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情局秘檔：不肖子張學良竟幫了殺父凶手(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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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 2017-10-17 作者：關每文

西安事變使不肖子張學良成了黃俄的“千古功臣”，也成了助殺父真凶為虐的“罪人中的罪人”。（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張作霖被蘇聯炸死並嫁禍於日本，目的是把中國人的仇恨引向日本，挑起東北軍與日本火拼，以便火中取粟、漁翁得利；同時也掩蓋斯大林無法無天的留氓本相！時至今日，百度“張作霖”的解說詞和大帥府紀念館解說詞，仍然說是日本人暗殺了張作霖。國人被蘇聯愚弄了一個世紀。蘇聯人暗殺張作霖，可以肯定是斯大林主使；同理，袁世凱的下屬暗殺宋教仁，也是袁世凱主使。蘇聯曾將此事密告了中共，但無人告訴張學良！正是由於張學良不知父死的真相，才導致他後來加入了共黨並綁架了蔣介石。西安事變時，中共只兩萬人馬，1945年卻發展到120萬軍隊（增了60倍）。所以，張學良是黃俄的“千古功臣”。可見，正是隱瞞真相挽救了中共。

蘇聯仇視奉張由來已久，蓋因張作霖（1875-1928）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助日驅俄（他為日本的戰馬服務）。“契卡”（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之所以視張作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根本原因是張作霖反蘇，處處與新生的蘇維埃作對。

十月政變後，失敗的沙俄白衛軍大約有30萬人逃到我國東北，他們得到了張作霖的庇護，經常組織小股部隊深入蘇聯境內，開展暗殺、偷襲，對蘇維埃政權構成了很大威脅。蘇聯外交部還就此向當時的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張作霖根本不管這些，不但支持白衛軍的“反蘇復國”行動，還把白衛軍成建制地收編到奉軍中。因此，張作霖成為“契卡”要除掉的目標就不奇怪了。

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公開聲明：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不收任何報酬”。然而，這一冠冕堂皇的聲明從來都沒有兌現過。歷史的事實是：斯大林聲稱“為中東路不至於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在蘇維埃政權之手”。在帝俄時代，中東鐵路的盈利由兩國政府分成；從1925年起，蘇聯獨吞了中東鐵路全部盈利。1924年9月20日，張作霖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東鐵路條約》，中東鐵路將由蘇中雙方共同管轄。但是，隨著直系被趕出北京政府，蘇聯政府開始把張作霖當作它侵略中國的主要敵人。在交納中東鐵路費用時，張作霖與蘇方發生糾紛。張作霖拖欠蘇聯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債款達1400萬盧布，不但不還錢，還要收回中東鐵路，東北軍甚至阻攔列車，搶奪貨物。1925年12月，蘇聯通過李大釗等策劃了：馮玉祥國民軍攻打奉軍；郭松林舉兵反叛張作霖，旋遭日軍幹涉而失敗。

此時，因為蘇聯拒絕奉軍利用中東路運兵南下，1926年1月奉軍護路司令張煥相一度拘捕蘇聯中東路局長伊萬諾夫，蘇軍則向滿洲裡集結，蘇聯駐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3日內放人。後經日本調停，張作霖釋放了他。1926年7月張作霖與吳佩孚討論時局，提出了將中東鐵路管理權由他來管理。盡管蘇聯對此提出了嚴正抗議，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實際上還是落入了張作霖之手。

因此，1926年8月斯大林命令軍事情報局暗殺張作霖並嫁禍日本，以挑撥奉軍對日本的仇恨。當時，蘇軍情報局將暗殺張作霖的任務交給了特工薩爾嫩和布拉科夫。根據暗殺計劃，薩爾嫩將在張作霖官邸大宅內埋設地雷。有消息說，1926年9月底，在張作霖官邸將舉辦一次音樂會。屆時，薩爾嫩應安排樂隊人員將地雷偷偷帶來，將其埋設在張作霖居住的大宅院，並將地雷定時。布拉科夫主要負責護送地雷過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邊境火車站與薩爾嫩派來的梅德維傑夫和弗拉先科接頭，准備移交地雷。但是，他們的行蹤早已處在張作霖特工人員的監視之下。車站巡警立即對他們的行李進行了搜查，發現了地雷。於是，布拉科夫、梅德維傑夫和弗拉先科被逮捕。隨後，蘇聯政府立即聲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殺張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國的蘇聯僑民策劃的。在蘇軍情報局暗殺張作霖的第一次行動失敗後，張作霖開始與莫斯科疏遠，並采取了許多敵視蘇聯的行動。

