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尔德国 那夜洗桑拿浴的那女人
日期： 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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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转角国际
“太初有桑拿浴...”
梅克尔的时代即将在今年德国大选后落幕，对其漫长16年总理任期的回顾评论，或许可以回溯到32年前的一段故事，用”太初有桑拿浴”这句话来开始。
1989年11月9日，崩溃前夕的东德政权已无力控制局面，反抗集会遍地开花、越来越多民众突破铁幕出逃。前此不久，关于党中央政治局将效法中国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风声仍甚嚣尘上，但就在当天晚间7点左右，官方无预兆地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附带提到：即刻起开放东德民众自由申请前往西德。
言下之意即是：柏林围墙已完全敞开。这不但令现场媒体大为惊愕、也随即震撼了世界——世人皆知东德即将发生巨变，但很少人料到竟会以这样雪崩般干脆的态势朝向解体、朝向被西德统一。
在此一撼动历史的时刻，35岁的安格拉．梅克尔在位于东柏林、离进入西柏林的波恩侯姆桥（Bornholmer Brücke）步行仅约10分钟的家中看完新闻，打了一通电话给住在附近小镇的妈妈：
“我们可以去阿德龙大酒店（位于西柏林）吃生蚝了。”
然后继续收拾浴巾等用具，走出家门，到附近的公共游泳池洗桑拿浴——无论如何，这天都还是星期四，而每周的星期四对她而言，是固定要洗三温暖的日子。
当她稍晚从泳池回到家门口时，梅克尔才意识到此刻世界已发生巨变：家门旁的波恩侯姆大街正被人车潮所淹没，大家兴高采烈地往西柏林的方向蜂涌而去。
梅克尔手上还拿着浴巾，就这样跟随人群穿过围墙、走进西柏林。她第一时间想打电话给住在汉堡的姨妈，便和一群东柏林人找到一户人家借电话。打完电话后，兴奋的众人要继续动身前往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去体验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绿——然后梅克尔说，这摊她先不跟了，明天一早还得上班，接着便独自往回走。
隔天，这位东柏林科学院的物理学者一如往常地进研究所，埋首量子化学的问题。只是，所有同事都激动地去迎接新时代了，整个单位就只剩梅克尔一人。两德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局，对这位低调过日常、缺乏政治激情的物理学者而言，彷佛只是下班洗浴之余顺便去看个热闹打个卡的小小个人冒险。
直到不久后，她惊讶地确认了东德并入西德已是大势所趋，出于对东德可能成为西德人之政治实验场的疑虑、也出于对东德社会主义势力可能在统一后借尸还魂的担忧，这才跟上同侪的脚步，投身百花齐放而又混乱纷杂的政治巨浪中。
此时，代表着各种意识型态的政党蓬勃运作，梅克尔在左右光谱间考虑了一轮之后，最终加入了一个政治意识型态淡薄、倾向处理时局现实问题的小党”民主启程”（Demokratischer Aufbruch）。
梅克尔虽然无政治激情，但立场却不含糊：她反对继续社会主义路线、并支持尽速与西德统一。她认为东德失败的主因是经济，而西德的经济体制才是更有效的；东德若要实现政治自由，则必须拥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经济才是政治自由的保障。
换言之，在梅克尔看来，让柏林围墙倒下的关键因素，既非人民对抽象民主价值的渴望、也非和平祷告会上牧师们对自由人权的鼓吹，而是吃不到生蚝、没有象样的优格、买不了福斯金龟车的郁闷。此一务实且另外带有英国撒切尔那种自由主义式的、新教伦理色彩的经济优先论，也是她政治基调的原点。
梅克尔的政治生涯始于担任”民主启程”柏林党部的发言人，期间以不问意识型态之争、沉着务实而获信任。该党在当年东德解体前最后一场人民议会大选中与东德基民盟（Ost-CDU）结盟，选后随即泡沫化。
在此进程中，梅克尔先是被东德过渡内阁总理德迈齐尔（Lothar de Maizière）延揽为政府的代理发言人。同年10月3日，两德统一，民主启程正式并入基民盟，梅克尔乃于12月代表基民盟参选统一后的首届国会议员，当选后即被总理柯尔（Helmut Kohl）任命为联邦妇女儿少部长。
