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唱红打黑”正搞得风生水起,为入常进行最后一搏的关键时候,由于得力助手王立军的夜入美国领事馆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按说,薄家在文革中也算是家破人亡, 薄熙来自己也坐了几年牢,应该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但薄熙来为了强调自己的红色血统,大搞唱红歌运动,我总觉得不厚有点心术不正。
有些老同志喜欢唱红歌,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是怀念他们的青春岁月。但像薄熙来同志那样,把小学生都要组织起来去唱红歌,把唱红歌搞成一场运动。那就有点别有用心了,也怪不得温总映射他为文革余孽。
我个人也喜欢听红歌,听这些歌能让人回忆起纯真的童年时代和充满梦想的少年时代,而并不是喜欢这些红歌的内容。实际上,这些红歌很多也是从民歌中提炼出来的。比如《东方红》,就来自陕北民歌《麻油灯》;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军歌,等等。
还有样板戏,由于小时后听多了,现在说起京剧,就会想起脍炙人口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这些样板戏唱腔确实好听,演员功底也深,像童祥苓,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浩亮,刘长瑜等,都是名角。还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都是精品。
当时的样板戏,基本是上海和北京平分秋色,北京有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两家,而上海则是上海京剧团。上海最早搞的是《智取威虎山》,北京京剧团就搞了个《沙家浜》,中国京剧院搞了个《红灯记》。而后面上海的《海港》,则水平要差一个档次。北京方面,排练出了《杜鹃山》,算是压了上海一头。《杜鹃山》中柯湘的唱腔不错。据说王洪文也迷上了演柯湘的的杨春霞。有一个传言说是王洪文嫌杨春霞瘦,就规定每天必须吃一只鸡。而山东京剧团搞了个《奇袭白虎团》,水平稍微差了一点。
芭蕾舞方面,上海芭蕾舞团搞了个《白毛女》,北京的中国芭蕾舞团搞了个《红色娘子军》。两个芭蕾舞剧的音乐都非常好听。当然,这两个芭蕾舞剧抄袭《天鹅湖》的痕迹也非常明显。比如,《天鹅湖》中有一个很欢快的“四个小天鹅”一段,而《白毛女》中也有个的“窗花舞”,《红色娘子军》中则有个的“快乐的女战士”,都是一段欢快的四人或五人的小组舞蹈。
我个人比较喜欢上海的出品。京剧中,最爱《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则偏爱《白毛女》。当年,几乎每个学校都要排一个样板戏,我们那边小学排练的是《智取威虎山》,中学排练的是《白毛女》。
当年,大家都非常渴望能在样板戏排练中争取到一个角色。当时,选角色是导演到每一个班来观察,然后把中意的叫出来。当导演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而当导演从我身边走开时,我又是多么失望啊! 我班的一个男生,长得小头小脑,绰号“小老鼠”,上课的时候总喜欢东张西望,小动作不停。老师经常骂他:“你这个獐头鼠目的东西。”但这个“ 獐头鼠目的东西 ”这时却走运了,被导演选中,演匪兵甲。回到班里是眉飞色舞,一下成了班里的中心人物,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听他讲排练的趣闻。我的一个邻居,整天神头鬼脑、流里流气的,被选上演狗腿子穆仁智,也是得意得不得了,整天摇头晃脑、神采飞扬的,就像戏里穆仁智拿着算盘提着灯笼雪夜到杨白劳家逼债一个德行。我同学的姐姐,当时是一头过膝的长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看着真是让人疼让人爱,被选中出演喜儿,一时成了万人迷。当然也有后门,我班一个老师的儿子被选上去演申得华。后来演座山雕和演少剑波的两个同学都被镇江京剧团的小京班录取,我们当时都羡慕得不得了。
说起样板戏,我们这个小镇上,还出了两个人才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一个是阿甲,另一个是成公亮。阿甲先生是《红灯记》编导,而成公亮先生曾参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作曲工作。脍炙人口的《南霸天做寿》一场的音乐,据说出自成公亮,当然《南霸天做寿》一场的音乐实际也是借鉴了广东音乐《步步高》的旋律。
样板戏还对我家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爷爷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曾经做过私塾先生。后来这一行没有做了,他通过自学,独创了一家胡琴店。当时在我们这个镇上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他做的胡琴主要有京胡、二胡、板胡、三弦等。所有的工序,都是我爷爷一个人完成。从近代开始,二胡在江南一带非常流行,也出了一些名家,比如江阴的刘天华,无锡的阿炳,而宜兴则有蒋风之、闵惠芬等。我们这个小镇上二胡也非常流行,所以我爷爷看准了这行有生意可做,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当然,他再聪明,也绝对想不到后来有这么大的生意,绝对想不到样板戏会流行,绝对想不到每个企业、每个学校都要排练一台样板戏。而京剧的主要乐器就是京胡。一时间,一胡难求。我爷爷的胡琴店也门庭若市,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样板戏着实让我爷爷狠狠地赚了一笔。
现在,我也经常听红歌,听样板戏,高兴的时候也会来一段西皮二黄,哼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或者《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可惜没有二胡,有的话,就能拉一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