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疫情來的時候，才知誰穿莆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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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資本主義中，我們被教導說，我們購買的東西直接反映了我們在生活中贏（或輸）了多少……但這是一個由無知教唆的營銷騙局，只會增加品牌銀行賬戶裡的錢。”Aleks寫道。
莆田的仿鞋商Chan曾在英國留學，回國後做起了高仿鞋的生意，並無介懷。
雖然會面臨監管的突擊檢查和潛在的訴訟，但他仍然能夠維持生計。他說，支撐他的生活、讓他的業務放緩的主要因素，是那群挑剔的鞋迷。“他們當中，一些是高中生，一些是大學生，這些是我們的主要人群。”Chan回答道。
在莆田還有這樣一句口號：“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
莆田的“鞋路”
美版GQ有過這樣一個評估，如果按照對經濟價值和知識產權侵權來算，假冒運動鞋是一個價值 4500億美元的市場，這是極大的誘惑，莆田也從中分到了蛋糕。
但今天來看，莆田走的“鞋路”並非明智之選，從法律到監管、再到大眾消費者，更多人有了“打假”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走“高仿”路線已經不合時宜，且涉違法。
莆田之所以誤入“造假仿制”的歧途，源於危機下，莆田人目光並不長遠的選擇。
改革開放後，莆田接棒台灣，成為制造業產業轉移的接受地，制鞋業便是其中之一，憑借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廉勞動力成本，加上原材料優勢、當地原制鞋傳統，莆田積累了技術和熟練工人，制鞋業飛速發展，鞋革企業集中，相互配套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每年產鞋超億雙，銷往30個國家和地區。
福建莆田新路體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工人生產代工運動鞋
但到了90年代中期，卻出現了轉折點，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莆田代工廠的訂單量急劇收縮，本就低廉的利潤再度縮水。
為了獲取更大利潤和生存空間，通過代工廠的便利，當地鞋廠拿到了品牌設計圖紙，同樣利用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生產仿冒品，莆田由此走上了“仿冒”之路。
品牌高附加值帶來的更高利潤，讓他們嘗到了甜頭，之後借著電商、微商風口再度起飛，又因為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莆田制鞋產業，沒有顧忌地偏向了仿制假鞋。
前莆田市市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其實一直以來莆田鞋質量都很好，但總有個別不法分子在做假冒鞋子，莆田一直在嚴厲打擊。並且，莆田國際知名品牌代工業務增多，致力於推動聯合創牌。
但相比之下，距離莆田100公裡、同樣承接了台灣制鞋業轉移的晉江市，品牌創新的路走得更快。在相同的危機面前，雖然晉江也走過“仿冒”的路子，最終它把資源集中到“自主研發生產”的大路上，時運相濟，晉江成功了。
2016年5月底，福建莆田，警方正在查封一家售賣耐克、阿迪達斯等品牌假鞋的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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