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的青少年們 未來有出路嗎？
日期： 2021-03-06
新聞主題： 教育讀書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2019年，湖南衡陽祁東曾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數眾多。此前，曾有不少媒體報道過這一案件，去年10月，隨著更多的案情披露，我們也派出記者去采訪。但在采訪中，我們發現，比起那些駭人聽聞的案件情節，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個主題：“不回家的孩子們”。
參與到案件隱秘內圈的少男少女們，前後有十余人。即使案發之後，這些孩子也不願意回家。他們大多不滿16歲，或是留守兒童，或來自單親家庭，早早輟學，游走在家庭、學校、社會的邊緣，試圖找到愛、關懷、自由和獨立，卻進入一個黑暗的深淵。
“捉女兒”
半個月來，張勝利的腦子裡始終縈繞著一件事：找到女兒。女兒14歲，離家出走有半月之久，電話不接，微信不回，與父親斷絕了一切聯系。張勝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就找女兒。他越來越著急。
2019年10月3日，張勝利下班回家後沒有休息，拖著一輛摩托車就往外走。他今年55歲，單身離異。皮膚黝黑，身材敦實，留一個板寸頭，在秋日裡穿件深色皮夾克，看起來幹練講究。15年前，他老來得女，取名張若菲。小時候的張若菲漂亮伶俐，但上初二後進入叛逆期，打架逃課，與社會青年混在一起，夜不歸宿。為了防止女兒離家，張勝利會打罵她，甚至動用過手銬和鐵鏈，但仍然無法阻止女兒執意離家的腳步。他不得不開始頻繁地找女兒。一開始是騎電動車，後來女兒越跑越遠，他的搜尋半徑擴大，又買了一輛摩托車，足跡遍布縣城的賓館、KTV與酒吧。
“貓捉老鼠”——張勝利這麼形容自己找女兒的過程。女兒跑，他就找，女兒拼命跑，他更拼命找。**他每個月都有報警記錄，有時候是找到了女兒，女兒不開門，有時是酒店不讓他上樓。**一年多來，張勝利摸索出了一套“捉女兒”的方法：詢問女兒的朋友；在酒店客房中一層層輕聲摸排，細聽哪些房間喧嘩，“如果特別吵可能就是他們（女兒和同伴們）”；用手機綁定了女兒所有的社交網絡賬號，登錄女兒的QQ，查聊天記錄——這通常是萬不得已時才用的一步，因為被迫下線的張若菲會立刻意識到父親在行動。如果這些都沒有用，張勝利還能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堅持和運氣了。他會拿著女兒的照片詢問每個酒店保潔員——2018年10月，張勝利第一次找到女兒，就是用這種方法。一位保潔見多了這樣的父母，好心告訴了他房間號，不過加上一句“千萬別說是我說的”。
中年單身父親張勝利的生活依托在摩托車上。他白天騎車工作，晚上騎車找女兒
2019年10月3號這天晚上，張勝利叫上了40多歲的外甥做“外援”，一起“捉女兒”。為了方便鎖定位置與環境，他徑直撥打女兒的視頻和語音電話，沒有回音。凌晨時，他登錄了女兒QQ號，翻閱聊天記錄，發現張若菲讓朋友帶飯時說出了自己的地址，一家位於新城區的酒店。張勝利載著外甥就往酒店趕，他讓外甥守在酒店大堂，自己上樓去找人。
但這回他仍然沒有“捉”到女兒。監控顯示，在張勝利從登錄QQ到趕來酒店的20分鍾裡，張若菲和幾位同齡人繞過大廳，從安全通道逃走了。四五位十幾歲的少男少女，身形瘦弱，行色匆匆，消失在了祁東縣凌晨街頭的夜色中。
