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是我在溫哥華的第一個房東，許多年了，溫哥華那沁人肺腑的清新，萬裡無雲的透徹和海天相連的繚繞總與朱先生的茫然與蕭瑟混在一起，他們不能彌合又無法分離。

剛到溫哥華的第二天，我就四處找房，因為我和妻女住的家庭旅館既貴又小盡管非常幹淨，整潔，中西餐具一應俱全。朱先生的房子是一棟別墅，他和妻子及17歲的女兒住樓上，我們住樓下，是半地下的那種，就是窗子在地上其余在地下，房子挺大，幹淨也舒適。我們的後院很大，齊腰的木柵內半邊是草地，蔥綠，厚厚軟軟的；另一半是空地，只是在牆邊長滿了野生的紅莓，藍莓，玉蘭和幾株葉片巨大的西洋菜和一株無花果。我們住的是街角，房子前面和柵欄外面依然是大片的草地，門口的郁金香和許多不知名的花草總在交替開放，朱先生告訴我這房子的主人是英國人，他花了很多心思去搭配、布置這些植物，一年四季總是鮮花不斷。

朱先生很願意和我們講話。我得知他們已經離開中國十幾年了。最早是他的太太在美國留學，然後他以陪讀的身份留下，他們在美國待了八年，曾經有很好的工作，好像也賺過很多錢，每當說起這些的時候他的臉上總洋溢著難得的自豪，尤其是他們在美國院中的兩顆蘋果樹，那脆、甜的滋味似乎愈久彌香，太多的收獲使他們在送完所有的朋友之後還有許多富裕去做果汁，大桶的，許多桶。可這些都是回憶，因為沒有身份，他們在美國生活多年之後不得不跨越邊境移居加拿大。

他們過得並不好，他和妻子都沒有工作。開始的時候我隱隱地覺到他似乎對我們抱有模糊的朦朧的不具體的期望。但和朱先生交談並不容易，不知是他已經被徹底西化或者是反應遲鈍的緣故，我們的談話總不流暢，跳躍的，斷續的，夾雜著他突兀的中斷或者莫名的定論。我覺得總也看不清這個講同樣語言的同胞，四十多歲，壯實，有點發福的典型的中國中年男人的圓臉---紅紫色，眼睛有點灰暗，有點迷茫。總喜歡穿像袋鼠樣的套頭衫和寬松的帶帶子的牛仔褲。

我們的另一個障礙來自於他的妻子，通常只有我們在院子裡才有機會見面，但每次不超過20分鍾，他的太太就會把他叫回去，開始時我沒有注意。還是妻子提醒我，好像朱先生很怕他太太，每次叫他回去從來不敢反抗。奇怪的是，即使我們在院子裡，朱太太也總是打電話叫他---曖昧、神秘。尤其是只有我妻子和朱先生的時候，朱先生被召回得更快。妻告訴我她的這一發現時一臉的無辜、無奈。

慢慢地我們得知朱太太是朱先生的鄰家女孩，他們的家庭反對他們的結合。況且，他們剛出國時女兒一直放在家裡，又引起不少矛盾，直到女兒上四年級時才接去美國。我們見面時，他們的女兒已經上十一年紀了，但對朱先生是直呼其名的。對這司空見慣的西方習俗我們還是詫異！這卻也正反映了朱先生在家的地位，就像家裡的傭人一樣，做飯、洗衣的總是他。

每天早上，我出門時總聽到他收拾完畢、開車送完女兒去上學然後和朱太太每人一台電腦開始不知做何的聲響。可能是愛之深，管之切吧，高挑、灰黃的，只有四十多歲但已有許多白發的朱太太不喜歡他出去工作，對我幹的工作有點嗤之以鼻，而又一直沒能找到專業工作，這大概應歸咎於曾經的輝煌吧。確切地說我不知道他們靠什麼生活，我只知道，他們的女兒和朱太太有過多次關於定義他們家境貧富的爭吵。朱太太似乎一直在證明他們已經很好，可女兒卻總不認可。每次的爭吵也只聽到朱太太和她女兒的聲音，好像朱先生總在沉默！永遠的沉默！

