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參議院10月26日晚以52比48的跨黨派投票結果確認了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隨後，巴雷特便宣誓就職，使得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人數比例從5比4變為6比3。這也是150年來首次出現大法官提名人在沒有得到任何一位在野黨成員的支持下而獲得通過。針對最高法院的更保守化，或者共和黨主導的“最高法院”，美國《紐約時報》10月27日社論評論稱，保守派讓最高法院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
也就是說，經過一番黨爭，最高法院在意識形態上的向右轉，只會讓美國進入又一個保守時代。在自由派看來，這和現在美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相悖的，或者說是開歷史倒車的。
三權分立的美國，行政和立法權力更新之際，突然出現司法這一分支的權力空缺，頓時讓華盛頓亂了陣腳。巴雷特的任命必然會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導致兩黨政治極化態勢愈發嚴重。
這種極化趨勢自本世紀以來就一直存在，奧巴馬執政後開始升級，特朗普執政又加速了這一趨勢，導致政治生態不斷惡化。伴隨行政權力的不斷擴張和國會撕裂，現如今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也越來越意識形態化。三權制衡所保證的公正與民主，很難得到保障。
一旦最高司法機構的內部微妙平衡被打破，三權之間的制衡就很容易被黨爭所綁架。因為在極化黨爭背景下，大法官提名人選更多呈現意識形態分野，促使最高法院逐漸傾向於為一方政黨利益而服務，或成為一黨主導的司法機構，進而背離美國民主初衷。現在的共和黨很有可能借助當前權力優勢，爭取對三權制衡的民主體系帶來不可逆轉的改變。
四年來，每當涉及到稅改和法官任命相關的黨派利益或意識形態之爭的時候，共和黨總是能夠團結在特朗普周圍。這尤其體現在通過稅改和提名法官方面。比如，特朗普上任以來已經任命了200多位聯邦法官，而且多數都是反對墮胎的保守派，且白人男性居多，預計會影響未來數十年美國司法判決。這也側面反映出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義傾向。
但對於特朗普多次沖擊憲政底線和種族主義傾向，共和黨整體保持遷就姿態。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過程中，特朗普無視科學、隱瞞病毒嚴重性、拖延疫情防控，並借州權和聯邦權之分為疫情失控推卸責任。很多共和黨參議員不但沒有建言勸阻，反而配合特朗普將病毒政治化，視民主黨和中國為共和黨共同的敵人。但凡共和黨在疫情防控方面能夠有推進大法官提名的這種緊迫感和精氣神，當前美國的疫情也不至於如此嚴重。
巴雷特上任後，接下來最高法院有關北卡萊羅納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延遲郵寄選票計票時間的裁定，必然會有利於共和黨。目前，最高法院已經裁定，拒絕推遲威斯康星州大選郵寄選票計票時間延長6天。這就是共和黨人的一種勝利，目的就是為了打壓選票。
共和黨領導層冠冕堂皇地說大選前推進和通過巴雷特提名和她本人反墮胎、反奧巴馬醫保方案等保守立場無關，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向民主黨總統執政時期那樣，盡量地聽取黨外和民間更多意見。而且，從事後共和黨領導層的表態來看，共和黨人也絲毫不掩蓋自己選前強推巴雷特提名的虛偽。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話更赤裸。他說：“我們過去四年完成的很多成就遲早會因為這次選舉而被廢止，（巴雷特擔任大法官後）他們（民主黨人）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束手無策”。
這等於說，共和黨寧可輸掉此次選舉，也要將最高法院進步一“右傾化”。只要達到這一目的，保守派就可以繼續阻撓和封殺自由派或進步派議程。也就是說，今後四年，即便民主黨執政，或者掌控參議院，共和黨也會憑借在最高法院中的優勢繼續同民主黨斗爭。
毫不誇張地說，無論是大法官提名之爭，還是疫情防控之痛，都反映了一個現實：兩黨之爭充斥敵我思維，黨派利益已經壓倒一切，撕開了美國制度的美麗外衣，甚至凌駕於人民健康安全之上，絲毫不會顧及國內民意。執政當局也未能及時彌合社會分歧、促成主流共識。
最終，在野和執政雙方為了搶占權力地盤，又難免導致行政和立法權被濫用。比如佩洛西等一些民主黨人考慮再次彈劾特朗普，或者掌權後擴充高法席位，填充自由派大法官，就存在濫權的風險。這種想法不僅在美國社會和政治持續裂化的氛圍中根本無法實現，而且黨爭色彩過於濃厚，其中帶來的撕裂和內耗可能需要數屆政府和數代人慢慢消化。
大選前夕，美國各方政治力量急不可耐地進行各種政治算計，無情揭開了美國政治理想主義的背面，暴露出原來美國一直宣揚的三權分立竟是可以被政治操弄的殘酷真相。
樓主 / 逍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