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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本拿比經略
- 時間: 2019-12-10 13:50"楊振寧王貽芳對撞機之爭"引熱議 媒體:不應帶節奏(圖)
文章來源: 新京報 於 2019-12-10 07:50:14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align=start]
▲紀錄片截圖。
最近，一篇題為“楊振寧的最後一戰”的文章（作者醋醋）廣為傳播。文章談的是幾年前的老問題——“超級對撞機”（CEPC）該不該建，但寫作手法卻極其“新媒體化”。中心思想就是盛贊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院士在建“超級對撞機”問題上堅決的反對態度：“這個對撞機要花中國200億美元，我沒辦法能夠接受這個事情”。同時揭露出“圍繞中國超大對撞機的爭論，背後其實還是科學權力之爭”。
這篇文章采用了一些自媒體最喜歡用的“內幕寫法”，仿佛洞察了科學界種種斗爭的本質，把楊振寧、溫伯格、愛因斯坦、丘成桐、王貽芳、李淼等人內心活動描繪得“栩栩如生”。可實際上，這些描寫不過是為了把讀者帶往一個方向，那就是國際“超弦教拼命游說中國搞超大對撞機” 動機不純，科學基礎沒有實驗支持，注定無望，而楊振寧院士“他幾乎每一步都踏對了節奏，無論是科學還是人生”“當年被他得罪過的中國男人，都黑轉粉了”。
從這些“上帝視角”的表述，讀者仿佛看到了一位科學遠見超越愛因斯坦、洞悉國情又富有家國情懷的楊振寧先生。站在楊先生對立面那些人，要麼科學水平不行，要麼動機實在不純，要麼不愛惜國力民力。
以"宮斗”來解讀爭論，是科學的庸俗化
目前，一些平台已經發表了多位科學家的評論，提出醋醋文章裡對“超級對撞機”的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理解都存在嚴重錯誤。在此，不再贅述。
回歸到常識上，我們還應該重申，對於科學問題或大科學工程，不宜如此情緒化地“帶節奏”。比如作者把王貽芳院士提出對撞機、物理學家們支持千億工程的理由歸結為“幸運”，迎合對高能物理所知甚少的一般讀者的理解能力，成就了自己的“10萬+”，實際上只是借助楊振寧這樣的權威人士，來抹黑持對立意見的科學家群體。
從高能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王貽芳提出超級對撞機項目已經有好幾年了，支持者眾多，反對者也眾多，這無論在國內外科學史上，都是正常現象。因為任何階段，在科學前沿發展方向上都存在爭議，如果已經完全沒有爭議了，那也不是科學前沿了。
事實上在科學界，即便是楊振寧院士這樣的權威，提供的也只是本人的看法，而不是“最終答案”，更不是“上帝視角”。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上參與了多項國際大科學工程。這個世紀又陸續建成了同步輻射光源、全超導托克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數十個中國主導的大科學工程。這些工程在決策之際，也經歷了很多爭議，爭議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的是耗資巨大，有的是科學問題已經數十年懸而未決，有的是同行們並不看好。
可我們必須看到，對於大科學工程的決策不可能盡善盡美，更不可能保證建成之後會立竿見影收獲巨大成果。比如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百年之前關於引力波的預言，物理學家們曾經苦苦搜尋數十年毫無結果，一直到2015年LIGO項目才找到第一個信號，又經歷半年謹慎的確認才公諸於世。而LIGO項目已經運行二十多年，成員多達上千，分布在世界各國。在收獲第一個成功之前，他們又何嘗不是始終處於爭議之中？只是我們沒有看到類似的“上千科學家耗資巨大搜尋引力波，二十年來一無所獲”這樣的嘲弄文章罷了。
存在不確定性的就不該做，這很不“科學”
就像愛因斯坦也曾經遭受冷遇，甚至遭受上百位科學家聯名反對，我們不應該重復這樣的鬧劇，說什麼 “玄奧的思想與龐大的利益結盟”“超弦與其說是一個學派，還不如說是一個教派”，要知道在科學發展過程，沒有人能夠提前幾十年、上百年預知最終結果如何，就連愛因斯坦本人也曾經不看好引力波，甚至想否定它的存在。
科學界事實上不承認任何個人是絕對權威，面對重大科學工程決策有博弈、猶豫、反悔都正常，願賭服輸就是了。就像美國議會在耗資20億美元之後又撤回了對超導超級對撞機（SSC）的支持，把高能物理的發展機會拱手讓給了歐洲，之後才有了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美國當時也不可能預見後者的成功。
今天無論楊振寧先生的反對，還是其他科學家的支持，都是他們憑借自身科學認知做出的預估，這是學術觀點之爭，是君子之爭。我們不必盲目相信任何人的判斷，因為那不符合科學精神。
同樣我們也不必強迫他們為各自的觀點打包票，如果中國沒有建成CEPC錯失了重大發現沒能占領制高點，或者中國建成CEPC卻沒有“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而對科學家們橫加指責，那也不符合科學精神。
就像醋醋文章裡說的“堅持自己很難，超越自我更難”。在這些重大科學工程決策上，我們不能憑個人喜好打扮或者丑化科學家群體。面對前沿科學的發展，這樣的重大科學工程決策其實還不是最困難的，更困難的是我們如何通過理解科學提高全面科學素養，不跟著網紅文章的節奏走，不把科學家們庸俗化，超越追捧/抹黑這種形式，看到科學家們所看到的“遠方的風景”。
《楊振寧的最後一戰》原文如下：
The party is over。
楊振寧張開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搖了搖，加重語氣補充翻譯：
什麼意思？盛宴已過。
雖然97歲高齡，楊振寧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發上，拐杖斜放在腿邊。
台下，坐滿了年輕大學生，一位男生站起來發問，臉上掛著憤懣、委屈與不解。
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棲湖畔中國科學院大學（國科大）新禮堂發生的一幕。