張勝利看監控時，另一位中年男人和兩個警察也來到了酒店。張勝利認得他，是女兒念小學時的校車司機。搭上話後才知道，對方也在找自己的孫女。中年男子名叫周忠全，他的孫女叫周可怡，是一名留守兒童，在縣城一所中學念初二，幾天前被班上同學以“寫作業”的名義邀請離家，自此不見蹤影。周忠全在縣城自行找了兩天後報警，跟著警方在網吧、酒店、KTV、酒吧逐一摸排。和張勝利撞見這晚，是周忠全找孫女的第五天。確認監控錄像裡沒有自家孩子後，他與張勝利匆匆道別，繼續奔赴下一個地方。
“當時要是我把女兒找到了，可能後面的事都沒有了。”一年多後，張勝利回想起那個“捉女兒”不得的晚上，仍忍不住感慨。那次偶遇兩天後，10月6日上午9點多，周忠全跟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標間裡，找到了孫女周可怡。讓周忠全震驚又憤怒的是，周可怡和兩名成年男子睡在一起，衣衫不整，睡眼惺忪。他狠狠甩了孫女一記耳光。面對爺爺的質問，周可怡一言不發。
根據警方的事後調查，在離家的九天零八夜裡，周可怡頻繁出入KTV與酒店，與多名成年男子發生過關系，其中兩次“包夜”。她的交易對象有縣城裡的公職人員、過路的經商人士，還有當地的中學老師。做這些交易時，她對外稱自己有16?17歲，但身份證上的年齡顯示，她當時還不滿12歲。
2020年底，當本刊記者到達祁東縣時，很多當地人仍然記得一年前這起轟動全城的未成年人賣淫案。周可怡只是涉案的少女之一，還有兩名未成年人參與了夜場交易，負責陪酒。她們三人中有兩名是學生，剛上初二。而賣淫案的組織者之一，就是張勝利的女兒張若菲。她同樣沒成年，案發時只有14歲，卻嫻熟地將周可怡等三名“妹妹”帶到酒店，給她們化妝，穿上高跟鞋和成人化的服飾，去KTV做培訓，再將她們送入夜場陪酒，坐台和“出台”。
2020年8月25日，祁東縣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與周可怡發生性關系的六名成年人均被以強奸罪論處，獲刑2?15年不等。作為這起案件的“中間人”，張若菲也因強奸罪，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判決書和隨後披露的事實顯示，在認識周可怡之前幾個月，張若菲就曾帶著多位未成年少女，出入祁東當地的夜場與酒吧，陪酒接單，與成年人做身體交易。參與到這個隱秘內圈的少男少女們，前後有十余人。他們大多不滿16歲，或是留守兒童，或來自單親家庭，早早輟學，游走在家庭、學校、社會的邊緣，試圖找到愛、關懷、自由和獨立，卻進入一個黑暗的深淵。
上下縣城
祁東縣位於湖南省中部，地處山區丘陵地帶。從距離它最近的城市衡陽出發，沿322國道乘車前往祁東，仿佛是踏過一波波緩浪。公路在低矮的群山之間延綿起伏，忽高忽低，湘桂鐵路在丘陵間隱現，自西北向東南延伸。
鐵路與322國道橫穿祁東，將縣城劃成東西向的長條，老城在東，新城在西。連接新老城區的主幹道遠看平坦寬闊，但實際路面微斜，因此，當地人習慣把新老城區分別稱作“上面”和“下面”。
新城是“上面”，地勢高且平坦，馬路寬廣幹淨，連接著一棟棟現代化住宅小區、時尚酒店、酒吧餐館和一座高鐵祁東站。新城的夜晚是縣城最熱鬧的地方。晚上9?10點後，無事的年輕人像是長眠後的夜行動物，紛紛出現在街頭，吃夜宵，喝小酒，再去KTV吼叫著消磨時光。凌晨兩三點，站在新城的酒店樓下，還能聽見年輕男女們的打鬧聲。
新城是2019年未成年人賣淫案的案發地，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們，卻大都來自老城。那裡屬於祁東的“下面”，外觀比新城灰暗沉悶許多。老城地勢低窪，仍裹挾在群山之中。山不高，只有幾百米，但在基建水平落後的年代，也足以阻礙發展。城內路網窄密，巷子曲折，樓房修得高密，像是一座小型山城。建在坡上的老房大多不超過10層，年久失修，樓體斑駁，很多彼此間距不過一兩米。路人一個轉身，就消失在昏暗的夾巷間，像躍回渾濁水裡的魚，難覓蹤影。陰雨天時，老城區灰色的巷道更顯黑暗，路邊沒有分類垃圾桶，每隔幾十米的綠色無蓋塑料大垃圾桶發出腐爛的臭味。