1926年張作霖主政北京時，制造了一系列反擊蘇帝的事件。1927年1月，張作霖開始對駐東北三省的蘇聯機構進行搔擾，以防蘇聯策劃武裝起義。1927年3月1日，張作霖軍隊在南京扣留了蘇聯貨輪“紀念列寧號”，逮捕了3名蘇聯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漢政府任職的蘇聯總顧問的夫人鮑羅廷娜，並企圖強迫鮑羅廷娜說服丈夫鮑羅廷簽訂南北停戰協定。3月11日，張派人搜查了蘇聯在哈爾濱的商務代表處；3月16日，關閉了在哈爾濱的蘇聯“運輸”股份公司代表處；3月31日，搜查了天津法租界蘇聯幾家商行和中東鐵路駐京辦事處；4月6日，搜查了蘇聯駐北京領事館，逮捕了15名蘇籍人員、60名中G成員。張作霖親自下令殺害了李大釗等19名G黨，其余41人判了徒刑；並指責蘇聯大使加拉罕收買學生、制造動亂，將其驅逐出境。4月9日，蘇聯政府向中國駐蘇聯大使鄭延禧遞交最後通牒和抗議照會，認為對蘇聯大使館的“那些被搶掠的文件是張作霖的警察精心偽造的東西。”作為對這一聲明的回答，張作霖命令報刊登載所獲文件的一些照片。張作霖指責駐華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國就出錢收買大學生鬧事，又加緊豢養馮（玉祥）軍，從而使國內混亂下去。……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權利和國際公法准則了。”4月10日，蘇聯同中國斷絕外交關系。隨後，蘇聯顧問團撤離中國。6月25日，張作霖致電蔣介石，希望與其簽訂一份“共同反共”協定。

斯大林認為，張作霖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蘇聯，命令蘇軍情報局與國家保安總局盡快暗殺張作霖。為了把暗殺視線轉向日本政府，蘇聯政府命令薩爾嫩領導的東北三省特工小組做好這項工作。暗殺小組的4名蘇聯特工，早就以不同身份潛入中國。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是曾參加過第一次暗殺行動的、富有對華情報工作經驗的薩爾嫩，拉脫維亞人，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的處長，1926年被派到中國，以軍事顧問身份為掩護，實際是駐中國特工站的站長，從事間諜工作。具體執行人是有“冷面殺手”之稱的埃廷貢、兵器專家維納羅夫以及維納羅夫的妻子、軍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

1928年春，暗殺行動小組成員陸續從莫斯科、北京、沈陽等地聚集到哈爾濱，後轉移到沈陽，住在蘇聯駐奉天領事館內。爆炸張作霖的專列是首選預案。人員前期任務分工是：維納羅夫准備爆炸裝置，埃廷貢負責地點、線路的選擇，薩爾嫩負責找協作的亞裔特工。

埃廷貢，名納烏姆，1899年出生在白俄羅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19年9月，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後被選派到當地布爾什維克新成立的“特別行動小組”。在“特別行動小組”工作一段時間後，埃廷貢又被選進了“契卡”。第二年，就當上了當地“契卡”局的副局長。1923年，埃廷貢被調到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東方部工作，隨後又被派到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所屬的軍事科學院，從事間諜業務學習。1925年年底，作為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ИНО”派出的特工、埃廷貢首次來到中國。1928年，他參與了暗殺張作霖的計劃；1940年8月20日，他帶隊在墨西哥城成功地暗殺了托洛茨基。

維納羅夫於1896年2月24日出生在保加利亞的一個工人家庭。1921年被捕，1922年從獄中逃出，進入蘇聯境內。1922年底，維納羅夫被招募到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工作。1924年，維納羅夫接受特工與諜報專業學習，次年4月，秘密潛回保加利亞，並與戰友一道，成功地暗殺了正在索菲亞大教堂做禱告的保加利亞皇帝。1926年元月，應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中國站負責人薩爾嫩的請求，具有豐富的兵器及暗殺經驗的維納羅夫被總部派到中國，協助薩爾嫩工作。與維納羅夫同時到達中國的，還有他的妻子、軍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在執行“清除”張作霖的任務中，許多絕密電報的收發都由她完成。