男生讀研一，來自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來即將從事CEPC（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的預研工作。
4年前，針對CEPC該不該建，楊振寧與男生老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之間爆發了一場大戰。
從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這個項目上馬，不然他們在剩下的歲月中將無事可幹。
前一陣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強基礎教育，砸錢砸不出來科學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代最基礎的理論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錢上面。
作為一個超級費錢的項目，CEPC環形周長100公裡，保守估計就得400億。第二期SppC（環形強子對撞機）耗資更是超千億。
北京五環路全長98.58公裡，這意味著，隧道可將整個北京主城區包在其中。
醋醋的朋友房師說，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園，做夢都不敢奢望拿下這麼大一塊土地。
CEPC-SppC，這簡直就是物理學的三峽工程，高能所只是沖在前台的馬前卒，背後強力推手，是國際超弦界。
從2014年開始，國際超弦界就組團來中國游說超級對撞機項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們遭到楊振寧的強勢阻擊，當年發改委十三五項目審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過。
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從室友那聽到小道消息，現在楊振寧不反對建CEPC了，於是懷著激動的心情，搶到了一張楊振寧的國科大講座門票，想當面求證一下。
楊振寧第一句話就是我的看法沒有變，迎頭潑了他一盆涼水。
他不僅一如既往反對建超大對撞機，還勸這位男生盡早轉行，高能物理盛宴已過。
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個人的奮斗，有時候也要看一看歷史的進程。
不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過，當代物理學的前沿，也是一片無際的黑暗。
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有多輝煌，當代物理學就有多黯淡。
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囂一時，那也只是驗證了100年前的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
2018年霍金去世，引發社會紀念熱潮，但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殘志堅,是科普暢銷書籍《時間簡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學最高成就黑洞輻射理論，知道的人並不多。楊振寧科學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們熱衷他的晚年生活。
人們一提到牛頓就會想到萬有引力，提到愛因斯坦就會想到相對論。
人們關心霍金、楊振寧的生活而不是科學，不能怪大眾獵奇，當年牛頓與愛因斯坦的那些事兒更生猛。
只能說，當代物理理論不如前輩，普通人不懂相對論，總知道原子彈，不懂量子力學，電腦互聯網總玩過吧。
當代物理又發現創造了什麼？
這是楊振寧的最後一戰，他拯救不了當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機爆發後的瘋狂。
1
11月3日，第7屆騰迅WE大會現場，布賴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撥動“宇宙的琴弦”。
作為世界最負盛名的超弦傳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暢銷書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結構》，《隱藏的現實》……孜孜不倦從事超弦理論的公眾普及。
面向台下聽眾，格林再次舌綻蓮花，講解超弦理論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
隨後，王貽芳上台，從中微子實驗講到超大對撞機。
國際超弦界與中國高能所，還在堅持不懈。
自2014年造勢，於2016年十三五規劃遇挫後，他們期望在十四五規劃上通過項目。
2021-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CEPC-SppC造勢，要提前兩年開始，2019年很關鍵。
縱觀全世界的對撞機，LHC已是強弩之末，不會有新的發現了，別的對撞機能級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學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國的CEPC-SppC的身上。
這是人類世界中最靠近窗戶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長夜。
禁閉在一間密室的人，找遍鑰匙無果，就會竭斯底裡用力撞門，哪怕那麼一絲可能。
不甘、憤懣、呐喊、無奈、絕望……這是物理學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這間密室。
事實上，就算CEPC-SppC順利獲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後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過是留一個念想。
2016年，霍金艱難地打出226個字力挺對撞機。2018年，霍金闔然長逝。
想到這裡，醋醋也不禁黯然神傷。
王貽芳坦誠，推動我國建設CEPC，是他在現在的科學崗位上的最後一樁心願。
如果我沒有提，是沒盡到責任。
支撐王貽芳的情懷，全世界物理學家的希望，首期360億二期超千億的天量資金，僅僅只有兩個字——
幸運。
