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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10-30 | 來源: 澎湃新聞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婚姻 | 字體: 小 中 大
水村的民居和圍牆上的宣傳標語。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朱凡所攝。
水村(學名)是位於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個行政村,有760戶3300多人口,距離阿裡巴巴總部僅五公裡,歷來民生富庶,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發達惠澤一方,而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征地拆遷更使得村民獲得了大量的現金收入。在優越的經濟條件和延續至今的熟人社會下,村民們自發地開始為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眾多家庭無男性後嗣傳承血脈的集體困境尋求出路,到了2000年左右出現了男女雙方不言婚嫁、生育兩個子女各自繼承一方姓氏的兩頭婚育模式,目前已成為該地區的主流婚姻形式。在當今社會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以及二胎政策未能有效提振生育率的背景下,水村的故事顯得尤為意味深長。
“兩頭婚”實際上並不是水村的獨創,費孝通80年前寫作出版的《江村經濟》中就提到了一個類似的案例,在今天的蘇南浙北、江漢平原等這樣的結合也都不少見,盡管可能遠未成為主流。不同地區的兩頭婚有著不同的特點,例如在傳統觀念相對淡薄的現代城市中,相對於鄉村對繼承香火的迫切需要,兩頭婚或許更多地意味著男女平等的趨勢。在水村,兩頭婚同樣意味著性別關系的某種變化,然而卻是一種不“徹底”的進步——女性地位有所上升但男性家長仍然是一家之主。有趣的是,“城市先進,農村落後”的觀念在水村人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他們認為城裡人斤斤計較、冷漠自私,反倒是以鄉村中的人情味兒和自己的農村身份感到由衷自豪。而在兩頭婚和農村身份認同的背後,又有憑借民間信仰為代表的傳統資源所維持的社會網絡在起著作用。
以上是不久前剛剛從復旦大學社會學專業博士畢業的趙春蘭於2017年到2019年期間在水村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的事實。在她看來,“水村模式”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給出了農村衰敗之外的另一種敘事,兩頭婚育模式則連接了傳統倫理和現代價值,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當下婚育中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張力。澎湃新聞請她介紹了這項研究的來龍去脈,希望借由位於城鄉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全球化與地方性之間的水村獨特而復雜的樣貌,展現不斷變化發展中的中國社會的一個生動切面。以下為趙春蘭的口述。
一、何為水村的“兩頭婚”
我生活的村子和水村同屬於一個街鎮,中間隔了幾個村子,可以說,我既是“外來者”又是“本地人”。在沒來復旦讀博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漢族的、江浙的環境當中,由於沒有文化差異感,平時經常聽說兩頭婚,覺得很平常。開始攻讀社會學博士之後,有了很多和不同民族、地域甚至不同國家的同學討論多樣的社會文化議題的機會,當我說到兩頭婚的時候,大家覺得這種婚姻形式很奇特,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水村發生的事情和外面是不一樣的。更有意義的是,在范麗珠老師、陳納老師的提點下,我逐漸意識到,兩頭婚現象與現代中國社會的人口大議題,有著緊密聯系。在兩位老師看來,兩頭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生育兩個孩子,這種制度下的生育率就接近了2.1的替代生育率,這在當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背景下是有現實意義的。從文化層面上看,兩頭姓又兼顧了男女雙方家庭對於光宗耀祖、傳宗接代的實際需求,無形中化解了代際之間的可能沖突。以上的理論提升,成為我們最初關注兩頭婚的重要切入點。“兩頭婚”成了我博士論文中的一個章節,整個論文則對村莊的價值觀、組織制度、習俗文化進行了考察,探討其內在秩序是如何維持安定的,而婚姻制度是當地鄉風民俗中的一部分。-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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