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離鄉千裡之外的山洞裡
守著五箱書,過了十年
守護“炮火下的國寶”的這些人,有一部分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學者,還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默默無聞的圖書館職員,普通的工友,甚至是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普通群眾。
護送齊魯古籍文物南遷的三個人,分別是王獻唐、屈萬裡、李義貴
有一個叫李義貴的山東大漢,早年是拉黃包車的。後來變成了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的一個私人秘書,幫著他打理館務,做一些體力活,放在現在估計連合同工都算不上。
1937年,他奉館長王獻唐之命,護送上萬件古籍珍本、商周青銅器、名家字畫、秦漢磚瓦等文物離開濟南,轉移到後方。
一路遷徙,非常艱辛。求爺爺告奶奶,從山東到武漢,又到宜昌,然後到重慶萬縣,最後終於在樂山才安定下來,走了7000多裡路。
但是幸虧遷徙了,轉移途中傳來消息,山東圖書館被日軍焚毀,館藏的23萬余冊書籍付之一炬。只有這5箱館藏精華幸運逃過一劫。
山東圖書館南遷的古籍文物之一:敦煌寫經
李義貴走的時候,他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剛出生的兒子還不到一歲。1937年走的,1950年才回來。
那時候抗戰早就勝利了,新中國都成立了,但沒有人告訴他你應該回來。等於從1940年開始,他一個人在樂山守著那五箱書,守了整整十年。
他是山東人,不懂四川話,語言不通,又不能吃辣。內戰期間,當地物價飛漲,他經常跟省裡面失去聯系,只能靠去江邊搬運、清洗泥污、擺地攤來賺生活費。即便是這樣,他也沒有動過變賣藏品的念頭。
李義貴全家合影
1950年回家之後,因為長期杳無音訊,他的老婆已經改嫁了,兒子對他幾乎沒有感情,甚至有點埋怨他,對他非常冷漠。
我們去樂山的時候,特意去找了他藏身的山洞。去了那個現場,你會覺得有一種特別奇怪的感覺。
寺廟裡面還是香火繚繞的,各種各樣誦經的聲音,你能感受到,在那樣的時代,一個外鄉人,告別自己的妻子兒女,跑到這個地方來,一米九幾的人,就委身在這麼一個黑暗逼仄的山洞裡,一呆十年,真是太難了。可為了護寶,他還是堅持下來了。
存放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貴陽地母洞
杜甫和陸游,跟著我們一起去逃荒
當時很多古籍在轉移時,明明都是無價之寶,卻只有兩三個人護送。
很多參與文獻搶救的人,抗戰勝利之後都回到了自己的崗位上,為了圖書館事業或者學術界奉獻了一生。
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因為牽掛被運到美國的國寶,主動申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成了這批書的監護人,直到他過世。
1935年,清華大學要求,除了教學和研究生論文必需的圖書館設備以外,即刻開始一周內完成秘密裝箱
還有一些很普通的人,用非常樂觀的態度面對抗戰劫難。比如清華大學一個圖書館職員馬文珍,寫了一首《裝箱歌》。
那個時候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書要跟著學校一起轉移,朱自清是館長,帶著大家把書裝箱。《裝箱歌》描繪了當時的情景。
“這是前輩人智慧的遺產,我們應當鄭重的保藏,把它們寄到幸福的遙遠,把它們寄到安全的地方,快點裝,慢點裝,又是一箱。”
到了昆明之後,大家把箱子打開,馬文珍又寫了一首《開箱歌》:“丁丁當,丁丁當,大家一齊來開箱,拿刷子刷刷書面的霉呀,讓陳死的微塵因風揚。”
戰爭是劫難,但他用一種很戲謔的方式去面對:沒問題,我們把書擦一擦,放到架子上,又可以開展教學研究了。
西南聯大圖書館
大家都知道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知道抗戰期間很多學校、政府、兵工廠搬到了重慶和昆明,甚至聽說過南京的一些科研機構,趕著一群種豬、種雞過三峽。
這些古籍的遷徙路線,其實跟故宮文物、學校、政府機關和雞鴨鵝是一樣的,甚至有可能在同一條船上。
山東省圖書館的那批書,運到樂山之後,王獻唐還是覺得不放心,決定要把書從城區再次轉移到郊區的寺廟裡。果然,轉移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樂山大轟炸。
五箱書物在樂山大轟炸之前被轉移到了凌雲寺中
王獻唐在日記裡描述,他站在樂山大佛旁邊,看到城裡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這麼慘痛的轟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慶幸,幸好自己把書轉移走了。
我們在樂山的時候,正好碰見當地紀念“樂山大轟炸”的周年活動,當時全城警報響起來,那種感覺是非常直接的。我們就可以理解,當年王獻唐對這批書劫後余生的慶幸。
《開箱歌》裡面唱, “箱子裡放著杜甫和陸游,他們又陪著我們逃一次荒。”其實《炮火下的國寶》說的就是杜甫和陸游逃荒的故事。
縱觀中國整個歷史,這些古籍善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逃荒中流傳下來的。我們的文脈也是這樣被繼承下來的。
文瀾閣《四庫全書》書頁
當時的中國很厲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張
前年,我參加一次會議,碰見台北故宮的一個年輕的業務員,他負責協助展覽。我聽他講,每次一些珍貴古籍要展覽了,像《周禮》,或者杜甫、陸游的珍貴版本的書,他說我就能決定把哪一頁攤開,讓大家看。他為此非常自豪。
我曾經近距離看到過王國維的手稿,他在《人間詞話》裡面寫過人生的三重境界,最後一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就是那一頁。它是立體的,它是物理的,是一個可觸摸,甚至有氣味的東西,這就是書本有魅力的地方。
山東省立圖書館南遷的國寶古籍——宋代贛州州學刻本《文選》
我覺得盡管科技發展到今天,書還是會有它的作用。它作為中華文明的一個載體,不僅是中國的遺產,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遺產。我們親眼、近距離地看實物,和通過手機讀陸游和杜甫的詩,是完全不一樣的。
拍這個片子,最讓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國人。
1942年7月6日的《新華日報》(華北版)報道八路軍成功搶運《趙城金藏》的消息
船靠岸了,村民幫忙把書運到岸上。聽說日本人要來搶書,大家一起把書轉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書掉了河裡面去了,周圍的群眾自發下水打撈。
這真的太難得了,特別是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信守然諾,有始有終,普通人身上的這種俠義精神和正義感,絲毫不亞於文化人舍身取義的文化自覺。
山東省教育廳為撥發李義貴保管費用給王獻唐的信函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於1940年寄給文獻保存同志會的購書匯款單
當年搶救、轉運留下的檔案都非常豐富,也特別細致。每一筆撥款多少錢都有電報留檔,數字細致到了零頭。
我們現在想起抗戰,想起兵荒馬亂,多多少少都會覺得惶恐,甚至恐懼,會覺得那人怎麼活?
但你會發現,其實人們還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當時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還依然存在,很多東西是保持流通的,並不是我們想象的所有東西都崩潰了。
另一方面我覺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個人心裡面知道他們該幹什麼,各司其職,內心的職責感很強。來了什麼事都不慌,我們穩住。
這個很重要,我覺得是超越了時空的。
尤其是今年以來,可能大家感受的不確定性會比較多。如果你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焦慮,這個片子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