CEPC唯一確定的科學目標，就是精確測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謂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證超越現有物理框架標准模型，那就跟測量牛頓引力常數的意義差不多，但是誰又能保證呢？
公認可以突破標准模型的實驗，一是鄰近核反應堆的中微子振蕩，王貽芳在大亞灣核電站做出了突破性貢獻；二是遠離核反應堆不受中微子幹擾的暗物質探測，世界最深的實驗室——四川錦屏山暗物質實驗室正在努力。
精確測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標准模型，希格斯本人還健在，奇怪的是，醋醋在任何公開報道中都沒有看到他站出來發表一下期待。
王貽芳也只是說如果有所發現，就啟動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負電子對撞換成質子對撞，這還是奔著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對稱粒子而去。
預言該粒子的超對稱理論，最有可能突破標准模型，也是另一個野心更大的萬有終極理論候選者——超弦的超的來源。
在數學框架上，超弦有望統一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它認為世間萬物都由一根振動的弦組成。
從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體，無論是黑洞的本質，還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腳下。
但是為了滿足數學自洽，人類付出的代價是顛覆我們的宇宙觀。
在超弦的設定中，我們的宇宙其實是一個11維時空，我們只能感受到三維空間與一維時間，另外7個空間維度不見了，超弦給出的解釋是被緊化了，空間就像一張膜，緊化就是將其卷起來了， 卷到了極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種緊化方式，每一種都對應一個宇宙，我們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個，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來。
10^500這個數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後面排500個0，什麼億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們的宇宙原子總數也就10^80個，相比隱藏的宇宙數量，連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劇《生活大爆炸》全劇終，回顧第4季20集中，格林親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謝耳朵推銷他的新書《隱藏的現實》。
有人認為謝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實恰恰相反，謝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學標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謝爾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鐵杆反對者。
沒有什麼現實可以被隱藏，編劇顯然參考了現實原型，盡管有格林的推銷，謝耳朵後來還是放棄了超弦理論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學，標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擋不住終極理論的誘惑，選擇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師薩魯曼。
標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學的最前沿，也是當今理論物理的最高成就，標准模型的後繼者是超弦。
根據超弦的理論設定，要想撞出弦來統一四種力，需要環銀河系長度的對撞機，科幻小說都不敢這麼寫。
溫伯格選擇“曲線救國”，致力於驗證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對稱理論，它能將物質與力統一起來。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把質量與能量統一起來，搞出了原子彈氫彈，物質與力統一了，那不曉得搞出什麼嚇人東西。
超對稱理論預言的超對稱粒子沒有超弦那麼變態，理論上在TeV（萬億電子伏特）的能區就能撞出來，LHC的最大能級是13TeV。
雖然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須建立巨型對撞機，需要成百上千億的經費，LHC前前後後就花了100億美元。超弦與高能物理聯手，意味著玄奧的思想與龐大的利益結盟。
這是一個很妙的組合，超弦永遠無法被證偽，但如果局部證實，就能夠屹立不倒。這就跟宗教一樣，上帝的仁慈永遠觸摸不到，但是教會能讓人感受到實實在在的關愛，當然還有連綿千年的香火錢。
超弦與其說是一個學派，還不如說是一個教派。
這可不是醋醋說的，超弦界自己戲稱扛把子愛德華·威滕（Edward Witten）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2
1987年，溫伯格主導美國SSC（超級超導對撞機）建設，希望撞出超對稱粒子，驗證超對稱理淪。
時值美蘇爭霸，美國力求在軍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壓蘇聯，對登月、“星球大戰”這樣的雞血項目來者不拒，SSC號稱能幫助人類解決宇宙起源問題，完成物理終極理論的夢想，裡根二話沒說就批准了立項。
當年溫伯格報出的預算不多，只有區區44億美元。
轉眼到了1993年，美國總統換了兩茬，裡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來了克林頓。美國人搞工程費時還費錢，6年時間他們連安放對撞機的隧道都沒挖好，就花了近20億美元，而總體預算更是飆升到近百億美元。
