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中國和新自由主義的衰落

美國經濟決定者最近正經歷著一個很特別的時期。疫情及其在國內所帶來的危機，促使政府經濟學家做出與長期以來的經濟政策相矛盾的決定，並顛覆了既定的經濟思路。

自上任以來，盡管正統經濟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勸說要限制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但新任美國總統頒布了直接聯邦收入支持和失業保險，總額占去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另有相等於GDP的18%的基礎設施計劃提交給國會。

這使通常甚有影響力的美國新自由主義者陷入了困境。這一次，美國政府的總體經濟范式似乎並不顧他們的核心原則。盡管拜登是否能在國會推行他的計劃還有待觀察，但美國領導層之中已明顯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思維。

拜登不僅摒棄了昔日的預算審慎，提出了兩個2萬億的長期刺激法案，即“美國就業”和“美國家庭”計劃。他還無視新自由主義的低監管和低稅收信條，恢復了對《反托拉斯法》（反壟斷法）和全球企業稅的興趣。至少50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公開推動工會的作用和“勞工優先”改革。此外，與特朗普一樣的是，拜登不再積極支持經濟全球化，而是強調“美國就業”（American Jobs）和“美國制造”（Made in America）。

拜登在一場前所未有的衛生和經濟危機中上台。新冠疫情突顯了美國結構性不平等，使失業、種族關系、家庭債務和醫療保障不足等長期醞釀的社會問題成為緊迫的挑戰。數以百萬計的服務行業和辦公室工作消失了。許多行業的投資，包括建造業和能源生產，都崩潰了。2020年，美國人一覺醒來，發現他們的房租、抵押貸款、學生和醫療保健債務都無法償還。

與此同時，民主黨正經歷著由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領導的歷史性左轉，為拜登的政策選擇打開了更大的空間。此外，民主黨出乎意料地贏得參議院微弱多數，也助長了他的改革野心。

這些都是解釋政府改變經濟戰略的重要國內原因。然而，盡管拜登的非正統經濟對策無疑是由國內危機引發的，但世界經濟更廣泛的變化——中國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為其思想的根本轉變提供了動力。

正如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在4月初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像他這樣的老一輩美國經濟學家被教導把美國視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closed economy）。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會認為美國邊境以外發生的事情無關緊要。

中國的決策者沒有迷信市場力量，而是積極利用國家的治理能力來改善生產實踐。他們沒有等私人投資來決定，而是花費國家大量的資源來獲得新的技術和工程技能。即使投資回報只能在幾十年內實現，他們還是建造了新的城市和世界最大的交通系統。盡管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的說法，但他們從未忽視過扶貧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使8億多人擺脫了貧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經濟體，並且除了美國以外，是唯一一個可以認真宣稱接近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

而且，因為亞洲國家的經濟策略並不局限於新自由主義原則，新自由主義並不可能提供知識工具來理解世界經濟的這一特大變化是為何發生的，以及美國應該如何應對。

2020年的美國一覺醒來發現，正如加爾布雷斯所指出的，它“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擁有全球金融部門、臃腫的軍隊和對服務部門嚴重依賴的尋租國（rentier state）”。

難道不是這個激進的挑戰——一種需要發展新經濟思維的挑戰——解釋了拜登為何如此執著於“與中國競爭”？在特朗普咄咄逼人的保護主義下，經過四年的緊張中美關系，人們可能期望拜登會采取更溫和的語氣。但這就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特朗普的中國策略，無論它多麼的誤導，都是對國際經濟秩序真正發生變化的反應。與奧巴馬不同，拜登不能再依賴與過去的“接觸”（engagement）策略：這種政策在華盛頓幾乎失去了所有支持，而美國決策者們不僅決定了美國的接觸策略在政治上是無效的，他們還意識到中國模式在經濟上是非常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