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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鋼琴而生：難以復制的郎朗(圖)
為鋼琴而生：難以復制的郎朗(圖)為鋼琴而生：難以復制的郎朗(圖)
從神童到巨星，郎朗的成長充滿奇跡，也充滿爭議。回到他之所以成為郎朗的鋼琴演奏事業上去討論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卻是我們理解他的聲望與爭議、過往與今昔、成長與困惑的必經之路。
主筆/蒲實
（視覺中國供圖）
回聲般的相遇
我們到達費城是2017年3月，飄著雪，古老的城市覆蓋在一層靜謐的白雪下，和郎朗第一次來到這裡看到的情景有些相似。他曾就讀的柯蒂斯音樂學院在市中心Locust Street上的一幢樓裡，踏上石階，推開雕花拱廊內那扇厚重的木門，就能看到它小巧的前廳了。學院不大，就在這幢三層樓裡。手織地毯、木質地板、古董家具，樓梯走廊裡仿倫勃朗《呢商同業公會理事》的油畫，都在營造一種歷史的厚重氛圍。柯蒂斯音樂學院成立的時間不到100年，卻走出了很多音樂大師，比如指揮家、作曲家倫納德·伯恩斯坦，歌劇作曲家吉安·卡洛·梅諾蒂，小提琴家羅伯特·迪亞茲和鋼琴家葉夫·布朗夫曼。牆上貼滿演出信息和海報的公告欄則顯得生機勃勃。郎朗在這裡上學的時候，每周都有三場學生音樂會，他每個月彈一場，除去假期，12個月能彈10次，他所有新學的曲子都在那個時候演奏。
基默爾表演藝術中心離柯蒂斯不遠，費城交響樂團的新音樂廳就在這裡。它高聳的弧形玻璃穹頂在2001年12月竣工。那時，正在這裡學習的郎朗從他的公寓窗口每天可以看到它的建築工地和一層層往上生長的進程。
第一次來美國時郎朗14歲。在殷承宗老師的安排下，他在紐約五十七街的斯坦威音樂廳開了一場獨奏會。殷承宗邀請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和教育界人士來聽這場音樂會，把郎朗作為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輕明星”介紹給來賓。郎朗對紐約一見鍾情，愛上了它的活力，它那令人興奮的節奏和湧動著的競爭欲望。他游覽了卡耐基音樂廳，在他心目中的音樂聖地，向曾在這裡演奏過的偉大音樂家的靈魂祈禱，希望他的鋼琴夢想成真。很快，他再一次來美國，在費城著名的柯蒂斯音樂學院跟隨世界級鋼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加裡·格拉夫曼學習。
格拉夫曼現在的家與卡耐基音樂廳隔街相望。這位俄裔美國鋼琴家出生於紐約，他這一代人都跟隨那些根植於19世紀、歐洲出生的教師學習，比如文格洛娃、魯道夫·塞爾金、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他有過輝煌的職業演奏生涯，曾一年演出100多場，直到右手受傷，轉向教育。2007年作為柯蒂斯音樂學院的院長退休以後，他回到紐約。他的家是一座有100多年歷史的老公寓，很古雅，就如伊迪斯·華頓所描寫的《純真年代》裡的裝潢。客廳一角背對背地擺放著兩架斯坦威大鋼琴，沿牆陳列的漢代雕塑像是從背後觀看彈奏者表演的無聲觀眾。房間裡擺滿了他的亞洲，特別是中國收藏——瓷器、書畫、人像石刻，就像進入了一個漢學家的私人收藏館。書房的書架上，陳列著很多大部頭的中國古籍。他對中國感情很深，自1981年第一次來中國，他一共來過中國40次，大概有20次和音樂相關，很多次是來中國旅行。
1979年，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作為第一位來華演出的小提琴大師在北京舉辦的音樂會上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為剛剛結束長期封閉的中國打開了一扇通往西方音樂世界的窗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渴望了解包括古典音樂在內的西方文化，掀起了學習小提琴、鋼琴等西方樂器的熱潮。20世紀80年代大城市出生的許多孩子，都被裹進這股浪潮中，郎朗是其中一位。
1981年，格拉夫曼結束了職業鋼琴演奏家生涯，轉向教育。同時，他開始發展對中國藝術考古學上的興趣。他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旁聽了一些研究所課程，開始學習中文，第一次在中國大陸歷險。此後，他的足跡到達過大理、麗江、喀什和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界這些地方。就在他成為古老中國藝術的學生沒多久，亞洲學生開始大量湧入美國。作為柯蒂斯音樂學院的院長，格拉夫曼先迎來了菲律賓和日本學生，接著開始有中國台灣人和韓國人，然後，20世紀80年代，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開始出現，他們多以精湛的技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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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主筆/蒲實