這個時候蘇聯已經解體，美國人獨孤求敗，社會上下對雞血項目不是很感興趣。克林頓作為平民總統，更加關注提振美國經濟，天天盯著政府不讓大手腳花錢的國會不幹了，幾輪聽證會後硬是叫停了SSC。
美國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當時歐洲搞了個大型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LEP)，隧道是現成的，只要把正負電子對撞機換成強子對撞機就好。
超弦教找到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時任總幹事盧埃林·史密斯（ Llewellyn Smith ），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勢，美國佬不幹了，執牛耳者唯有歐洲。
雙方一拍即合，1994年聖誕節前夕，CERN批准了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立項。對於超弦教來說，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機器，也只是個迷你版的SSC，其環形周長27公裡，不到SSC的1/3，但有總比沒好，而且根據理論推測，LHC的能級可以撞出超對稱粒子，足以滿足超弦教的需求。
格林很興奮，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結構》，他斷言LHC開機運行後能發現超對稱粒子。
由於選錯了焊接工藝，2008年9月LHC開機後9天，超導電磁鐵的電路就燒壞了。其後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設計能量14TeV的一半7TeV運行，這一階段維持到2013年。
即便如此，超對稱理論的原始參數空間已經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將能量提升到接近設計峰值的13TeV，仍未發現超對稱粒子的跡象，99.999%的超對稱理論原始參數空間蕩然無存。
超弦教只好改口，稱預估的能級，是超對稱理論與標准模型“自然結合”後的計算結果，沒有撞出來超對稱粒子，它們的結合方式可能並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級的對撞機才能發現超對稱粒子。
尼馬-阿卡尼-哈麥德（Nima Arkani-Hamed），發揚了多重宇宙學說，是超弦教的後起新秀，2013年12月來華擔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國際超弦教的中國內線，負責聯絡組織各種活動。
他在20多年前就說過，1TeV就能看到超對稱粒子，後來被實驗打臉，又改口稱得100TeV才行，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級版SppC的能量峰值。
這等說辭，連我等普通人都聽得出來在耍流氓。
沒有理論預測，或者隨意調整預測，誰知道多大能級才撞得出來，花費成百上千億建造大型對撞機，只有0.001%的勝率，這還是瞎貓碰上死耗子的結果。
科學項目其實跟創業項目一樣，你至少要畫一個PPT說服投資人出錢，張口就說我要做馬雲，你投我一塊錢，我還你一億元，我信你個鬼哦。
國科大講座上，面對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滿，楊振寧吐露肺腑之言。
“這個實驗做完了以後，這個機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對撞機，需要花更多的錢，至少要200億美元。”楊振寧說，“別的國家沒錢，大家說中國有錢。”
“我知道我的同行對我很不滿意，說我（的反對）是要把他們這行給關閉掉。可是這個對撞機要花中國200億美元，我沒辦法能夠接受這個事情。”楊振寧說。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搞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雖然沒有提出什麼宏大理想，但是對於實現什麼樣的科學目標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與丁肇中等華裔諾貝爾科學家也來積極推動這件事。
而這一次，他們保持了沉默，丁肇中還是王貽芳的老師，高能物理界的大師級人物。
2016年，據研究理論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問及王貽芳最近忙啥，何說他想把SSC搬到中國來，丁肇中立馬就說，”一點意思都沒有“。
撞不出超對稱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從眾星捧月到千夫所指，有重蹈當年以太說覆轍的風險。
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規模，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他們把目光瞄向中國。
當今只有中國，才有這麼大的財力與搶占基礎科學制高點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馬這個超千億的物理學三峽工程。
SSC復活的希望，在中國。
3
2014年，國際超弦教與高能物理研究所聯手造勢，組團來中國游說。
當年2月23日，在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希格斯粒子發現之後，基礎物理學向何處發展？”的講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導師戴維·格羅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幾位超弦幹將悉數到場，王貽芳在會上發言。
格羅斯曾經提出“漸近自由”理論解釋強力，獲得2004年諾貝爾物理獎，該理論是標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來的最得意的弟子，兩人都是猶太籍物理學家。
1999-2003年在任的CERN總幹事魯加諾·瑪亞尼(Luciano Maiani)也在會場，有人問他，歐洲的加速器是怎麼做到讓各國都掏錢的？瑪亞尼回答很幹脆：
忽悠啊，我們說這是為了與美國、俄羅斯等國的加速器競爭。
