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决定一个社会，合作与协同的最大“范畴”。在现代文明国家中，例如美国，“In God We Trust”,这样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工业化社会合作与协同的最大“范畴”是“国家”。但是，人都是有局限性，有罪性，所以，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必须以“契约”，法律为道德底线，也就是说，如果在社会中，出现社会化分工合作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那么一个社会正常秩序，规则必须以”契约与法律“为最基本”底线“和保障。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律和道德，作为最基本底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团体就应该被强制性“剥夺”自由，以维持社会其他人的安全，和正常社会秩序。 但是，由于文化，信仰和历史的不同。所以，导致社会合作的形式差别巨大。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局限于“家庭”，家族范畴和成员之间的信任。所以，在西方国家内部很少有“嫡系”，“奉系”,滇系、粤系、桂系这样的概念，就算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美国，苏联，英国都不存在“嫡系”与“外系”的区别。他们这些现代文明的国家内部，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协同程度很高。 在国家层面的经济活动也是如此，在中国就算是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存在不同的“待遇”，和“政策”。国营企业基本上属于党的“嫡系”，而外资企业，或者“特别优惠”，或者是“特别不优惠”，总之对待他们“特别不信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社会层面的“不信任”，导致社会“极大”的“交易成本”，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军事行为，性行为增加了额外税费。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文件，防范他人与对手，以确保没有法律，政治，军事，谋略方面的风险和漏洞被钻空子。合同变得冗长且详细，罗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规范所有可能的责任，让家庭，商业和军事的合作常常变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理解甚至于不再有价值和意义。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于“几亿” “几十万亿”的诉讼费，和国家赔偿，例如美国黑人要求的“几十万亿美国的”国家世纪赔偿（黑人亿万富翁罗伯特·约翰逊努力推动政府支付14万亿美元的赔款）。加拿大为穆斯林难民中的阿富汗恐怖份子嫌疑人也巨额赔偿。。。等等。这样的社会合作相处或者成本极高！甚至于导致国家的直接“分裂”和“破产”，人与人之间根本不信任！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族群与族群之间以邻为壑，敌视，叛逆。 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观察，考察和事实来看：基督教白人的自组织，自发性的合作和协同可以达到“国家”层面“In God, We Trust”。而东方人，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地区，自组织，自发性的合作和协同可以达到“家庭，家族”层面。而非洲黑人，与穆斯林的自组织，自发性的合作和协同基本上不存在！因为，他们家庭观念，私有制，国家意识都非常淡薄。他们最多只能够在现实“利益”和“安全”的驱动下，被利益和安全“捆绑”在一起，形成团结就是力量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如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