短短一年内，梅克尔从政治同侪对其几乎没有印象的”洗桑拿浴出来的女人”，令众人错愕地攀升为联邦部长，其缘由无非是当时执政者妆点门面、象征团结与平等的需要：德迈齐尔的东德内阁需要小党与女性、柯尔的联邦内阁则需要东德人与女性，而没有派系背景的梅克尔恰好是天赐的最佳花瓶。
当时德迈齐尔曾向柯尔推荐梅克尔：
“她是个理智的女人（eine gescheite Frau）。”
柯尔闻言不禁讪笑——”理智”和”女人”这两个词的组合，以及这个组合被用来形容那位曾被他唤作”小姑娘”（M?dchen）的梅克尔，显然都让他感到滑稽。
然而这位饱受西德传统男性政治菁英轻蔑的东德女性政治素人，却开始展露其独特的政治韧性，并在之后逐一撂倒对手——也包括柯尔本人。梅克尔在柯尔内阁历任妇女儿少部、环境核安部的首长后，成为基民盟首位女性秘书长；随后于2000年当上党魁，并在2005年胜选出任总理。
从此她连续16年横扫德国政坛，并且始终都能获得不同党派选民的高度信任，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唯一能连选不败、做好做满之外还能善保晚节的总理。
梅克尔在政坛上的成功，部分原因当然能归于其个人风格，例如务实低调、无雄心抱负、不坚持意识型态、习惯妥协避免争端......等异于其它政坛领袖、甚至与传统领袖魅力互相抵触的反向特质。然而这些特质还是必须具体放到时代的脉络下来看，才显得有意义。套用梅克尔与基民盟的老对手、绿党（die Grünen）籍的现任巴符邦邦长克雷屈曼（Winfried Kretschmann）的话来说：
鉴于21世纪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的需求、以及层出不穷的跨国危机，两方面都恰好造就了像梅克尔这样的非典型领导者。
我们先从德国本身的政治挑战谈起。
90年代后期，两德统一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已耗尽，联邦德国开始直面社会转型白热化的阵痛：随着经济重心从传统制造业转移到知识经济产业，原本以技术劳工与传统白领、小企业主为主的稳定中产社会，也面临阶级洗牌重组——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经济中产新贵取代了传统老中产，成为中流砥柱，社会主流价值也由传统、保守、阶序的社群共识，转向多元、流动、开放、平等、环保等全球化价值。
新老阶级洗牌、族群多元分化的结果，让联邦德国蓝领工会色彩的老左派社民党（SPD）、以及保守中产家庭价值的老右派基民盟，都开始面临选民基础逐渐萎缩的问题。两者过去随便都能囊括三、四成以上的选票，但在此刻这种”全民政党”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在某个意义上，1998到2005年社民党与绿党的红绿联合执政，率先响应了知识经济新时代选民板块碎片化的问题，而往新兴的全球化价值靠拢。绿党天生的全球化基因自不必多说，社民党则牺牲了蓝领基层铁票仓的利益旨趣，往知识经济新中产的世界观靠拢，转型为全球化价值的政党。
2003年起，红绿联合内阁在社民党籍总理施若德（Gerhard Schr?der）的力推之下，为了响应当时德国深陷经济停滞、社福重担不堪负荷的窘境，开启了所谓《议程2010》（Agenda 2010）的激进改革：减税、大砍失业救济金、删减健保给付，并且一方面降低企业人事支出、松绑解雇限制，另一方面则弹性化劳动法规、创造出大量兼差派遣性质的迷你工作。
顿时，传统以劳权与社福自豪的德国社会开始猪羊变色，派遣工作成为职场常态，财富的分配也更趋极端化。这不但让社民党的铁票选民大感被党所背叛，也引发民众普遍怨怒，激进改革的黑历史乃成为社民党往后每次大选时沉重的原罪。
相对于社民党，世纪之交的基民盟不仅要面对选民板块碎片化的问题，同时也受柯尔执政晚期的负评与丑闻所累，与这位掌权25年之党主席的政治遗产切割、彻底改弦更张以适应社经新局势的需求，也就更加急迫。年轻、女性、出身东德、没有传统派系负累的梅克尔，就此被柯尔的后继者、时任党主席兼国会党团总召的萧伯乐（Wolfgang Sch?uble）拉拔出线，接任基民盟秘书长，进入党的权力核心。
柯尔对基民盟带来的危机、以及红绿执政所引发的民怨，梅克尔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在秘书长的就职演讲上，梅克尔以党内改革者的姿态登场，以一句”宁冒风险、不愿错误的安定”（Risiko statt falscher Sicherheit）公然与提拔自己进入联邦政坛的柯尔对标（后者最后一次竞选口号为”要安定、不要风险”），意图将党的政策方向带往经济自由化与社会开放化，以便能与社民党竞争。