正如其所言，有親歷者回顧，那天本以為是高端物理學科普講座，好不容易早去搶了個座位，結果聽了一會發現這是個電視購物欄目....各種推銷。
推銷員很多，商品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版超級對撞機，超弦教負責講解宇宙起源等科學意義，以及對中國一片大好的國際形勢，王貽芳負責說明具體實施。
一虛一實的組團差不多就此定型，以後凡有超弦教來華，必有王貽芳的身影。
2015年，格羅斯在《華爾街日報》撰文《中國的科學大躍進》，力挺中國超大對撞機計劃，生怕他的文章中國人看不到，他還特意讓人翻譯成中文。
醋醋忍不住多說一句，格羅斯如果懂得中國多一些，就會知道大躍進在中國並不是什麼好詞。
2016年8月1日，國際弦理論大會（Strings 2016）在清華大學舉行，還是那撥人馬，還是那套說辭。
世界物理中心將轉移到中國，天下英才盡入彀中，溢出效應將讓中國人受益無窮。
CERN計算機科學家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發明的萬維網WWW，是證明粒子對撞機溢出效應最常用的例子。
萬維網1980年就開始設計部署，1991年對外開放，最初是為了方便CERN內部協作，不關粒子對撞機啥事，與1994年立項2008年開機的LHC更沒有一毛錢關系。
群體合作總會產生偶發不可預期的溢出效應，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
煉丹也有溢出效應，那就是火藥。
一個多月後，一場關於中國該不該建超大對撞機的爭論成為公眾話題，繼而引爆全球。
2016年9月4日，楊振寧授權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署名發表他的文章《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刷刷刷連出七劍，劍劍穿心。
楊振寧列舉的7條反對理由，涵蓋了項目預算超支、影響民生經濟、擠壓其他科研經費、不能實現預期科學目標、即便有發現也無法實用、中國為歐美作嫁衣裳，以及展望物理學未來兩個發展方向。
當天王貽芳就奮筆疾書，洋洋灑灑6000言，一一反駁楊振寧的反對理由，第2天也通過“知識分子”發了出來。
如果高能所有一個成熟的公關團隊，一定會攔住老王“stop！”利益所在，怎麼說都是錯，說得越多錯得越多。
超弦教只能在心裡罵豬隊友。
而後更多科學家卷入爭論，遍布國內外，除了奮戰在第一線的新銳，還驚動了很多已成為江湖傳奇的耆碩。
這其中就有當時還在世的霍金。
然而論學術成就，霍金也是這幫人中的小字輩。因為他們紛紛出來表態，不少人驚呼，教科書上那一串名字居然還活著。
雖然場面火爆，公眾看到的其實都是馬後炮，早在之前來自科學界的爭議，就讓王貽芳的超級對撞機計劃遭遇挫折。
2016年6月16日，王貽芳的團隊得到科技部3600萬人民幣資助，用於CEPC的預研。
但在當年7月，發改委十三五項目評審，CEPC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過下一輪8億人民幣的資助請求。
醋醋獲得的消息是，5票贊成，6票反對。贊成的全是高能領域，反對票裡5票是非高能領域的專家，1票是政府方的代表。
除了屁股決定腦袋的支持，其他無論是從科學還是政經角度考慮，都投出了反對票。
王貽芳完敗。
4
一般情況下，科學家茬架，都在科學共同體內找場子擺平，極少以菜場大媽的方式在大眾媒體上吵個面紅脖子粗。
當然這些科學話題大眾也聽不懂。
這次有關對撞機的爭論，能夠在2016年形成一場物理學的世界大戰，余波傳到2019年，為我等醬油黨的日常八卦添加佐料，一是因為對撞機耗資相當於一座三峽大壩，已不僅是一個純粹的科學研究，而是涉及廣泛的社會工程。
二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現代物理學產生了深刻的裂痕，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在科學共同體內，誰也說服不了誰，這樣的爭議，往往就會擴散到大眾層面。就如英國脫歐，保守黨與工黨誰也搞不定誰，幹脆全民公投。
這個裂痕還得從愛因斯坦說起，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不相容，愛因斯坦晚年致力於統一場理論，試圖將量子力學的電磁力與廣義相對論的引力合二為一，無果而終。
這不能怪愛因斯坦太貪心，引力與電磁力的方程，幾乎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這一對不在一起簡直沒天理，初中生見了都想撮合它們。
引力方程電磁力方程
後來人們敲開原子核，發現量子力學除了電磁力，還有龜縮在原子核裡面的強力與弱力，本來是一對力變成了四種力，都可以湊一桌麻將了。
這個時候楊振寧站出來，說咱們別管引力，先把電磁力、弱力與強力吉祥三寶給統一了，為此摸索出一套基於對稱性與群論的數學框架，叫做楊-米爾斯規范場論。
楊就是楊振寧，米爾斯是與他一個辦公室的研究生。
諾貝爾獎往往代表一位科學家的最高成就，極少例外，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楊振寧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它們都是框架理論（framework），很難被實驗全部證實，而與諾貝爾獎無緣。
這些科學家，往往是天才中的天才，巔峰上的巔峰。
在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的框架之上，物理學家們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粒子的標准模型，並實現了電磁力與弱力的統一，姑且將他們稱之為標模派。
標模派個個都是西部老牛仔，手提粒子對撞機左輪槍，對准他們預言的61個粒子，有如樹起的61個靶子，槍槍命中，幾乎個個十環。
由於是楊振寧提供的彈道機制，標模派每命中一槍，他的頭上都會多一圈光環，其在物理學界中的地位，也愈加穩固和上升。
1994年，規范場理論發表40周年，美國富蘭克林學會頒給楊振寧鮑爾科學終身成就獎，頒獎詞指出：
楊振寧的規范場理論，可與牛頓的引力、麥克斯韋的電磁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相提並論。
但標模派的成功很憋屈，其創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沒有把引力納入其中，後來又發現了暗物質與暗能量存在，我們可感知的61個粒子構成的物質只占宇宙4.9%。
