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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嬰幼兒和父母同隔離更合情合理
讓嬰幼兒和父母同隔離更合情合理讓嬰幼兒和父母同隔離更合情合理
按照上海市當前執行的政策，當父母和嬰幼兒均確診感染時，嬰幼兒將被集中安置於專門的隔離醫院，而父母則按照相應的分類政策或被送至集中隔離點，或被轉到方艙醫院。
據《中國慈善家雜志》的報導統計，3月1日至26日之間，上海市累計收治6歲及以下確診病例53人，並將這些嬰幼兒童全部安置在位於金山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但伴隨嬰幼兒確診病例的增長，嬰幼兒單獨隔離收治的政策開始暴露問題並引發公眾關於政策正當性的詰問。
4月1日網傳的上海嬰幼兒隔離點的哭鬧視頻，讓觀者尤其是為人父母者揪心不已。作為收治醫院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事後辟謠稱，上述視頻是醫院兒科病房內部調整騰挪的場景。上海市婦女聯合會被問及相關問題時表示，“已關注此事，目前正在協調處理”。
在患兒數目較少時，將嬰幼兒從父母身邊帶離而單獨隔離收治，或許尚不會引發大的問題。但在患兒數目增多時，嬰幼兒單獨隔離政策的問題將迅速暴露出來。
當前“嬰幼兒單獨隔離”缺乏法律依據
從依法抗疫的立場出發，“嬰幼兒單獨隔離”的做法一方面不符合兒童保護和兒童福祉的原則，另一方面也會侵犯父母的監護權，背離法秩序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在“嬰幼兒單獨隔離”的政策下，遭遇痛苦和傷害的，首先是可能被剝奪陪伴與照護的嬰幼兒童，其次是被剝奪親子關系的母親。我國《憲法》第49條第1款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在憲法之下，《民法典》以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的“撫養、教育和保護的義務”為根基，建築起基本的監護制度。《民法典》第27條第1款言簡意賅地確認，“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此條之下一系列關於監護人順位與資格以及監護爭議解決的規定，則是為了防止監護缺失情形的出現。
監護是未成年保護的制度載體之一，監護缺失直接意味著未成年無法享受法秩序所配置的特殊保護。與此一致，監護人應當按照“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來履行其監護職責。
此處要明確的是，“嬰幼兒單獨隔離”並不涉及《民法典》第34條第4款規定的，“因發生突發事件等緊急情況，監護人暫時無法履行監護職責，被監護人的生活處於無人照料狀態的，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應當為被監護人安排必要的臨時生活照料措施”的情形。
早在2020年3月疫情初期，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印發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兒童救助保護工作方案》中就申明，“本方案所稱監護缺失兒童，按照《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的兒童救助保護工作的通知》界定，包括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確認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離觀察，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響不能完全履行撫養義務和監護職責的兒童”。
在新冠疫情初期，將“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確認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離觀察”的情形界定為不能履行監護職責的事由，並由國家為嬰幼兒安排臨時監護，在多數情況下是符合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的。以上《工作方案》第7條規定，“對經檢測未感染的兒童，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村（居）民委員會要確認其監護責任的落實情況；對定性為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的，要優先安置到定點醫療衛生機構就診救治。”
針對“監護缺失兒童”被定性為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情形，《工作方案》似乎將“優先安置到定點醫療衛生機構就診救治”等同於一種落實臨時監護措施。
“優先安置”在文義上僅僅意味著醫院床位的優先配置，在疫情初期醫療資源緊張的情勢下，在專業的醫療救治彌足珍貴且遠比日常的陪伴照護更為重要的認識下，這一規定體現著對兒童的特別重視。但時至今日，對於無症狀或者輕症的嬰幼兒而言，衛生機構所承擔的隔離作用要更重於所提供的的救治服務，且患兒的健康恢復更依賴於細致周到的陪伴與照護而非專業的醫療幫助。
在此情形下， “優先安置”（在上海其實體現為“集中安置”）就不再等同於一種補位的臨時監護措施，而形同一種主動造成的“監護缺失”。
重新回到兒童保護立場
在新的判斷下，我們必須重新回到兒童保護和兒童幸福的立場，按照最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避免嬰幼兒童陷入“監護缺失”的無助狀態。