1999年11月，已卸任总理的柯尔被踢爆政治献金丑闻，这场政坛的大火波及基民盟党内不少中枢政要，与柯尔关系暧昧的萧伯乐亦不能幸免。梅克尔随即在圣诞假期的前夕，果断绕过萧伯乐，径自投书媒体，要求党与柯尔割席断义。此一高举义旗的闪电突袭，让梅克尔广获党内青壮改革派的支持，也使萧伯乐陷入尴尬窘境。尽管梅克尔意在为萧伯乐竞选总理之路扫除障碍，但后者仍在次年2月黯然辞去党魁与党团总召。
毫无悬念地，梅克尔随后接下了党魁，然而作为总理候选人跳板的党团总召关键位置，则由同是党内青壮改革派新星、在反柯尔阵在线与梅克尔亲密结盟、但立场则更加保守的梅兹（Friedrich Merz）拿下。
作为改革派的党主席，梅克尔既无地方派系实力、又无法掌握联邦议会党团，可谓双重架空。同时她还必须面对党内”安地斯联盟”（Andenpakt）的强势挑战：
这是一群后68世代的青壮实力派，在一次到南美进行政治培训的返程飞机上所结成类似兄弟会的同盟（因此仿效南美国协安地斯共同体的为名）。他们清一色都是男性，政治意识型态为传统天主教的家父长式保守主义，响应时局问题的关键态度有三：家庭、核能、反移民。成员们早已彼此约定好共同接班后柯尔时代的政局，不料却从东边的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梅克尔。
此外，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CSU）党魁史托伊伯（Edmund Stoiber）亦虎视眈眈。在争夺基民／基社盟党团提名2002年总理候选人的过程中，安地斯联盟与史托伊伯结盟，支持后者出马竞选，对梅克尔造成极大压力。梅克尔自知不敌，乃绕过盟友梅兹，与史托伊伯交换条件：支持后者竞选总理，换来后者承诺在选后支持梅克尔排除梅兹、兼任党团总召。
《时代周报》副主编乌利希（Bernd Ulrich）多年后回忆：2002年大选前夕，他与梅克尔一同出席在柏林郊区举办的基民盟催票健行活动。健行过程中，梅克尔冷静地向乌利希分析自己当下的处境：她认为自己还没把握，所以让位给史托伊伯，等后者一败选，自己就有资格接手党团总召了；并且她也不能把总召之位继续让梅兹坐，否则她党主席之位迟早不保——她并不针对梅兹，但梅兹必须走人（梅兹选后辞掉总召，并从2004年起淡出政坛10余年，至梅克尔执政晚期才回锅”复仇”，两度竞选党主席皆失利）。
这位基民盟党主席面对媒体记者如此坦然的姿态，给了乌利希极不寻常的印象：梅克尔不带情绪、也毫不遮掩，就像处理科学问题那样，向他条分缕析权斗各方的利害关系，以及她的解决方案。而解决政治对手，彷佛就像解决科学问题一样，也没什么好隐讳的。
同样的性格，在多年后又让乌利希讶异了一回：2015年2月，他与梅克尔一同在餐厅吃饭，当时德国刚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完成初步协议，但普丁（Vladimir Putin）却单方面打破承诺，突然进军乌克兰。梅克尔第一时间从手机讯息得知消息，脸色不改，伸出手指在餐桌上比划、向这位同桌的记者详细解释普丁的进军路线、战略目标、政治企图等等。最后淡定地说：
“这只鸟好奇怪。”（Was für ein seltsamer Vogel，意指普丁是个怪咖）
然后继续吃饭聊原先的话题。
这两个例子都反映了贯穿梅克尔政治生涯最突出的特质——”非权谋的权谋”：政治意味着公开理性、不带情绪的利害分析，以及合理务实的解决方案。
梅克尔的权谋风格，因而同时展现出矛盾的两面。首先，梅克尔是个正派的”好人”：她开诚布公、不搞黑箱、不受挑衅、不争强斗狠也不报复、凡事对事不对人（事实上，根据许多记者、名人们的描述，梅克尔私下也确实是个暖心的好人）。但在另一面，她清除升迁障碍时快狠准的手段，却也屡屡展现出科学理性的冷酷决绝。
在成功击败党内的保守势力后，让梅克尔继而能实现基民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关键，则是与德国社民党先后12年联合组阁（2005~2009、以及2013~2021）、既竞争又合作之一言难尽的关系。
2005年大选初次对阵社民党时，梅克尔一方面揪住后者经济与社福政策失败的痛点不放，并放话当选后绝不和社民党合作组阁。
但另一方面，她却主打在红绿内阁《议程2010》的基础上加码改革：透过减税、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将劳保部分项目转为私保、删减生活津贴等措施，让社会支出回归市场机制；同时大幅增加劳动市场流动化与薪资弹性化的空间，减轻资方负担，寄望活络投资。此外亦缩减再生能源补助、搁置废核共识等。