另外，由於標准模型預言的大多數粒子都是高能狀態下的粒子，無法獨立存在於自然界，基本上不能實用，這也是楊振寧不看好對撞機發現的一大原因。
標准模型就像是一個金鳥籠，把人類禁錮在籠中。
有史以來第一次，科學家更希望找出理論的破綻，勝過證明理論的渴望。
然而諷刺的是，驗證標准模型的實驗數據與理論的預測，也是有史以來最匹配的，標准模型幾乎牢不可破。
這就好比玩密室逃脫，科學家們明知室外有室，他們瘋狂地找齊61件物品之後，還是沒有打開大門的鑰匙，其失望可想而知。
這個時候，作為物理學的超哥，超弦教站出來說，我能把引力囊括進來，我帶你們去找鑰匙。
超弦教憑借的是一本數學葵花寶典。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日出東方，唯我不敗！”
超弦教一班人馬，手提數學葵花劍，人擋殺人，佛擋殺佛，好不威風。
他們有一個難以啟齒的難言之隱。
眾所周知，要練就葵花寶典，須得滿足八字真言，“欲練此功，必先自宮”。
凡踏入超弦教，此生就得與實驗驗證的硬氣徹底無緣，而實驗才是物理學以及所有科學揚名立萬的長槍短炮。
當初楊振寧提出楊-米爾斯數學框架，由於沒有物理意義，被冰封了十幾年，後來結合物理模型並被重整化（可精確計算），才成為神兵利器幫助對撞機瞄准射擊揚名立萬。
科學終究是熱兵器的江湖，超弦教光憑一把葵花劍虛張聲勢，是走不出黑木崖的。
超弦教教主威滕，拿遍了幾乎所有的物理學大獎，甚至連號稱數學界的諾貝爾獎菲爾茲獎都拿過，就是獨缺一個諾貝爾獎。
標模派是痛苦的槍手，超弦教是不甘的劍客。
2012年超弦教找到俄羅斯互聯網投資家尤裡·米爾納，搞了一個基礎物理突破獎，獎金300萬美元是諾貝爾獎的三倍，堪稱科學界“第一巨獎”。
由於評委會主席就是威滕，所以每年獲獎者大多是超弦研究者或其盟友，如王貽芳就得過，今年的基礎物理突破獎給了研究超引力的科學家，充分展示了什麼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後來谷歌公司創始人之一謝爾蓋·布林、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中國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等互聯網大佬也陸續加入，還分設了生命科學突破獎、數學突破獎等獎項。
今年的騰訊WE大會，有格林與王貽芳參加，或許與此有關。
這系列突破獎無需實驗驗證也能獲獎，擺明了就是叫板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只頒給經實驗驗證的科學理論，它不獎勵聰明或成功，而是獎勵正確。
成功只是暫時的，正確才能長久，所以突破獎搞了7年多，主要還是超弦教自嗨，但不得不承認，他們拉贊助的本事一流。
基礎物理突破獎拿再多，也頂不了一個諾貝爾獎，而唯一可能通過實驗間接驗證超弦的，就是超對稱理論。
超弦教做夢都想擁有一杆槍，就是超級大型對撞機，當標准模型的預言被一一驗證之後，還能鼓搗世界各國政府把天量的經費投入到高能物理中，超弦許諾超越標准模型，通往終極理論的夢想立下汗馬功勞。
這就是為什麼超弦教拼命游說中國搞超大對撞機的背景。
5
在科學界，最早實名反對中國超大對撞機的不是楊振寧，而是一個叫王孟源的人。
2015年1月與12月，王孟源寫了兩篇文章，《高能物理的絕唱》（一）（二），指責CEPC將大筆錢財當閃電，將快要死透的高能物理這具屍體轉化成Frankenstein（弗蘭肯斯坦）式的科學怪人，以行屍走肉式的存在撐到教授群的退休期。
王孟源的文章發表在台灣的個人博客上，大陸沒有梯子看不到，前後兩篇文章發表了一年多時間，乏人問津。
但王孟源的身份不簡單，他是哈佛大學高能物理學博士出身，親歷過美國超導超級對撞機SSC的興建與夭折，對高能物理圈與對撞機知根知底。
文章點名批評了丘成桐積極參與這個騙錢的把戲，他在2015年10月份與人合作出版了科普書《從長城到大對撞機》鼓吹CEPC。
丘成桐是清華大學數學科學中心主任，首位華人菲爾茲獎得主，該獎號稱數學中的諾貝爾獎。
超弦理論有一個基本概念，叫做卡拉比-丘空間，這裡的丘就是丘成桐。前面超弦告訴我們，宇宙有7個維度被緊致化了看不見，如何緊致化的，它們跑去了卡拉比-丘空間。
如果要說超弦教在中國有代言人，則非丘成桐莫屬。超弦教組團來華的活動，都是丘成桐操辦主持。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搞數學的，癡迷物理學裝置，就是沒有搞清楚丘成桐與超弦的關系，以及對撞機之於超弦的重要性。
而將超大對撞機爭論從科學界內部引向公眾的始作俑者，也是丘成桐。
2016年8月7日，丘成桐接受新華社專訪，希望在長城入海處建設下一代巨型對撞機，這是CEPC首次大范圍內向公眾公開。
新華社文章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中國版大對撞機一時成為新聞熱點，媒體自然不會錯過這個選題。
有記者挖出王孟源的文章，一看是專業出身親歷第一線，猛料十足，還涉及丘成桐，就找到後者希望他能有所評論。
丘成桐應該是仔細看了這篇文章，2016年8月29日，他在微信公號“老顧談幾何”發表意見，詳述自己扒出王孟源老底的過程。
如果爆料不痛不癢，丘成桐豈會care王孟源的背景身份。就如郭德綱說的，我正眼看你一眼都是輸。
作為哈佛大學兼任數學系與物理系的雙料教授，丘成桐很意外自己從來沒有聽說過王孟源的名字。
幾經求證，丘成桐在哈佛大學的教授朋友們終於找到了王孟源的導師，原來是一個沒有系中升職的助理教授，難怪哈佛資深高能物理學家不認識王孟源。
丘成桐更是指出，王孟源博士畢業以後，就沒有什麼學術上的論文成就，而是轉行做了幾十年的生意。
言下之意，王孟源沒有資格在對撞機上面說三道四。
這種論資排輩的人身攻擊，一般人都會不爽。科學講究客觀實證，向來尊重事實，不看出身，想當年愛因斯坦還只是一個小小專利員。何況王孟源的哈佛大學高能物理博士學位並不假。
而且丘成桐當時還不知道的是，王孟源的導師是格拉肖的關門弟子，格拉肖想把超弦擋在哈佛門外無效，憤而離職，王孟源的導師也無法獲得升職。
研究基礎物理學發表論文，必須在數學上自洽，只能走超弦這條路。大學沒有論文，地位就會下降，哈佛扛了一年扛不住，還是把超弦引進來了。
哈佛大學理論物理的主流教職，逐漸被丘成桐等超弦教占領。
當然丘成桐也是貨真價實的頂級科學家，不可能不知道貶人身份落了下乘，醋醋倒是覺著，王孟源點到了要害，面對記者的采訪，丘成桐只好通過這個損招，來降低其文章的影響。
只是千不該萬不該，丘成桐提到了楊振寧，他不相信楊振寧會反對建對撞機，因為在他看來，對撞機的每一次發現，都會鞏固楊振寧在科學界的地位。
這一下就捅了馬蜂窩，楊振寧借勢公開發表文章反對中國建大型對撞機，原本在科學界的爭論瞬間變成大眾茶余後的談資。
