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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机构看 富人与中产的教育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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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小邪,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这是两位留学顾问看到的“鸡娃”群像。


袁兴易在深圳一家国企的留学教育部门工作,负责为计划去国外读本科、硕士的家庭提供咨询。疫情期间,卢宇与在英国读书时结识的朋友,在珠海创办了一家留学咨询机构,主要服务于去英国读高中的留学家庭。

从家庭收入角度来看,袁兴易接触到的留学家庭,覆盖面要比卢宇更丰富一些。

因所需经费差异,不同的留学国家和地区被分成金字塔结构。去美国留学费用最高,其次是英国,选择这两个国家留学的家庭,一般家庭收入都相当可观。其次是澳洲、中国香港,再者是中国澳门、新加坡

留学花费最低的是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学费总成本10万上下,像马来西亚,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费用不高,?是普通家庭的后备选项”,袁兴易说。他还留意到,近两年选择东南亚留学的人多了起来。

更多的选择机会

袁兴易接待的咨询家庭,大多数是在孩子高考结束后,甚至是孩子进了国内大学,觉得不满意,又从学校退学,再决定出国读书的。这些孩子的高考成绩,大部分“不上不下,国内读不了211,985,二本三本又觉得不满意”,其中一些孩子,因为心理素质在高考中发挥失利,申请国外高校会更具优势,“比如你有实力上211的,高考没发挥好,去国外申请一个世界排名与211相当的学校不难。”

袁兴易朋友的孩子Q,高考成绩400多分。Q去了香港一所大学读本科,毕业后申请到港大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Q在职场表现出色,现在已经做到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达到数百万。“有些孩子只是不适应应试。”



“你说高考考590分的孩子,跟考600分的孩子,在能力上有差别吗,我觉得没有,今年广东高考考生73万,你别说10分之差,就是1分,可能也是千军万马”,在袁兴易看来,不少家庭选择留学,是在国内应试教育的筛选模式之外,寻找一个更广阔的教育空间。?

卢宇也有相近看法,“国外考试是一个水平考试,你到了A或者B这个水平,就可以选择这个水平线上的学校,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国内是一个选拔性的考试,一分之差,可能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差异。我觉得上清华北大,比上牛津剑桥难多了。”

袁兴易的女儿今年读小学六年级。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显得言行矛盾——行动上他是典型的鸡娃型家长,可他内心并不认可这套教育理念。

我与袁兴易碰面时是8月份,与我会面之前,他刚把女儿送进数学补习班,“聊完再送她去书法班”。女儿的暑假被安排得紧锣密鼓,“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英语”。“这个有意义吗?说实话,我更希望她快乐成长”,袁兴易说。



在尊重孩子天分这件事上,袁兴易觉得国外做得更好。“你一个方向很厉害,其他方向都不怎么样,你也有机会读哈佛,这孩子不一定成为天才,但是肯定能成为某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他们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价值。”

“但是这样的孩子,在国内就是偏科,我女儿最近压力挺大的,有些科目她不擅长,但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刷题。用这个时间发展她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更有价值,孩子的天赋被磨灭了。”

富人家庭的留学选择

卢宇在深圳的一所国际学校读完了高中课程,而后在英国读完了本科、硕士学位,他与同学创办的留学机构,前后经营了两年多时间。无论是他在英国读书时接触的留学生群体,还是他在留学机构接触的学生,家庭一般都属于高收入阶层。

在卢宇接待的咨询家庭中,选择送孩子去英国念高中的家庭,以珠海本地的企业主居多,“深圳的话,有些企业高层就有这个实力。”

有些家长,因为孩子不适应应试教育的压力,想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国内高中可能就是文理科选择,国外高中的A level课程,有100多个可选择项。”



有些孩子本来在本地的国际学校读书,“国际学校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孩子入学第一年的成绩是D或者F”,因此家长决定直接送孩子到国外读书,卢宇和同学选择在珠海做留学咨询,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珠海当地的国际学校数量较少,且教学质量一般。

卢宇经营的留学机构,开业第一年接待的学生,大多是在国际学校学业不佳,才决定直接去英国当地念高中,“你像深圳最贵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也要40万,在英国读高中,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可能还不到40万。”

在卢宇看来,无论是他本人,他读书时认识的留学生朋友,还是前来咨询英国留学的客户,这些家庭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心态更务实也更平和。

留学家庭在选择专业时,如果孩子有想法,家长也愿意尊重孩子的兴趣” “他们基本上不太考虑就业这个问题。”

卢宇接待过一个客户,家里做投资相关的生意,女儿对艺术感兴趣,最后进入伦敦的一所艺术院校,“这个跟家里做的生意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孩子在做选择时也会做出妥协。多数妥协与自身能力相关,“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个孩子,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不过考古涉及历史课程,历史课程对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他的英语不是那么好,最终怎么选择,孩子自己也会做一个权衡。”


卢宇接触的留学生群体中,即便毕业后自己求职不理想,家里也会利用社会资源,给孩子创造职业进阶机会,“像那个学艺术的孩子,毕业后,家里是有条件给她安排到实力出众的工作室,跟着大佬学习的” “这都是普通家庭没法比的”。

“我接触的留学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出去,也是希望孩子能有一个不错的学历背景,这是孩子步入职场、社会的基本门槛。不能说高中毕业就算了,那可能会失去很多机会。”卢宇说。?