此一操作在当时即被对手指控为冷血的新自由主义，也让梅克尔几乎丢掉大选——面对红绿执政晚期声势糜烂的社民党，本该躺赢的她，最终只以35%比34%险胜。梅克尔只能摸摸鼻子回头找社民党合作，并让社民党主宰了内阁人事，彷佛后者才是真正的胜选者。
但社民党的气运至此也走到尽头了。
选后的梅克尔迅速结束这场差点走到跌下悬崖的”新自由主义的远足”（der neoliberale Ausflug），在执政的舞台上不再扮演激进改革者的角色，往中间修正的同时，也开始亦步亦趋地复制社民党（以及绿党）社福路线，例如引入家长津贴与育儿年资、广设托儿所等。
梅克尔在此展现了其政治风格的第二项关键特质：闻风向、识时务，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发夹弯的高度弹性。作为总理，她一改原本积极进攻的基调，转为后发制人、先回转后超车的模式；每一回与社民党（及绿党）政策竞争上的劣势，都成为她路线发夹弯的转机，最后笑着收割的也总是她。
最典型的案例即是废核：就在日本福岛核灾前不久，梅克尔才反复重申反对核电厂过早退役的立场，但2011年3月11日一过，舆论风向一转，她也果断转弯，废核时程立即出台，顿时成了世界舞台上的反核旗手。
另如引入基本工资、裁军、废除义务役、乃至于气候政策，亦皆为梅克尔或吸收对手立场、或妥协转弯的结果。至于同婚议题，也被以类似手腕来因应：梅克尔公开的立场始终不赞成同婚，但见绝大多数民意支持势不可挡后，于是松手让法案在国会表决，于内任实现了同婚。
这种把”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磨到炉火纯青之极致的策略，在柏林政坛上被称为”非对称的反动员”（die asymmetrische Demobilisierung）：藉由复制对手的政策路线，让对手的选民打消出门投票动机——给梅克尔继续执政也不错啊。此策略虽然可耻但极其有效：黑（基民／基社盟）红联合执政下，本该是社民党主打的政绩，最后多半变成”社民党在船舱机房流汗干脏活，基民盟在船头台面上微笑收割”的结果。
这种策略让梅克尔在寻求连任的选战中，都可以回避与对手直接进行政策激辩，在2013年电视辩论会上，梅克尔甚至只需对选民主打一句 ：
“您认得我”（Sie kennen mich）
——她只要亮相刷脸就能赢了。
相反地，社民党则沦为梅克尔长年的政治提款机：梅克尔一面复制社民党的政策与自由价值，使社民党难以找到着力点与其交锋；但她另一方面却又时时不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赞美《议程2010》的成就——这对她作为”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是很合逻辑的，而且反正痛的又不是她。有苦难言的社民党在与梅克尔合作或竞争的漫长过程中，得票率一路从3字头崩跌到急需高喊保2字头的低谷，并且导致先后耗损了6位党主席失败倒台。
社民党既无法回避梅克尔、又无法与之决裂，这对该党许多与梅克尔周旋的政治领袖都造成了创伤，用2017年与梅克尔竞逐总理之位的舒尔兹（Martin Schulz）的话说：”副总理的坟场已插满了十字架。”（德国大选后皆由组阁第二大党的总理候选人担任副总理。）
连续于4届大选败于梅克尔后，社民党于是决定”打不过她，就加入她”——2021年大选社民党提名萧兹（Olaf Scholz）竞选后梅克尔时代的总理，过去一向平稳务实的萧兹主打的正是”男梅克尔”（der Merkel）的形象，甚至刻意摆出”梅克尔菱形手势”给媒体拍沙龙照。本文截稿当下，这位男梅克尔的民调高居第一（近5成支持），大幅领先原版梅克尔的继任者拉谢特（Armin Laschet，支持率约2成）。
就在与社民党成功竞合的过程中，梅克尔也大抵将基民盟由家父长式的保守政党，推上全球化时代下自由开放与绿色价值的轨道上。该党甚至一度以梅克尔、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任梅克尔阁员、现任欧盟执委会主席）、克朗普－凯伦包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曾继梅克尔任党魁、现任联邦国防部长）三位女性为权力核心，俨然展现了”母权”政党的态势。
梅克尔路线成为基民盟的主流，自然也招致党内基要保守派的批判。他们指控梅克尔的”社民党化”是对党的背叛、是对该党”家庭、核能、军备”之三位一体价值的摧毁。而她大幅往中间靠拢的操作，也打破了该党传统上”不该存在比基民盟更右的合法政党”（更右的不合法政党即新纳粹）的策略，为一股新兴的反对势力腾出了光谱上更右翼的位置。