烏索夫在《蘇聯特工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一書中記述道：1928春，由從北京來的拉脫維亞人薩爾嫩、保加利亞人維納羅夫和從莫斯科來的年輕特工埃廷貢等人齊聚哈爾濱，組成了一個特別小組。他們以商人為掩護身份，在俄國人列昂尼特.維加德卡開辦的罐頭食品廠落腳食宿。該小組的密碼報務員為與丈夫維納羅夫一同從北京趕來的女特工加麗娜.列別捷娃，她的掩護身份為“哈爾濱遠東銀行”職員。後來，這個特別小組的所有成員一下子從哈爾濱消失了。

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材料證實：考慮到張作霖經常乘火車回奉天的習慣特點，特別行動小組決定把“清除”行動鎖定在沈陽，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彈由兵器專家維納羅夫備制，而地點、線路選擇則由埃廷貢負責。薩爾嫩負責挑選亞裔特工，做協助及外圍工作。

潛入沈陽後，他們聚集到蘇聯駐奉天領事館“安樂窩”小樓，舉行了秘密的宣誓儀式。其誓詞全文為：我甘願犧牲自己，也絕不會暴露秘密，出賣組織。我以自己的生命做保證，宣誓：我永遠忠於布爾什維克，忠於蘇聯，忠於偉大的蘇聯人民(見《克格勃檔案》第一卷)。宣誓儀式結束後，他們向莫斯科總部發去密電：一切准備就緒，可隨時實施“清除”行動。於是，莫斯科總部命令在張作霖身邊工作的“線人”，要不失時機地密報張作霖的行蹤，以配合薩爾嫩等人的行動。不久，報務員列別捷娃收到來自莫斯科的密電，上面寫道：“由於北伐軍步步緊逼，張作霖正准備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陽，並擬實施‘滿洲獨立密約計劃’”（《克格勃檔案》第一卷）。薩爾嫩對列別捷娃命令道：“請總部說出張作霖返沈的具體日期及所乘的具體交通工具。”5月30日夜，莫斯科總部發來密電：“張作霖擬在6月3日從北京站出發，所乘交通工具是火車。你們要縝密行事”。在該密電中，莫斯科總部再次提醒：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相關媒體，做好宣傳引導工作。關於這一點，戈爾巴基迪與普羅霍羅夫在《克格勃下達暗殺令》一書中說：“之所以選擇薩爾嫩再次領導這次‘清除’行動，是因為他在滿洲地區發展了多名中、俄及其他亞裔的特工人員。這樣，在日管區實施行動時，由於有這些人的化裝參與，就可成功地把們的視線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的要求，特別小組緊張有序地工作起來。維納羅夫負責炸藥。在很短時期內，他就備妥了120公斤黃色炸藥。為便於攜帶和隱藏，他把這120公斤炸藥分解成40個小袋，每個小袋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標上了“洋灰粉”或“塗料粉”的字樣。埃廷貢負責選擇行動的地點和線路。經過幾天的化裝踩點，他最終選擇了京奉列車必經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線）與南滿路（即長大線）交叉處的老道口。其優點是：1）它距皇姑屯車站很近，而且還有一個便於隱蔽放置炸藥的三洞橋，由於兩側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於搖控引爆並迅速撤退；2）最關鍵的是，該地段處於日本人管轄區，但平時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這樣，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3）老道口兩側屬於居民區，居住人員成分復雜，便於他們喬裝進出。

為了確保“清除”行動萬無一失，莫斯科於6月2日、3日又連續發出電報，把有關情況作了更細致的介紹。6月2日晚間，薩爾嫩又收到一份密電：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將於6月3日凌晨（時間待定）從北京站出發，走京奉路，約在6月4日凌晨（時間待定）到達奉天新站。該列車共22節車廂，張所乘坐的車廂為第10節，其明顯標志為藍色的花車。接到該密電後，薩爾嫩下令維納羅夫再次逐個檢查40小袋炸藥的質量與外包裝；埃廷貢與精心挑選出來的亞裔特工則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體力。

6月2日張作霖以安國軍大元帥名義發出通電，聲明退出北京。6月3日凌晨，張作霖一行從中南海西門分乘4輛汽車駛往前門火車站。凌晨1時30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張作霖一行出現在月台上。深夜，警衛隊的刀槍發出熠熠閃亮。淒涼的軍樂，挽歌般地響起。張作霖的左手緊抓著佩劍，行舉手禮與送行者告別。同張作霖一起同車返奉的有隨行人員、衛隊、六太太、三子張學曾、好友莫德惠等，以及兩名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町野武馬。專車共18輛，張作霖本在第三輛，車過山海關時加入吳俊升專車，因此張的座車排在第四輛。