“父母一般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孩子毕业进很厉害的公司,或者成为很牛的创业者,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的希望,就是小孩之后的生活,比较正常平稳,尽量保障有吃有住,之后赚的工资能养活自己。”

卢宇认为,家长们更实际的心态,来自于他们对大环境,以及孩子自身素质的理性判断。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收入主要也是来自于过去三十年的时代红利。孩子赚到跟他们一样的钱,不太可能了” 。“另外,自己家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们心里也清楚,也有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上牛津剑桥,确实是孩子的成绩是有可能的。有些小孩,前面十几年都学习上不太上心,父母也不指望他(通过留学)一下子变个人,但是看到孩子慢慢有了改变,家长就已经很开心了。”



此外,家长们更放松的教育态度,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家庭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积累有关。“这些家庭要往上跃迁的话,靠的不是这一张学历纸。他们不会想着靠读书改变命运,有些家庭收入一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学历在他们眼里,可能连敲门砖都算不上。”

卢宇在2013年左右来到英国读书,“我们上学那会儿,毕业后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工作机会的”。不过,他认识的留学生,大部分都选择回国,“对大家来说,回国会有更好的机会,毕竟家里积累的社会资源在国内,国内的发展机会确实比国外好一点。如果是求职的话,那在国外是好一点,薪水确实比国内要高一些。”

卢宇的客户中,一部分企业主送孩子出国,也抱有“积累人脉”的期待,“孩子认识一些家庭背景不错的同学,将来接手家里的企业,也能有人脉上的支持”。


学业之外的收获,对卢宇的个人发展也助益良多。卢宇回国后,先后做过留学机构和跨境电商领域的创业,这两个方向都与他的海外经历相关,他现在涉足的跨境电商业务,需要建立多个国家线上支付系统的衔接,“没有在国外的求学经历,结识的人脉和资源,很难完成这些衔接”。????????????????????????????????????????????

普通家庭的教育困境

袁兴易接触的留学家庭中,经济收入不仅直接决定了孩子的留学地点,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留学生的专业选择。

最关注毕业后就业问题的,大都是留学东南亚的家庭,他们考虑的周期更长,考量因素也更多。“选择理工科的会多一些,男孩子会考虑一下计算机”。最近他接待了几个去马来西亚读理科专业的留学生。

“去香港、澳门读书的,也会比较关注就业,澳洲,也有一部分留学生会考量工作问题”。相比之下,选择英美留学的家庭,一般不太考虑孩子毕业后的求职生存问题。“有钱是一方面,另外学历不会太差,家里的资源,也能给孩子帮忙,说白了就是可选择余地更大。”



“我们送出去的孩子,读商科的最多,艺术和文科也不少。现在国内的就业已经非常多元化了,以前的社会主流选择,比如程序员,现在也不太好过了。环境让人捉摸不透,现在不一定艺术就不好就业,不一定计算机就好就业,大厂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大家的选择反而会更加分散,似乎还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袁兴易说。

袁兴易留意到,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近两年选择东南亚留学的人多了起来。

不过,去东南亚读研究生的,以在职人员居多,有些人是为了达到考公考编的学历门槛,有些人的岗位晋升,对学历有一定要求,去东南亚读研,成本更低,时间更短,“读个博士3年20万,而且只需要在当地待一年”。

袁兴易接触到的大学生中,到留学机构咨询海外读硕士的应届生,以双非学生居多,这可能与他们推出的留学产品有关,“一般985、211,找我们去规划留学的不多,他们靠自己申请的多一些。真正要规划的,学习中等的群体多一些,这些学生本科背景一般,想通过留学,申请到排名更好的学校,将来更有利于求职。

最近几年,“中产跌落”的留学家庭,袁兴易的朋友圈子里有好几例,“其中就有4家,他们以前条件非常好,这几年跌下来了,孩子在外面留学,家里一下子供不起了。我们叫这个为‘破产式留学’”。

袁兴易认识的这四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还留在国外念书,还有两个孩子申请了延毕,已经回到国内。“国外有些学校比较有人情味,规则也相对灵活,孩子可以跟学校申请,争取减免一部分学费,学校也会给你安排勤工俭学,孩子能扛事儿的,还是有机会坚持下来的”。

卢宇接触到的留学家庭,经济上要从容得多,“我没有遇到过卖房留学的情况”。他在英国念书时,一个留学生朋友家里的工厂因市场、人工等问题,经营陷入困境,“但也能正常负担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在进入国企之前,袁兴易在一家上市公司做高管。他的中年选择,一来为了稳定,二来是想留出更多教育孩子的时间。在自家孩子的教育上,袁兴易自觉“要求不高”,“女儿尽量在国内读本科,读研的话,更想让她去国外,见见世面,未来也有更多选择”。

他向我解释他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下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和妻子都觉得孩子苦,压力很大,但是我俩不会说,我只能尽可能催催她,能卷就卷。“能卷就卷”,也是我们给留学家庭最多的建议。现在一边说要减负,学历不重要,一边是很多研究生学历也找不到工作,这个很现实。”

袁兴易女儿一直在学钢琴,在他看来,这门特长,也可以为女儿多争出一个机会,“实在找不到好工作,她可以去做钢琴老师,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这个我认为是她人生的底线。”

“现在我只想把这个底线拔高一点点,让孩子的选择多一点。你没法指望这波孩子创造多大价值,他们太难了。?”袁兴易,一个典型的深圳中产说。

(文中人物袁兴易、卢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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