（視覺中國供圖）
回聲般的相遇
我們到達費城是2017年3月，飄著雪，古老的城市覆蓋在一層靜謐的白雪下，和郎朗第一次來到這裡看到的情景有些相似。他曾就讀的柯蒂斯音樂學院在市中心Locust Street上的一幢樓裡，踏上石階，推開雕花拱廊內那扇厚重的木門，就能看到它小巧的前廳了。學院不大，就在這幢三層樓裡。手織地毯、木質地板、古董家具，樓梯走廊裡仿倫勃朗《呢商同業公會理事》的油畫，都在營造一種歷史的厚重氛圍。柯蒂斯音樂學院成立的時間不到100年，卻走出了很多音樂大師，比如指揮家、作曲家倫納德·伯恩斯坦，歌劇作曲家吉安·卡洛·梅諾蒂，小提琴家羅伯特·迪亞茲和鋼琴家葉夫·布朗夫曼。牆上貼滿演出信息和海報的公告欄則顯得生機勃勃。郎朗在這裡上學的時候，每周都有三場學生音樂會，他每個月彈一場，除去假期，12個月能彈10次，他所有新學的曲子都在那個時候演奏。
基默爾表演藝術中心離柯蒂斯不遠，費城交響樂團的新音樂廳就在這裡。它高聳的弧形玻璃穹頂在2001年12月竣工。那時，正在這裡學習的郎朗從他的公寓窗口每天可以看到它的建築工地和一層層往上生長的進程。
第一次來美國時郎朗14歲。在殷承宗老師的安排下，他在紐約五十七街的斯坦威音樂廳開了一場獨奏會。殷承宗邀請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和教育界人士來聽這場音樂會，把郎朗作為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輕明星”介紹給來賓。郎朗對紐約一見鍾情，愛上了它的活力，它那令人興奮的節奏和湧動著的競爭欲望。他游覽了卡耐基音樂廳，在他心目中的音樂聖地，向曾在這裡演奏過的偉大音樂家的靈魂祈禱，希望他的鋼琴夢想成真。很快，他再一次來美國，在費城著名的柯蒂斯音樂學院跟隨世界級鋼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加裡·格拉夫曼學習。
格拉夫曼現在的家與卡耐基音樂廳隔街相望。這位俄裔美國鋼琴家出生於紐約，他這一代人都跟隨那些根植於19世紀、歐洲出生的教師學習，比如文格洛娃、魯道夫·塞爾金、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他有過輝煌的職業演奏生涯，曾一年演出100多場，直到右手受傷，轉向教育。2007年作為柯蒂斯音樂學院的院長退休以後，他回到紐約。他的家是一座有100多年歷史的老公寓，很古雅，就如伊迪斯·華頓所描寫的《純真年代》裡的裝潢。客廳一角背對背地擺放著兩架斯坦威大鋼琴，沿牆陳列的漢代雕塑像是從背後觀看彈奏者表演的無聲觀眾。房間裡擺滿了他的亞洲，特別是中國收藏——瓷器、書畫、人像石刻，就像進入了一個漢學家的私人收藏館。書房的書架上，陳列著很多大部頭的中國古籍。他對中國感情很深，自1981年第一次來中國，他一共來過中國40次，大概有20次和音樂相關，很多次是來中國旅行。
1979年，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作為第一位來華演出的小提琴大師在北京舉辦的音樂會上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為剛剛結束長期封閉的中國打開了一扇通往西方音樂世界的窗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渴望了解包括古典音樂在內的西方文化，掀起了學習小提琴、鋼琴等西方樂器的熱潮。20世紀80年代大城市出生的許多孩子，都被裹進這股浪潮中，郎朗是其中一位。
1981年，格拉夫曼結束了職業鋼琴演奏家生涯，轉向教育。同時，他開始發展對中國藝術考古學上的興趣。他回到哥倫比亞大學旁聽了一些研究所課程，開始學習中文，第一次在中國大陸歷險。此後，他的足跡到達過大理、麗江、喀什和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界這些地方。就在他成為古老中國藝術的學生沒多久，亞洲學生開始大量湧入美國。作為柯蒂斯音樂學院的院長，格拉夫曼先迎來了菲律賓和日本學生，接著開始有中國台灣人和韓國人，然後，20世紀80年代，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開始出現，他們多以精湛的技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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