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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15岁童星为何从六楼纵身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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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条，也对校园欺凌有关事项作出规定和指导。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纪林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具体的操作中，家长获知孩子遭受校园欺凌时，要主动安抚孩子，及时主动联系学校，让老师清楚欺凌给受欺凌者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及时询问学校采取的行动和措施的进展，同时，通过家庭教育，共同思考改善孩子目前处境的办法，对受到欺凌的孩子进行社会技能训练，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练习自信地说出“不”等。
“学校主管部门需要承担起欺凌干预的责任，对在校的欺凌者实施欺凌干预”，纪林芹说，如果欺凌事件比较棘手，或者干预并没有使欺凌情况得到改善，学校主管部门也应联系双方家长到校商讨处置的事宜。在实施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告知家长处理欺凌事件的程序与进展。
不过，在张文新看来，目前防治校园欺凌的难点是有多个方面的。一是社会大众缺乏对校园欺凌及其防治的科学认识。在未成年人的教育实践中，许多一线心理教师或班主任不能有效区分欺凌（尤其是关系欺凌）、攻击、同学打闹等行为现象，多数社会公众往往低估欺凌的发生率和消极影响。
二是干预过程中忽视了学校在欺凌防治中的主体地位。张文新说，在理念上，欺凌防治工作经常被学校看作是一项可有可无的辅助工作；经常将卷入欺凌事件的当事学生归因于家庭教育不良的结果。在实施上，许多学校缺少科学的工作指南、工作体系与工作思路、具体举措以及配套师资等，没有针对欺凌事件的事先预防工作方案。
此外，缺少科学有效的预防干预方案、缺乏实施欺凌防治的专业师资，也是治理校园欺凌的难点。
在沈旭看来，干预欺凌，需要成年人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教师和家长批评教育，欺凌者道歉，与被欺凌者握手言和，并不意味着欺凌结束，反而可能会让欺凌更加隐蔽，“他们如何成为欺凌者，背后有非常多复杂的原因。同时，这些孩子也需要支持，他们同样需要关爱和辅导。”
沈旭认为，在欺凌事件发生后，最关键的不是界定是否为欺凌，或者谁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而是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让大家明白，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和氛围，创造这样的文化、减少和干预欺凌、暴力每个人都有责任。“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如何引导孩子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健康地表达情绪和压力，能接纳差异、多元价值观，让孩子参与讨论、共同创造轻松、公正、平等、的文化与氛围，教师以及家长需要思考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对孩子多一些倾听，允许他们表达负面情绪、允许犯错、允许不完美，并能坚定建立界限，引导并示范如何做到尊重。这些是预防和干预欺凌的关键。”
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陈光辉则建议，对于学校情境下的一般欺凌事件，可以采用基于心理干预的谈话方法，安抚受欺凌者情绪，促使欺凌者改变其行为和态度。严重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可以委托具备心理咨询服务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受欺凌者进行心理咨询；对于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学校可以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予以训诫。
除了应对校园欺凌事件外，学校还应注重校园欺凌的预防工作。纪林芹强调，教育惩戒和法律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但不是终止欺凌发生最有效的方法，“从长远的角度和更广泛的效果来看，过多的惩戒措施可能导致师生关系恶化，使学生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沈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法律条例到校园欺凌委员会，到学校定期举行的防校园欺凌讲座，这些基本的防范措施正在逐步加强，但在她看来，校园文化和价值观建设，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如何鼓励、引导孩子正视自己，表达个人情绪，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不满，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陈光辉还提到，旁观者是欺凌事件中重要组成部分，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行为也会受到同伴、家长、学校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他说，如果欺凌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旁观者会通过观察同伴而习得他人的欺凌行为。