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将科学与政策对立起来吗?-读赵南元"读新京报两篇社论有感"

赵南元先生写了篇好文章:《图穷匕见和指鹿为马--读新京报两篇社论有感》，以新京报前后矛盾的言论为据，剖析了它新近发出的两篇社论，是在继续指鹿为马。引用了社论中的话：“圆明园防渗工程说到底不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圆明园防渗工程是否会对环境、生态、文物造成影响，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环评报告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影响，还应不应该铺设？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应当由政治过程来决定。”

赵先生问“按照社论的说法，‘政策问题’高于‘专业问题’，政治高于技术，即使不铺膜的结局是既没有水也没有生态，还是不能铺膜。既然如此，还要环评干什么？只是为了找机会获得20万元的罚款吗？”问得好！

新京报这些语言其实并不新鲜，仅仅在二十多年前还是经常出现的，那时是谁要从专业提出问题，就是业务挂帅，是白专道路，而国家的政策似乎就得与专业知识证明了的科学原理对着干才算正确。

1959年杨献珍从省委送给他的一个县委书记在省党代会的发言记录。发现其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不以为然。他根据在中央党校南院的几十亩水田和华北小学校院子里的小麦试验田中小麦长得很好，结果仍只实收小麦七百斤的事实，想到：若要亩产七千斤，必须密植十倍，那麦子根本就没地方生长了。这就证明，河南平西县某公社放小麦亩产七千多斤的卫星是假的。随后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去年，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7320斤’，有个科学刊物叫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第4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7320之谜》的文章，……捏造了许多‘根据 ’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的。我看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掩盖7320的谎言’，才比较切合实际。科学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科学不科学呢?”

杨献珍是哲学家而又讲科学的，这是“科学主义者”陈独秀的主张，然而在当时，受批判的是杨献珍，也就是科学。另外有一位哲学家在河南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种情况熟视无睹.而且反批杨献珍这样的科学认识是什么“一次反映论”。对此，杨献珍感叹：“哲学不过是他们为达到这样那样卑鄙目的的敲门砖。”（以上引文据“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11b.htm
及湖南社会科学院、湖南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求索》杂志1984年第5期27-29页杨献珍口述1959年纪事）遗憾的是，虽然大家都因为这种哲学吃了苦头，但看来并不安是都吸取了教训。

制定政策，当然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但对事物的认识需要考虑和作到相互间的关系，也恰恰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和科学方法的运用。现在可以看出从所谓“科学文化人”对科学的诋毁，发动对所谓“科学主义”的批判，到新京报社论改头换面地鼓吹所谓“政治挂帅”，是一脉相承的，但历史不可能倒转，出现这些逆向思潮，只能使人们的头脑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