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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自杀背后 扫黄打非任务也管
女教师自杀背后 扫黄打非任务也管女教师自杀背后 扫黄打非任务也管
“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
10月31日，郑州一女教师留遗书后跳楼自杀引发关注，目前事件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女老师在遗书中称，面对学生很想教书育人，但学校的工作、活动、领导的检查，让她像进了“牢笼”。
虽然有部分网友认为“别有隐情”“肯定不至于因写材料而自杀”等，但这也引发了网友对于基层教育负担的讨论与共鸣。当教学工作逐渐变成“副业”，教师们的职业理想被剿灭在由层层叠叠的表格织成的密网中。同时，当家庭教育由此承担的细枝末节越来越多，家校矛盾难免在各种拉扯角力中愈演愈烈，而一线教师，是层层异化下被夹击之人。
一年曾收到近4000份文件
非教学任务：扫黄打非、扫黑除恶宣传、催收医保等
通过网友反映，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中青报调查文章《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教书》中还提到，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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