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列車啟動。幾分鍾後，遠在奉天的薩爾嫩收到了如下內容的密電：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已於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從北京站發車，預計將於6月4日凌晨3時30分抵達奉天新站。”收到該密電後，蘇聯特工緊張起來。埃廷貢帶著兩名亞裔特工，於3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准備好的40袋炸藥秘密地擺放到老道口三孔橋下，然後在夜色掩護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偽裝起來，只等幾個小時後京奉線列車開過時，按動手中的引爆器。按照埃廷貢事後的說法，當時他已做好了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准備，如果炸車不成功，他也會挺身沖向張作霖。

6月4日晨，專車抵達皇姑屯車站時，奉天站的官員張景惠、劉尚清等都到車站來迎候。而張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員則在奉天新車站敬候。離開皇姑屯車站時，已是凌晨5時20分，這比密電中預測的時間大約晚了兩個小時。由於在山海關停車延長了時間，張作霖專列到達皇姑屯那座三孔鐵路橋的時間，比莫斯科的預測晚了兩個小時。但是，鍥而不舍的特工小組沒有改變計劃，堅持等列車到來而果斷下手。5時30分，張作霖乘坐的那節特征明顯的藍色花車裡，有張作霖本人，還有奉天留守司令吳俊升、保衛處長溫守善，以及正從前節車廂裡走過來的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張和吳望著車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綠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花車穿行於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路橋下，轟然一聲巨響，吊橋橋板塌下，剛好壓在第三、四、五輛車廂上，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幾節車廂砸碎。吳俊升腦袋上被扎進一顆鐵釘，當時就死了，躺在車廂一角。張作霖被炸出約3丈遠。當時沒死，內傷看不清，只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領襟。吊橋橋板分為三節，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鋼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發揮如此巨大的破壞力，同時火車通過橋下，若非用電流計算時間，亦不可能如此准確。其他車廂均系隨行人員，見老帥出事，乃迅速搶救，將交道口出事地點警戒，不准他人接觸現場；並用汽車送張作霖返沈陽。當人們把渾身是血的張作霖抬進大帥府時，他已奄奄一息，之後，胡亂說了幾句，便氣絕身亡了，享年55歲。此時是6月4日上午9時30分。

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幾節車廂砸碎。吳俊升腦袋上被扎進一顆鐵釘，當時就死了，躺在車廂一角。張作霖被炸出約3丈遠。（網絡圖片）

事後統計，“皇姑屯炸車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張作霖外，還有隨車的親屬、文武官員。另外，爆炸還使同車廂的保衛處長溫守善、衛隊團長於恩貴及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傷。

成功地“清除”張作霖後，蘇聯鼓動中外媒體，利用中國人對日本人尤其是對關東軍的積怨，推波助瀾，把“凶手”的帽子戴到了南滿鐵路段的監護者日本關東軍頭上。退一萬步說，即使日軍要秘密清除張作霖，有必要在日本人的管區內公然實施震驚中外的爆炸方式嗎？與張作霖同車被炸的還有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有必要殺自己人嗎？

在世人一片斥責日本的痛罵聲中，莫斯科總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等調回國內，並企圖永遠封鎖其中的內幕。幾年後，蘇聯高層又秘密地重獎了自己的特工英雄。薩爾嫩因“忠實地完成了極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蘇聯英雄金質獎章，並破天荒地得到一塊足赤金表；埃廷貢則因“極特殊的貢獻”，而被授予蘇聯政府最高獎章——“列寧勳章”；維納羅夫因參與“共產國際特殊使命”，而被以後的保加利亞政府授予“社會主義勞動勳章”。雖然蘇聯頂層一再告誡不得吐露任何相關消息，但若幹年後，當這些特工退休後，就不願保持沉默了，他們會有所暗示地談論一下自己過去的輝煌功績。比如，埃廷貢在1975年寫給蘇聯頭子安德羅波夫的親筆信中說：1925年底，在受命去中國之前（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執行特殊任務），我被當時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外國部部長特裡利瑟爾同志領到捷爾任斯基同志的辦公室。在那裡，捷爾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國執行特殊使命的決定。之後，他語重心長地向我贈言道：“去做一切對革命有利的事情吧！”當時，我就表示：“為了捷爾任斯基的贈言，我甘願到那裡去，獻出自己的生命。”事實是：為了蘇聯的需要，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見《俄羅斯對外情報錄綱要》）。