這逼得王貽芳不顧利益相關人身份，親自上場肉搏，估計心裡也在罵豬隊友。
楊振寧為何不惜與科學界同行撕破臉皮，一點面子都不給丘成桐，這又與物理學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撕裂有關。
6
弦理論於上個世紀70年代開創，蟄伏十多年後第一次革命爆發，升級為超弦後獨霸理論物理界，卻始終無法被實驗驗證，疊床架屋的論文堆砌，以及長期霸占各種學術資源，引來不少物理界同行的反感。
2006年， 超弦理論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公關挑戰， 兩部 “反弦” 著作相繼出版， 其中一本是圈量子引力論陣營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所寫的， 書名是《物理學的困惑》，另一本則是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助教彼得·沃特（Peter Woit）所寫的， 書名更不客氣， 叫做《甚至都不配稱為錯誤》。
兩本書的副標題很直白，一個是“弦理論的興起，科學的衰落”，另一個是“弦理論的失敗與物理定律的統一”，前者明示弦論的崛起是物理學的墮落， 後者暗示弦論的完蛋是新生活的開始。
這種“反弦”情緒在2015年達到頂峰，LHC基本排除了超對稱理論的存在，物理學界多年來的期盼成了一場空。
2015年，除了王孟源在中國開炮，還有另一群科學家聚首德國慕尼黑大學，於當年12月7日至9日召開了一場物理學界的“擴大會議”，群情激昂，聲討超弦與多重宇宙理論長期以來無法證偽，破壞了科學方法的整體性以及科學在公眾中的聲譽。
超弦教德高望重的教主導師格羅斯參會迎戰。面對詰難，格羅斯舍車保帥，承認多重宇宙就算在理論上也無法觀測，但仍堅持超弦是久經考驗的革命戰士，尤其是這麼多年來，在通往終極理論的道路上，沒有其他理論可以與之競爭。
你們嚷什麼嚷，光破還得有立啊！
楊振寧對於超弦又是什麼態度呢？
早在1986年超弦第一次革命成為物理界的顯學之際，楊振寧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第五次談話就講得很明白：
楊振寧：
我很難相信這個理論最後是對的，超弦沒有經過與實驗的答辯階段，它很可能是一個空中樓閣。如果你問我，我要不要去做超弦，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去搞這種東西。
我一定會去做純粹數學，在純粹數學中妙的東西很多。我為什麼不用自己的時間和能力去做對數學有真正發展的工作，而去做既非物理又沒有長久數學價值的東西呢？
7
以物理學為代表的科學有一個統一大業，將物質與規律盡可能還原成最基本的存在。
就如圍棋一樣，千變萬化的棋局背後都是一個統一的規則，以及黑白兩子與棋盤。
人類有個夢想，只要統一了物質的基本結構、物質的相互作用和運動轉化規律，就會像上帝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到時候宅男只要打個響指，就能變出個林志玲帶回家。
在這條統一的大路上，走著幾個高大的背影，在伽利略統一了運動與靜止之後，牛頓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現象統一起來，打開通往機械工業革命的大門。
麥克斯韋緊跟其後，琢磨出一個方程組，統一了電、磁、光，各種宏觀上的彈力、摩擦力都可以歸結為微觀上的電磁力，人類從此進入電氣時代。
愛因斯坦叼著煙斗走來了，他先用狹義相對論勸和了麥克斯韋方程組與牛頓力學，統一了低速與高速，時間與空間，再反手甩出E=MC^2，一個簡單的質能方程引爆了原子彈。
就在這時，高歌猛進的統一大業突然卡殼了，狹義相對論好說歹說，牛頓引力就是不聽勸，愛因斯坦一怒之下，將引力趕出了物理王國，流放到幾何空間，安置在廣義相對論中。原來星球之間有引力，並不是它們吃了大力丸，而是噸位太重，將時空壓彎了，引力是一種幾何現象的呈現。
在愛因斯坦忙著收拾引力的時候，一群科學家排成方隊踢著正步走遠了，這裡面有玻爾、薛定諤、海森堡、狄拉克……量子力學山頭上一堆大王，廣義相對論山頭上只有愛因斯坦一個光杆司令。
愛因斯坦一看這還了得，天無二日，國無二君，量子力學豈能不服王化，他打磨統一場論，要收服這幫散兵游勇，可惜終其一生也未能北定中原。
這個時候就輪到楊振寧上場了，他從口袋裡面摸出一張皺巴巴的紙，說我搞了一套數學框架理論，有望統一電磁力、弱力與強力，咱們量子力學內部好說好商量，槍口一致對外，再去幹引力。
這個數學框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當年楊振寧是硬著頭皮站出來的，一副戰戰兢兢的樣子可以理解，1954年發表論文的時候，他還沒有拿諾貝爾獎，更要命的是，理論要求傳播強力與弱力的規范玻色子沒有質量，這與其短程力的物理現象矛盾。
發現泡利不相容現象的泡利，也想過類似的辦法，但是他一看這個矛盾就打退堂鼓了，對於楊振寧毫無顧忌發表論文，本來就是一副壞脾氣的他更加火冒三丈，當場就把楊振寧懟得下不了台。
其實這個問題楊振寧也心知肚明，為什麼他敢於跨出這一步，泡利卻不能呢？
這涉及到當代物理學研究范式的一個重大轉折。
8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這句《哈姆雷特》的台詞成為家喻戶曉的永恒經典，莎士比亞道出了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糾結——我該如何抉擇？
當代物理學也很糾結一個問題——撞還是不撞。
一位偉大的厚黑學政治家曾經揭曉了所有重大斗爭背後的秘密：
觀點斗爭是假的、方向斗爭也是假的，只有權力斗爭才是真的。
圍繞中國超大對撞機的爭論，背後其實還是科學權力之爭，超弦與凝聚態物理的角力，其焦點又集中在各自的基本思想。
楊振寧成名粒子物理學，但在後來轉向凝聚態物理。
這場物理學的世界大戰從美國打到歐洲，勝負1：1，現在中國開辟新的戰場，勝負難分。
美國那場仗打輸了，經費超支並非主要原因，據溫伯格透露，來自國際空間站的競爭扼殺了SSC。
這個項目經費高達25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SSC的費用，說明SSC被裁還是因為科學價值不夠硬。
在美國眾議院科學、空間與技術委員會議上，美國凝聚態物理大佬菲利普·沃倫·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陳述四大科學理由，給了SSC致命一擊。
其中一條是安德森的核心理由——與日常相關的科學也同樣基礎。