被边缘化的老保守派对梅克尔的严重反感，很快就在欧债危机上找到了集结的着力点：2013年，以反对梅克尔的欧元纾困政策及其所代表的欧洲价值为由，一群基民党老派的学者教授们脱党组建”德国替代选择党”（AfD，目前中文多将”替代”翻译为”另类”，但译作”替代”更贴近德国政治脉络），党名直接与梅克尔称其欧元政策为”无可替代的”（alternativlos）互别苗头，主张德国退出欧元区。
该党初次投入大选未有斩获，作为单一议题的政党，亦随着欧债议题的冷却而濒临泡沫化，但接着又恰好遇上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梅克尔开放边境之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德国替代选择党再次找到反对梅克尔的切入点，随即改变路线，与反移民极右民粹势力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合流。
此一转型终而让极右民粹势力在党内压过创党元老的学者派路线，与英国脱欧、美国川普主义等民粹政潮遥相呼应，在德国激起了所谓”突然右摆”。如今该党在某些德东地区的声势之大，几乎能与基民盟分庭抗礼。从某个角度来看，该党的崛起，亦可说是建立在仇恨梅克尔的共识基础上。（作者在此温馨为台湾川友们提供一剂预防针：根据智库MERICS对今年德国大选各党对中政策的比较分析，AfD是最不抗中的政党；抗中立场最明确且唯二清楚表态挺台的是”左胶”的绿党与”自由派”的自民党。加码第二剂：MERICS是欧洲最大对中政策智库，在今年3月被中国列入制裁名单。）
总而言之，若要用一个词来归纳这位联邦总理在内政方面的风格，那就应该是”去政治的政治”：
她务实且擅长妥协转弯、复制对手政策，并且既不坚持意识型态、也避免政策辩论，以这种”不对称反动员”的方式，让选民不再需要过多的政治思考，并且把民主政治的选择简化成对好人的选择——梅克尔就像个正派能干、有求必应的好妈咪，能帮所有人搞定一切，就算是票没投她的别人家小孩也有糖吃。
从正面角度来看，梅克尔的执政风格非常契合德式联邦多党民主制的运作：该体制并不适合强势领导，而需要老练的协调能力与弹性，来整合联邦与地方政府、以及多党之间的合作。此外又鉴于所谓”后事实时代”政治立场多元分化、社会共识渐趋不可能的局面，梅克尔这种带着部分保守取向、但又务实开放、不落意识型态的”去政治的政治”，或许亦不失为一种”保守主义2.0”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身为绿党大老的克雷屈曼，将梅克尔这种不带意识型态的保守主义，视为民主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他更引用鄂兰（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意义即自由”（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Freiheit）这句话来总评这位总理的执政：其务实的政治使新时代的多元民主得以维持运作，而这正是对自由的最佳保障。
然而，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克雷屈曼的评价则显得过于溢美。事实上，梅克尔风格也对德国民主带来了副作用：”不对称的反动员”本质上就像商业倾销（dumping），靠着讨好各方选民的策略，来瘫痪政党之间辩论交锋的良性竞争，也让德国选民的投票率降到历史新低点。
换言之，梅克尔的成功亦为德国政治投下了某种阴影：民主的妈咪照顾一群不必再积极参与民主的妈宝，而民主政治也从此不再敢于去挑战、去要求选民做出改变——这对于遭遇诸如疫情危机与气候危机的当下，显然不是件好事。
如果”政治的意义即自由”（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Freiheit）这句话可以用来评价梅克尔，那么它同样能改成：
“政治的意义即不要求”
（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Zumutungsfreiheit）
有鉴于此，舒尔兹在2017年对上梅克尔的选战中，便痛批后者的政治手腕是”对民主的谋杀”（ein Anschlag auf die Demokratie）——更准确来说或许应是：”对民主的安乐死”。梅克尔的务实主义很吊诡地类似其极端反面的民粹主义，都为选民简化了政治思考、从而减损了民主社会的动能。毕竟，务实主义与为掌权而掌权的市侩之间，有时也只隔一层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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