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 | 温哥华不眠夜

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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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

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

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

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

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

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

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baike.baidu.com/view/11704749.htm

万润南，1946年生，曾任北京四通公司总裁。1989年他错误地分析了形势，最终落下了奔逃异乡的结局。

20年过去，现在的人们所熟悉的企业家是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等，知道万润南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提起四通，大家马上想到的也就是段永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段永基就是四通的创始人和代言人。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万润南没有卷入“六四”风波，那么，现在的他有可能是中国企业界最赫赫有名的人物。

万润南在四通的时间并不长，整四年。我和他共事时间更短，才两年多。但无论是做人，还是管理企业的能力，他都是我佩服的第一人。也许早期投身的企业容易给人更深的影响，是他第一次向我们灌输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态理念，如醍醐灌顶；是他告诉我们最大管理跨度8～12人等概念，把我们引上了企业经营这条道路。尽管他不是我的导师，但我以他为榜样。他办企业的理念、追求和做法上的高度是我始终追赶的目标。

万润南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读书很多，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很能写，也很有思想，讲话经常引经据典，他对四通中高层干部提出的“上下同欲者胜”就引自兵法。

万润南的修养比较完善，很难看出他有什么缺点。不像段永基和任正非，尽管也是大聪明、大能人，但他们身上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万润南是大师级企业家的风范，他的谋略与招数都融化在无形之中。尽管四通高层之间矛盾重重，但万润南的驾驭手段很高明，能摆平各种矛盾，使其各尽其责，又不致掣肘、激化。段永基这样精明的人都对我感叹：“李玉琢，咱们这些干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万润南！”

在我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深受万润南影响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决策方式。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其实就是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

四通衰落的真相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认为让大家树立所谓的“打工意识”，无形中把具有实际支配权、控制权的人（少数几个四通高层）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采访万润南回目录

万润南是谁？

估计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他了。20年前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企业家----北京四通公司总裁。

1988年，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本省的分会成立，作为协会的副会长，万润南亲临本省祝贺，并举办了一场报告会。

我所在的报社并没有安排采访----那年头，官办的传媒是不关注“实业家”这类人物的。我也刚到报社两个月，人微言轻，自然也说服不了资深的记者前往。无奈之下，只有请了个事假，“自作主张”去现场“采访”----当其时，我还一点采访的经验和技巧都没有，只有兜里的这本记者证可以唬唬人。

报告会免费入场，挤满了渴望创业的大学生们。万润南口若悬河，大侃其四通公司的“成长史”：

当年他正在美国进修，看到国内打字机市场的巨大商机后，毅然中断了令人羡慕的进修，回国创办了“北京四通”。恰在国内即将淘汰铅字打字机的节骨眼儿上，四通电子打字机适时推出，一举占领国内电子打字机市场的半壁河山！

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营销方式----今天看起来近乎小儿科，当年听上去却像“天方夜谭”----指使业务员冒顾客名义，多次打电话到“王府井”、“西单”等商场，询问和要求购买“四通打字机”，这些商场当然没有。开始不在意，经不住天天有人问，天天有人想买，商场开始动心了。此时派业务员上门推介，一拍即合... ...

二是他们获取贷款的方式：银行不是要“主管单位”的担保吗？那就先成立一个“分公司”，用分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总公司予以担保... ...

第三点比较有趣。万润南讲，有次《光明日报》的记者要采访他，一见面就上下打量个没完，闹得他一头雾水。后来记者告诉他，想象中的万润南不是这样的。
那----应该是哪样？
奸商！奸诈狡猾，一双贼眼滴溜溜转... ...
其实，万润南说，在发达国家里，商人是最讲信用的，否则他就无法生存；恰恰是政治家可以随机应变... ...

万润南讲得很精彩，场内掌声不断。可以想象，那些平日里听惯了官僚们陈词滥调报告的大学生们，咋一听到这样机智、有趣的报告，会有一种怎样的快意和享受！

万润南不罗嗦，个把小时结束。剩下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也可以写成字条送上主席台。

短暂的静场。

我的身份是记者，这个时候往后缩可有点丢人哪！可我这个记者真是徒有其名----到报社后还没有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这次还是请事假、自作主张来的。

----提什么？怎么提？我脑子里开始飞快的旋转... ...有了！既然听众以大学生为主，那就问个有关大学生创业的！

举手，被示意，接过话筒：

“我是****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对于目前两手空空又想创业的大学生，您有什么建议或忠告？”

万润南似乎来了兴趣，极为认真的提了三条建议：

1.做自己熟悉的，不要轻易闯入一个陌生领域；

2.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

3.说做就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他重点将第3条加以发挥：

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智力太高的顾虑太多，思前想后做不成事；智力太低的也不行。只有像我（万自己）这样不高不低的人才容易做点成绩。（显然过谦。能做成大事情的必然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作者注）

万润南举了个例子：

蜜蜂比苍蝇智力高----有社会组织，又有分工----但如果把蜜蜂和苍蝇分别装进两个酒瓶，瓶底对着光线。由于昆虫的趋光性，无论是蜜蜂还是苍蝇开始都会试图在瓶底上找出口。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蜜蜂仍在执著的对着瓶底撞啊碰啊，就是飞不出去；而另一个瓶子里的苍蝇呢，早就在乱冲乱撞中飞跑完了... ...

该行动时就马上行动！机会不会在那里一直等你的！

报告会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

还好，总算没有给咱兜里揣着的这本记者证丢脸。

但当我又是加夜班，又是字斟句酌把这篇“采访万润南”的稿子交到编辑手里后，却有如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

大约在3----4年后，我在一本日本人有关企业管理的书里，发现了万润南所举蜜蜂和苍蝇的例子，方知这并非他的独创。而此时的他，却已经在万里之外了... ...