很多人心中的基礎科學，要麼是研究遠小於基本粒子的普朗克尺度，要麼是放眼宇宙尺度研究黑洞這樣的天體，但是研究雪花的形成、人的思維、經濟規律這些日常行為也同樣基礎。
它們聽起來沒有那麼牛逼，但是更加實用。
安德森是197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開創了凝聚態物理一系。2006年何塞·索勒的一份分析統計比較了論文參考文獻與引用數，指出安德森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物理學家。
凝聚態物理的前身固體物理學，催生了半導體，是PC、手機、電視機、照相機、互聯網、硬盤、處理器、閃存等電子產品的共性，成為IT浪潮的奠基石。
格拉肖稱當今全球GDP有2/3來自量子力學的貢獻，其實更准確的說法是來自量子力學的分支固體物理學，加入液相後固體物理升級為凝聚態物理，80年代還發現了高溫超導材料。
從超導體出發，安德森建議粒子物理學家尋找產生粒子質量的機制，啟發了後來的希格斯機制。
由於楊振寧的努力推動，中國的凝聚態物理欣欣向榮。當年安德森陳述就不無酸意地指出，美國的超導研究已經落後於中國。
針對超弦的目標“Theory of Everything”（萬有理論），安德森寫了一篇殺氣騰騰的檄文《More is different》（多則異，量變引發質變）。
安德森
將萬事萬物還原成簡單的基本規律，並不意味著從這些規律出發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據少數粒子的性質簡單外推出多粒子復雜集聚體的行為，相反在復雜體系的每一個層次會呈現全新的性質。研究理解此類新行為，就其基礎性而言，與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遜色。
換言之，我們不能從一些最簡單的基本定律去推出各個尺度各個復雜度下的物理，因為物理學在從基本走向非基本，從基本粒子走向多體時，並不是1+1等於2那麼簡單，而是會產生1之外的某些東西，這些東西屬於這些所謂的“外延性學科”的特有屬性和現象，並不是由微觀的基本定律可以直接推導出來的。
這其實就是當年亞裡斯多德反對他的老師柏拉圖的現代科學翻版。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柏拉圖相信有個完美的普遍理念，投影出不完美的世界，而亞裡斯多德認為普遍是寓於具體事物之中。
柏拉圖認為這個普遍的理念存在於幾何之中，柏拉圖學院大門上寫著醒目的一行“不懂幾何者嚴禁入內”，這何嘗又不是當今以超弦為代表的理論物理的寫照。
亞裡斯多德出生醫學世家，從小就接受了嚴格的醫學訓練，這種醫學訓練培養了亞裡斯多德特別重視經驗事實的思維方式。所以亞裡斯多德認為理論知識不能脫離經驗事實，他在《形而上學》一書中就指出：
倘有理論而無經驗，認識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含個別事物，這樣的醫師常是治不好病的。
柏拉圖代表了還原的本體論，亞裡斯多德代表了湧現的實體論。（醋醋認為兩種概念，是比唯心與唯物更基本的哲學對立，唯心唯物還是還原論的體現，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開了）
這兩師徒的纏斗從古希臘哲學一直打到中世紀神學，近現代科學還能時常看到他們刀來劍往。
9
楊振寧本來是柏拉圖的傳人，1954年他明知理論上有物理的缺陷，還是堅持發表楊-米爾斯規范場論，就是因為他對數學的信心勝過了對物理的懷疑。
一來強力弱力很復雜，有可能是應用層面上出了問題，而非錯誤；二來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的對稱性非常棒，楊振寧深信這麼優美的數學理論不會錯，而且當時它和兩個已經有穩固實驗基礎的理論結構有密切關系，它們是同位旋守恒和麥克斯韋方程。
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華羅庚尊崇的數學大家，深受家庭熏陶，楊振寧是物理界的數學戰斗機，但在物理直覺與實驗上稍遜一籌，尤其是實驗，同事揶揄，“哪裡有楊，哪裡就有爆炸”。
幸好楊振寧賭對了。後來蓋爾曼的“誇克模型”、格羅斯的“漸近自由”、格拉肖、溫伯格與薩拉姆的“弱電統一”、霍夫特的“重整化”幫助完善了楊-米爾斯規范場論的物理與數學框架，最終成就了粒子物理學標准模型。
這顛覆了過去的科學研究范式——在實踐中總結理論再予以驗證。先有物理框架，再有數學描述。
楊振寧是立足於數學的對稱性搞出理論，再與物理模型結合得到實驗驗證。
先有數學框架，再有物理描述。
楊振寧警告不要被數學的價值觀念所吸引，並因而喪失了自己的物理直覺。他曾把數學和物理之間的關系比喻為一對樹葉，它們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共有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是分開的。
所以楊振寧敢於跨出那一步，而泡利不敢越雷池半步。
世界不過是數學的投影。如果說柏拉圖是這個理念的始作俑者，那麼愛因斯坦就是將其付諸實踐的開山祖師。
當年愛因斯坦以一己之力，通過黎曼幾何搞出廣義相對論，至今還是科學史上的神話。
1919年，英國物理學家愛丁頓在日食時觀測到太陽引力讓星光產生彎曲，這是首次對廣義相對論的實驗驗證。有人問愛因斯坦，萬一實驗結果和理論不符合該怎麼辦呢？愛因斯坦如是回答：
那麼我將為上帝感到遺憾——我的理論肯定是正確的。
在愛因斯坦心中，數學上這麼美的理論，怎麼可能錯呢？
久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後來愛因斯坦再用這套方法研究統一場論，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1947年，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Freeman Dyson）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懷著崇敬的心情找到愛因斯坦的秘書杜卡斯（Helen Dukas），請求愛因斯坦見他。會見前一天，他開始擔心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能與偉人討論。於是，他從杜卡斯小姐那� -
"楊振寧王貽芳對撞機之爭"引熱議 媒體:不應帶節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