”。若有部門能正視這一問題，財政部不可能將其視為無關緊要的政治議題置之不理。更可能的解釋是，這些數據從未被系統收集，或許因為其結果會令人難堪。
2025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商業圓桌會議季度會議上發表講話。（圖片：MANDEL NGAN/AFP via Getty Images）
這不僅是兩黨共同的失誤——從史蒂文?姆努欽到珍妮特?耶倫的接連失敗——也是國會長久的集體無能。2018年，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對內投資審查改革，卻將對外投資問題擱置。此後，連基本的披露要求都無法通過，更別提實質性限制。這種現象並不神秘，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典型特征：政客公開擔憂中國崛起，背後卻任由捐助者通過投資和貿易獲利。贏得對華競爭的口號主導政治話語，而幫助中國賺錢的現實則主導政治不作為。
川普第二任勝選後，對外投資監管的缺失風險進一步加劇。這與其個人意志關系不大，而更多取決於其顧問及金融界的態度。數據顯示，川普第一任期內，美國對華證券投資存量年均增長2130億美元，2020年疫情期間更激增3480億美元。然而，當時政府未采取任何監控或限制措施。華爾街得出荒謬結論：全球疫情反倒提升了中國投資吸引力，而姆努欽的無所作為進一步助長這一趨勢。接任的耶倫被視為“中國之友”，其財政部耗時兩年准備對華投資行政命令——本應僅需兩個月——實施又拖延14個月，卻仍無法提供具體受限數據。值得注意的是，2021至2023年間，美國對華證券投資年均下降1920億美元，但這並非拜登政策之功，而是私人投資決策的結果，可能與中國疫情管控加劇有關。
未來出路：透明與限制並舉
展望2025或2026年，隨著疫情影響消退，像貝萊德這樣的機構會否重燃對中國技術投資的興趣，助其開發威脅美國經濟或軍事的尖端技術？美國券商自稱比中國國有銀行更擅長挖掘高價值企業，這或許不假，但放任美國資金支持下一個“DeepSeek”顯然違背國家利益。如何應對？透明度和限制是關鍵。沒有可靠信息，就無法制定有效政策，而美國在對外證券投資透明度上仍嚴重不足。這種失敗看似故意為之，而市場若有更多信息將運轉更佳，提供信息也是政府的正當職責。若對華投資的捍衛者真心支持市場，就不應反對提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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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拜登政府承諾采取行動，並於2023年公布相關措施，然而執行卻一拖再拖。到了2025年，限制對華投資的法案再次在國會流傳，但因川普第二任期目標的不明朗，其前景仍撲朔迷離。對美國支持中國企業的限制早該落實，資金流向的透明度也亟待提升。美國試圖通過限制對華投資保護尖端技術並遏制其出口，但諷刺的是，支持中國這一最大競爭對手開發關鍵技術的資金流向卻未得到有效監管。
美國對華投資主要分為兩類：企業直接投資（如建廠）和證券投資（包括股票與債券）。直接投資價值更高，但近年來證券投資的波動幅度遠超前者。據最新數據，截至2023年底，美國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為2180億美元，2017至2023年間最大年度增幅為180億美元；而證券投資存量高達7980億美元，最大增幅達3860億美元（盡避某年內也曾下降2580億美元）。證券投資受市場條件影響，資金可在美中之間迅速流動。然而，財政部提供的數據幾乎毫無價值，竟稱沒有證券市場的開曼群島接收了超2.6萬億美元的美國證券投資，這種說法荒唐至極。相比之下，美聯儲基於企業真實國籍的年度報告顯示，開曼群島投資額近乎為零，更加可信。
透明度的缺失與政治不作為
多虧美聯儲的努力，人們對美國對華投資總額有了大致了解，但川普第一任期內新增近8000億美元的證券投資究竟流向何處，仍是未解之謎。財政部年復一年地表明，不願讓公眾深入了解美國海外資金流向。拜登政府關於對外投資的行政命令細則直到2024年大選前一周才姍姍來遲，財政部引用PitchBook數據，卻坦言“無法准確掌握更多細節”。若有部門能正視這一問題，財政部不可能將其視為無關緊要的政治議題置之不理。更可能的解釋是，這些數據從未被系統收集，或許因為其結果會令人難堪。
2025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商業圓桌會議季度會議上發表講話。（圖片：MANDEL NGAN/AFP via Getty Images）
這不僅是兩黨共同的失誤——從史蒂文?姆努欽到珍妮特?耶倫的接連失敗——也是國會長久的集體無能。2018年，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對內投資審查改革，卻將對外投資問題擱置。此後，連基本的披露要求都無法通過，更別提實質性限制。這種現象並不神秘，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典型特征：政客公開擔憂中國崛起，背後卻任由捐助者通過投資和貿易獲利。贏得對華競爭的口號主導政治話語，而幫助中國賺錢的現實則主導政治不作為。
川普第二任勝選後，對外投資監管的缺失風險進一步加劇。這與其個人意志關系不大，而更多取決於其顧問及金融界的態度。數據顯示，川普第一任期內，美國對華證券投資存量年均增長2130億美元，2020年疫情期間更激增3480億美元。然而，當時政府未采取任何監控或限制措施。華爾街得出荒謬結論：全球疫情反倒提升了中國投資吸引力，而姆努欽的無所作為進一步助長這一趨勢。接任的耶倫被視為“中國之友”，其財政部耗時兩年准備對華投資行政命令——本應僅需兩個月——實施又拖延14個月，卻仍無法提供具體受限數據。值得注意的是，2021至2023年間，美國對華證券投資年均下降1920億美元，但這並非拜登政策之功，而是私人投資決策的結果，可能與中國疫情管控加劇有關。
未來出路：透明與限制並舉
展望2025或2026年，隨著疫情影響消退，像貝萊德這樣的機構會否重燃對中國技術投資的興趣，助其開發威脅美國經濟或軍事的尖端技術？美國券商自稱比中國國有銀行更擅長挖掘高價值企業，這或許不假，但放任美國資金支持下一個“DeepSeek”顯然違背國家利益。如何應對？透明度和限制是關鍵。沒有可靠信息，就無法制定有效政策，而美國在對外證券投資透明度上仍嚴重不足。這種失敗看似故意為之，而市場若有更多信息將運轉更佳，提供信息也是政府的正當職責。若對華投資的捍衛者真心支持市場，就不應反對提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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