“皇姑屯爆炸案”發生後，東京極為震驚，急令日本關東軍速去現場調查。6月12日，日本陸軍部用中日兩種文字發表《關於老道口現場調查報告》。該報告除公布傷亡的調查結果外，質疑爆炸系國民軍便衣隊所為，並稱責任在於中方警戒不嚴，與日軍無關。7月1日，以田中義一為首的內閣做出決議：日本人與暗殺張作霖無關。但因發案地屬日本關東軍南滿鐵路管轄地段，所以關東軍負有守備責任，因此對相關人員給予了行政處分。1932年，國聯派出以英國勳爵李頓為首的專案組專程來華，調查“皇姑屯事件”。但數月後，李頓的結論是：“張氏遇害之責任，迄今無法判明。慘案內幕仍在霧裡中。”

1937年6月3日，張作霖去世9周年之際，日本政府為張作霖舉行了隆重的送葬儀式。參加人員除眾多的日本軍隊官兵外，還有僧道、喇嘛等人。送葬行列擺了有一裡地長，其中挽聯、花圈、萬民傘、萬民旗等儀仗齊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侶鼓樂，以及由錦州迎接的僧侶鼓樂合在一起，待靈柩起行時，一齊吹打起來，場面甚是壯觀。

最具戲劇性的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岡田啟介揭發，“皇姑屯事件”系關東軍上校參謀河本大佐所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張作霖》的供詞。其實，這也是蘇聯導演的一出戲。岡田、河本二人都是蘇聯情報機構收買的間諜。該供詞實際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師岡田啟介精心策劃完成的。

被解密的蘇聯軍情檔案有這樣一段敘述：有充分證據證明，首次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語出驚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關東軍河本大作等人所為的岡田啟介，已在去東京作證之前，就被蘇聯國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實，更早的時候他就已經被藏身在東京的蘇共特工佐爾格發展成蘇聯秘密情人員（《蘇聯軍事情報局：組織與人員》）。1946年1月19日，當時的“東京盟軍最高統帥總部”發布了特別通告，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由於該法庭聲稱，將會再次審理由前國聯李頓勳爵為首的專案組判為懸案的“皇姑屯爆炸案”，這就引起了蘇聯的擔心。為防止該案件的調查追查到真凶——蘇聯特工身上，蘇聯國家安全部決定主動出擊，讓已風光不在的關東軍殘兵敗將作偽證，承擔炸死張作霖的責任。1946年初，岡田啟介收到了一份來自莫斯科總部的密電：請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弟子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使之同意：該案件系自己勢力所為。具體人員由您來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為其准備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明：該爆炸案是由自己領導並組織實施的。該“坦白者”及所准備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須經НКВД（即蘇聯軍情外委會）審核批准後，方能啟用實施。我們的目的，是只追求過程，不追求結果。請相信，在我相關人員的努力之下，該次審理將不會偏差。只要合作人員永不反悔，我們除履行我們的義務外，還會永遠關照他的命運（見B.莫洛佳科夫主編《東京審判之秘聞實錄》）。接到莫斯科的密電後，經過一段周密的思考與調查，岡田啟介選定了自己任海陸軍大臣時舉薦到日本關東軍任上校參謀的弟子——河本大作。他通過秘密渠道與對方取得了聯系。而此時正躲藏在中國華北地區且走投無路的河本大作，見到因此能得到強大的蘇軍情機關的保護，不僅能保命，且還能得到永久關照，就同意了岡田啟介提出的與蘇方合作的建議。於是就有了眾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張作霖》的供詞。

但是，面對岡田啟介的舉報與河本大作的招供，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專家們雖然做了深入研究與調查，還是認為他們的說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於沒有佐證，所以決定不對“皇姑屯爆炸案”做專門立案審理。這樣，“皇姑屯爆炸案”仍為懸案。那位被舉報而且已經“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視為無罪人員。這一結果也正合蘇共“只追求過程、不追求結果”的長期隱瞞“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認參與了暗殺張作霖行動，並稱日本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指使關東軍暗殺張作霖。

1990年代初，俄羅斯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調查托洛茨基死因時，無意中發現了張作霖被蘇軍情報局暗殺的史實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