万润南：清华岁月（1——6）回目录

一、赵大大

江苏铜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196 4年考上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称他们为“铜山三杰”。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一位姓赵的同学，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有个“黑不溜秋”的赵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说实在，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一位是物0的郑姓男生，大家就叫他“郑媛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姓同学，东北人，黑而胖，却被叫成“曲曼丽”，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

三十多年不见了，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清华有个校友网，我偶尔也上去逛逛。发现他也常在网上出现。我就留了一个贴，跟他开玩笑：“嗨，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当然，我说的“演戏”，只是个比方。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清华那几年，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赵大大的淳朴、善良，让我至今还想念他。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也许，他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

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话题再谈一谈。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会有所表演。我认为在‘演绎人生’这部戏剧中，作为舞台上的演员，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记忆力。本人还有一个绰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赵老机”。在那个年代，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老机”，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他人缘好，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

刚到学校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干得铁硬铁硬，甚至有点发霉了，他们还舍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让我这个“城里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斗私批修”，始终也过不了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蝶恋花》

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时。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声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悠扬、抒情、漂亮。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苏州评弹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吴刚的殷勤、人间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听肖蝶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

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8 9年我到美国，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同桌的有梅艳芳。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听她唱歌，说实话，我很失望。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既没有肖蝶的甜美，更没有肖蝶的清纯。

在巴黎的时候，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我喜欢邓丽君，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邓丽君因为六、. 四屠杀而拒绝去大陆，让我们这些因为六、.四而流亡出来的人对她更添了一份敬重。她是在眷村长大的，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时候的邓丽君，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

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真是大倒胃口。那个长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玉米”。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我心里很是不忿。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FANS，要当的话就当“蝶迷”。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蝶迷会”，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会”会长。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而且四十年了，还念念不忘。

哎，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

三、花样年华

前几天我上清华校友网，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我认识了苇。（我这里怕给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烦，故隐去了真名。）

第一次见苇，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你经常是伟大的”，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你经常是美丽的”。苇漂亮，善于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在那个年代，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苇那时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再也无法寻回来了。我们的摄影之旅，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上方嵌了“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可以说，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后来到二号楼，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到大礼堂，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支付的是“庚子赔款”；到二校门，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在这几个“封、资、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摆出各种POSE，或玉树临风、或婷婷玉立，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

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可能是苇在代表队的学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对她说：“来，我给你们俩照一张”。我心里一阵慌乱，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但当面对我时，不，是面对镜头时，已是一脸严肃。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前几天，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于是我照办。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我略为有点犹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贴着我，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这时候，闪光灯亮了……

那一刹那，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

四、婚配概率

介绍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今天再介绍两位：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

最能干的叫崔佑民。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她是我们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耶稣基督、毛泽东、还有崔佑民。其次，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相书上说，人有异相者贵。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那就贵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对“泽东”，对得多工整。虽说我的名字“润南”同他们也有一对，可惜我早生了两天，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聪明的是张绮荔。我记得她的学号是6 40031，恰好排在我的前面。6 4是我们的入学年份，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29个人，学号从6 40031排到6 40059；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说，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就是以她们俩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说：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找对象的时候，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前者往往会成为“第三者”；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女方要主动。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俗话说：“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男求女，难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绝顶聪明，如张绮荔。

前几天在清华校友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乐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叹：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如有这样的机会，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

机会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还是认命吧。

我的窗户纸，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

五、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美国有个畅销书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写过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一位名导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闺秀，写了一篇《谁睡了我的男人？》。我没有前者的深刻、也没有后者的粗俗，所以就写这篇《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我不喜欢悬念，所以先告诉你们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艺社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来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付烈借书看，恰好她们下课回来。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下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蛤蟆仰头看到了天鹅。当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的车辇，很有出息地说一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后来文革了，刘涛家里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刘涛算是闺中密友，和我则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确切，这样比方吧：我们一起读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她说我是那个考伯菲尔，而她要做安尼丝，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报：她打算不理刘涛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班上同学都不理刘涛了，她再保持联系，压力太大。我说不可以。她问为什么？于是我说出一番道理来：“其他同学不理刘涛，对她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要不理她，对她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原来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难时见真情。”

这傻丫头，一不小心把这话告诉了王前，后来她也为此后悔不已。那时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还是为了帮我借书。王前家有许多内部书，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矿。有一天，王前问道：“小付啊，你老往我们这里跑，不怕别人说你同我们划不清界线吗？”小付老实回答：“我也怕过，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

王前非要小付带我去见她。付烈犹豫再三，才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暗示我最好别去。我说没什么，而且很高兴能直接去借书了。王前家在社会主义学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桥之间）。当年，我那小样还说得过去，谈吐也不俗。王前见了，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我热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还不让走，终于碰上了学院保卫处来查户口。

王前当时的丈夫是聂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聂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却是大黑帮，那时候已被专政在外。黑帮家里来了生客，那还得了。于是被扫地出门。很晚了，回学校已不可能。刘涛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里寻找栖身之所。后来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我们度过了第一个“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时候，她先道歉，说有件事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她已经做了。王前给学校领导，当时的工宣队，写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刘涛的男朋友。

我的那层窗户纸，就这样让王前给捅破了。

六、偏向绝处飞

窗户纸让王前这么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要说让人“跌破眼镜”，那时清华园里应该满地都是眼镜碎片才对。我却不得不面对如山的压力。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我看隔壁班级的网页上正在玩3D画，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来，那都是读书炼出来的本事。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