首先，在嬰幼兒自身確診，而父母雙方或一方並未感染的情形下，並不存在監護人不能履行監護職責的情形，此時父母要求陪同隔離，完全屬於履行其監護職責的行為。監護制度以最利於被監護人為原則，在此精神下，未感染的父母為照料和看護確診的未成年子女而甘冒健康風險，國家應當理解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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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據《中國慈善家雜志》的報導統計，3月1日至26日之間，上海市累計收治6歲及以下確診病例53人，並將這些嬰幼兒童全部安置在位於金山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但伴隨嬰幼兒確診病例的增長，嬰幼兒單獨隔離收治的政策開始暴露問題並引發公眾關於政策正當性的詰問。
4月1日網傳的上海嬰幼兒隔離點的哭鬧視頻，讓觀者尤其是為人父母者揪心不已。作為收治醫院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事後辟謠稱，上述視頻是醫院兒科病房內部調整騰挪的場景。上海市婦女聯合會被問及相關問題時表示，“已關注此事，目前正在協調處理”。
在患兒數目較少時，將嬰幼兒從父母身邊帶離而單獨隔離收治，或許尚不會引發大的問題。但在患兒數目增多時，嬰幼兒單獨隔離政策的問題將迅速暴露出來。
當前“嬰幼兒單獨隔離”缺乏法律依據
從依法抗疫的立場出發，“嬰幼兒單獨隔離”的做法一方面不符合兒童保護和兒童福祉的原則，另一方面也會侵犯父母的監護權，背離法秩序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在“嬰幼兒單獨隔離”的政策下，遭遇痛苦和傷害的，首先是可能被剝奪陪伴與照護的嬰幼兒童，其次是被剝奪親子關系的母親。我國《憲法》第49條第1款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在憲法之下，《民法典》以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的“撫養、教育和保護的義務”為根基，建築起基本的監護制度。《民法典》第27條第1款言簡意賅地確認，“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此條之下一系列關於監護人順位與資格以及監護爭議解決的規定，則是為了防止監護缺失情形的出現。
監護是未成年保護的制度載體之一，監護缺失直接意味著未成年無法享受法秩序所配置的特殊保護。與此一致，監護人應當按照“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來履行其監護職責。
此處要明確的是，“嬰幼兒單獨隔離”並不涉及《民法典》第34條第4款規定的，“因發生突發事件等緊急情況，監護人暫時無法履行監護職責，被監護人的生活處於無人照料狀態的，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應當為被監護人安排必要的臨時生活照料措施”的情形。
早在2020年3月疫情初期，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印發的《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兒童救助保護工作方案》中就申明，“本方案所稱監護缺失兒童，按照《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的兒童救助保護工作的通知》界定，包括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確認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離觀察，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響不能完全履行撫養義務和監護職責的兒童”。
在新冠疫情初期，將“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確認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離觀察”的情形界定為不能履行監護職責的事由，並由國家為嬰幼兒安排臨時監護，在多數情況下是符合最有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的。以上《工作方案》第7條規定，“對經檢測未感染的兒童，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村（居）民委員會要確認其監護責任的落實情況；對定性為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的，要優先安置到定點醫療衛生機構就診救治。”
針對“監護缺失兒童”被定性為確診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情形，《工作方案》似乎將“優先安置到定點醫療衛生機構就診救治”等同於一種落實臨時監護措施。
“優先安置”在文義上僅僅意味著醫院床位的優先配置，在疫情初期醫療資源緊張的情勢下，在專業的醫療救治彌足珍貴且遠比日常的陪伴照護更為重要的認識下，這一規定體現著對兒童的特別重視。但時至今日，對於無症狀或者輕症的嬰幼兒而言，衛生機構所承擔的隔離作用要更重於所提供的的救治服務，且患兒的健康恢復更依賴於細致周到的陪伴與照護而非專業的醫療幫助。
在此情形下， “優先安置”（在上海其實體現為“集中安置”）就不再等同於一種補位的臨時監護措施，而形同一種主動造成的“監護缺失”。
重新回到兒童保護立場
在新的判斷下，我們必須重新回到兒童保護和兒童幸福的立場，按照最利於被監護人的原則，避免嬰幼兒童陷入“監護缺失”的無助狀態。
首先，在嬰幼兒自身確診，而父母雙方或一方並未感染的情形下，並不存在監護人不能履行監護職責的情形，此時父母要求陪同隔離，完全屬於履行其監護職責的行為。監護制度以最利於被監護人為原則，在此精神下，未感染的父母為照料和看護確診的未成年子女而甘冒健康風險，國家應當理解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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