時間飛逝，我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的交叉即使住在同一屋簷下。只有在周末我們一起割草時才有機會繼續不暢的交談。每當我陪女兒在室外踢球或玩耍時，朱先生總是借故抽煙遠遠地看著。他也顯得更孤獨，更無助，更失落，像失去了很多水分樣的無神和暗淡。唯一和他們交往的兩家華人移民是他太太的同學，每次來訪一樣的規律，下午聊天，晚上吃飯，夜色中離開。

來年春天，我們開墾了後院的空地，種了黃瓜，西紅柿，南瓜和豆角等等。我想欣欣向榮，我要朝氣蓬勃，我求蒸蒸日上，我更喜歡女兒隨我左右跑前跑後的樣子和妻子幫忙挖地、澆水的笨拙，知足，愜意！可朱先生和朱太太的執意禮讓和客氣卻使我的日日勞作稍顯失意。我和女兒在澆水，捉蟲或收獲時，朱先生只是遠遠地看著然後就被太太叫回。更讓我失落的是當我滿懷興奮地要和他們分享第一次收獲時，她太太竟要拒絕，說那是我們的勞動果實。最終還是我女兒給送去了半籃子的豆角和最大的幾個西紅柿。

在秋天來時，朱先生和他太太常見的爭吵加劇了，由隔日變成了每天和每晚的必修課，照例只聽到太太的哭鬧聲，打砸聲和他們女兒每當此時必定放大的彈琴聲。這樣的爭吵持續了一個多月，伴隨著遍地醉人的紅葉，藍得使人想哭的藍天，歡快的松鼠和悠閒得不知怕人的海鳥的鳴叫，以朱先生同意他太太生下新懷的孩子而告終。

一天，當我剛剛摘完最後一個南瓜，朱先生破天荒地拿了兩瓶啤酒出來，邀我同飲。那是我第一次從他更虛弱的臉上看到驕傲和期盼，他告訴我他找到了機會，此後的一段時間他常去郵局收發包裹，他在做網絡生意，並且要去市區租間辦公室。隨後我換了工作，學習也越來越忙，他的辦公室卻始終沒有租下。而他去郵局的次數好像也越來越少。

在他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後不久，我們搬走了，搬到了一個我女兒更喜歡的地方。也很久沒有再見到朱先生。與我們新的房子相比，朱先生的別墅顯得蕭條，破敗，盡管它位於溫哥華最好的區，離海邊很近。但在鄰居整齊，漂亮，碧綠的反襯下，他的家顯得頹廢，衰敗，了無生機。這是我偶然路過時，心生的一絲悲涼！我放慢車速，只見他的窗簾依舊拉著，他車子尾部像是被撞了很久，尾燈還用膠帶纏著，斑駁的柵欄在牆角處倒了兩塊，只有那幾株野生的荊芥和紅莓濃綠而茂盛。

最後一次見到朱先生是一年後的深秋，那天我的女兒要我們帶她去她原來的學校，離我們原來的住處僅幾步之遙。已經六歲的她在操場上飛跑，自嘲般地追述著她剛來時不會英文的窘迫和她在學校草地上打滾的頑皮。女兒發現了朱先生，他抱著已經一歲多的小女兒在遍地的落葉和草地上蹣跚學步。朱先生更加發福了，他嚴重褪色的夾克和發白的褲子都使他顯得更加臃腫，早已磨破的褲腳和袖口像在訴說著落寞。他幹澀的臉呈黃黑色，頭發暗烏。溫哥華的清新，亮麗，濕潤，明媚似乎霎那間消散，凝固，遠去了，不見了！我心中的悲涼加劇了！在拼命追尋著那個壯實的，清晰的袋鼠樣的朱先生。

我們還是禮貌地招呼了對方，當他得知我和妻都已學成畢業並找到了不錯的工作時，他的眼神裡掠過使我永遠無法忘卻的悲傷，絕望的，羨慕的，迷離不清的，散漫無光的。然後，像被馴熟的家畜一樣，他很快的告別離去了，站在藍天白雲間，雲霧環繞中的我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忘記了時空的存在，天國的永恒，直到女兒把她揀來的楓葉扔到我懷裡，又飛快地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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