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是喜?是忧?

正想写一篇《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是喜?是忧?》，因为我感到的是喜忧交集。高等教育发展了，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出现的问题也很明显，学生骤然大增，师资、设备和管理跟不上，教育质量不能保证，学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也增多。更重要的是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倾斜，与基础教育的不平衡加剧。而从整个教育事业来看，最需要加强的是中小学。这一点方虹刚发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谁的大众化？》分析得很深刻。

其实岂止教育，今日许多事业如科普都有这个问题。盖今日之中国，固有一部分确实可以与国际接轨，而且甚至过之无不及；但另外仍有很大一部分处于落后状态。忘记了这个现实，以前一部分当成整体，满足于在这部分中的普及或大众化，只能使两部分的差距越来越大，矛盾加剧。方虹的文章列举事实论证，言之有理，发人深省，特别推荐于此。下面是这篇文章：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谁的大众化？/ 方虹
转自《真话文论周刊》2005年第四十期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年均增长２１．７％，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到２００４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超过２０００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一番，毛入学率超过19％，而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标准是毛入学率15％（新华网10月3日）。

　　近年来，教育界津津乐道“高等教育大众化”。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的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断断的数年间就实现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标准，可谓成绩巨大。但是，另外一组数字却让我们在欣喜之余，感到困惑与沉重。

　　不久前，在“21世纪论坛”２００５年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教育方面，城镇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13.3倍、43.8倍、68.1倍。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新华社9月7日）。从这组数据来看，学历越高，城镇学历人口的比例与乡村学历人口的比例差距越大。在一个知识社会里，学历越高，往往也就意味着越有可能跻身社会的精英阶层。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高等教育这一被公认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武器”，在我国却正在成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当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望大学而兴叹、望研究生院而却步的时候，那些经济资本雄厚、政治资源丰富者的子弟有了更大的选择机会。

　　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旗帜下进行的大学扩招，导致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而是在精英基础上的“大众化”，是教育不平等下的大众化。

　　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这里，教育成为社会不公的加速器？这一悖论在根源上是社会转型状况的写照。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主导而制度调节滞后的改革必然造成社会财富向少数群体积聚。这一群体掌握着社会财富的大多数，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有着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更高的收入差距。在国家在分配政策有待完善的形势下，贫富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甚至还有可能有扩大之势。如此一来，需要高经济投入的高等教育必然出现“精英大众化”状态，并进一步加剧教育的不平等社会，加深社会的阶层鸿沟。

　　因此，我们应该反思的不应该仅仅是教育体制本身。而是更应该关注教育所嵌入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讲，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精英基础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是教育本身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配贫富差距的必然逻辑结果。

　　中国的改革，从宏观上看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在社会各个领域，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调节都十分必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方向没有错，但教育的根本目标是缩小社会的阶层差距，而不应该相反。要实现真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必须于调节社会分配中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拥有相当的利益博弈能力。

　　唯有此，高等教育才能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