因此，在安抚受欺凌者、教育欺凌者之外，教师还应严肃、公开地向班级中的同学说明欺凌的危害，强调欺凌发生时，不要围观、起哄，要站在受欺凌者一边，尝试制止欺凌，及时将欺凌事件向成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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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纪林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具体的操作中，家长获知孩子遭受校园欺凌时，要主动安抚孩子，及时主动联系学校，让老师清楚欺凌给受欺凌者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及时询问学校采取的行动和措施的进展，同时，通过家庭教育，共同思考改善孩子目前处境的办法，对受到欺凌的孩子进行社会技能训练，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练习自信地说出“不”等。
“学校主管部门需要承担起欺凌干预的责任，对在校的欺凌者实施欺凌干预”，纪林芹说，如果欺凌事件比较棘手，或者干预并没有使欺凌情况得到改善，学校主管部门也应联系双方家长到校商讨处置的事宜。在实施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告知家长处理欺凌事件的程序与进展。
不过，在张文新看来，目前防治校园欺凌的难点是有多个方面的。一是社会大众缺乏对校园欺凌及其防治的科学认识。在未成年人的教育实践中，许多一线心理教师或班主任不能有效区分欺凌（尤其是关系欺凌）、攻击、同学打闹等行为现象，多数社会公众往往低估欺凌的发生率和消极影响。
二是干预过程中忽视了学校在欺凌防治中的主体地位。张文新说，在理念上，欺凌防治工作经常被学校看作是一项可有可无的辅助工作；经常将卷入欺凌事件的当事学生归因于家庭教育不良的结果。在实施上，许多学校缺少科学的工作指南、工作体系与工作思路、具体举措以及配套师资等，没有针对欺凌事件的事先预防工作方案。
此外，缺少科学有效的预防干预方案、缺乏实施欺凌防治的专业师资，也是治理校园欺凌的难点。
在沈旭看来，干预欺凌，需要成年人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教师和家长批评教育，欺凌者道歉，与被欺凌者握手言和，并不意味着欺凌结束，反而可能会让欺凌更加隐蔽，“他们如何成为欺凌者，背后有非常多复杂的原因。同时，这些孩子也需要支持，他们同样需要关爱和辅导。”
沈旭认为，在欺凌事件发生后，最关键的不是界定是否为欺凌，或者谁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而是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让大家明白，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和氛围，创造这样的文化、减少和干预欺凌、暴力每个人都有责任。“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如何引导孩子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健康地表达情绪和压力，能接纳差异、多元价值观，让孩子参与讨论、共同创造轻松、公正、平等、的文化与氛围，教师以及家长需要思考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对孩子多一些倾听，允许他们表达负面情绪、允许犯错、允许不完美，并能坚定建立界限，引导并示范如何做到尊重。这些是预防和干预欺凌的关键。”
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陈光辉则建议，对于学校情境下的一般欺凌事件，可以采用基于心理干预的谈话方法，安抚受欺凌者情绪，促使欺凌者改变其行为和态度。严重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可以委托具备心理咨询服务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受欺凌者进行心理咨询；对于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学校可以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予以训诫。
除了应对校园欺凌事件外，学校还应注重校园欺凌的预防工作。纪林芹强调，教育惩戒和法律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但不是终止欺凌发生最有效的方法，“从长远的角度和更广泛的效果来看，过多的惩戒措施可能导致师生关系恶化，使学生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沈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法律条例到校园欺凌委员会，到学校定期举行的防校园欺凌讲座，这些基本的防范措施正在逐步加强，但在她看来，校园文化和价值观建设，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如何鼓励、引导孩子正视自己，表达个人情绪，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不满，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陈光辉还提到，旁观者是欺凌事件中重要组成部分，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行为也会受到同伴、家长、学校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他说，如果欺凌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旁观者会通过观察同伴而习得他人的欺凌行为。因此，在安抚受欺凌者、教育欺凌者之外，教师还应严肃、公开地向班级中的同学说明欺凌的危害，强调欺凌发生时，不要围观、起哄，要站在受欺凌者一边，尝试制止欺凌，及时将欺凌事件向成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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