老湘桂鐵路從祁東縣城橫穿而過。傍晚時分，常有居民沿著鐵路散步
老城代表著祁東的過去。這裡曾經是省級貧困縣，上世紀60年代，大約1.6萬祁東人響應國家號召到雲南支邊，最終落戶在緊鄰“金三角”的邊境地帶。這段縣城歷史給祁東至少有兩個影響：一是當地毒品問題突出，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禁毒標語，社區裡也設有戒毒康復站；二是勞務輸出的傳統延續至今，城裡有大批“留守兒童”。直到今天，全縣150多萬人裡，約35萬人外出務工。整個縣城目前有3萬多名留守兒童。他們常年和父母分離，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長大成人，性格中難免留下分離的悲傷和憤怒。老城居民說，前些年在火車站附近，晚上常能看見荷爾蒙旺盛的青年們拖著鋼棍與刀具行走，鋼鐵在馬路上摩擦得火星四濺，在夜空下滋滋生響。
在官方以往的脫貧宣傳中，祁東過去的主產業是黃花菜，又稱萱草，在古詩詞中象征母親。古時游子遠行，會先在北堂種萱草，希望能減輕母親對孩子的思念。有祁東的留守兒童長大後，回家辦了黃花菜加工企業，大量招聘當地留守兒童父母，提出“讓媽媽回家”的口號。一位祁東籍留守兒童長大後成了民辦教育企業家，他回鄉辦學，組建了一個留守兒童合唱團。這個被譽為中國版“放牛班的春天”的合唱團，在2020年夏天登上了湖南衛視綜藝欄目《乘風破浪的姐姐》，又於2020年11月登上了國家大劇院與中央電視台，進而是2021年的央視春晚。但在空間發展的不平衡與歷史潮流下，零星的個人努力很難改變眾多留守兒童的命運。無法回家的年輕父母們，仍然輾轉在廣東、雲南等地，將孩子們留在縣城裡，或者跟隨老人生活，或者由一位家長獨自回鄉，在老城租一個住處，看護孩子上學。
洪橋中學是老城區的一所學校，坐落在老城熙密的主幹道邊。學校所在地在過去40多年裡都叫城關鎮，是老城中心，熱鬧非凡，所以當地人仍習慣將洪橋中學稱作城關中學。1992年“上面”開建後，城關鎮於1995年改名洪橋鎮，後又撤鎮改街道。當地人說，之前洪橋中學教學質量還不錯，之後便隨著老城一起滑落。如今生源多來自老城工薪階層，以及從鄉鎮進城念書的孩子。“上下”的稱呼，本是指地勢，但也成了發展的隱喻。未成年人賣淫案裡的少年們，大多和這所“下面”的學校有關聯。
老城狹巷中的洪橋中學。學校與社會的距離如此貼近，沒有區隔。案發後，校門口多了值班的成年人，以盯防那些蹲守在外的社會青年
學校隱匿在鬧市中，街邊店鋪眾多，商業繁盛。從街口望去，只見教學樓像一堵牆一般貼著後山，若非校牌貼在正中，很難想象那裡佇立著一所中學。學校和社會的界限混沌模糊，據說以前校外的人可隨意進出學校，並無阻攔。每當放學時分，當成群學生穿著白色校服走出校門時，也總有一些社會青年們在外等候著。他們與門口數十輛貼著支付二維碼的“摩的”一道，像等待獵物一般，等著出來的學生。
師傅
初二下學期還沒讀完，張若菲就成為蹲守在校門口的社會青年中的一員。
她個頭約1.6米，一張鵝蛋臉，留黑直長發，幾束劉海下，一雙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間眼角微翹，有股英氣。在個人視頻號的置頂視頻中，她戴著墨鏡，做了長長的白指甲，扶著墨鏡的掌心裡文著“及時行樂”，看不出這是個生於2005年的少女。在2019年的未成年人賣淫案裡，她既是中間人，也是那些賣淫少女口中的“姐姐”，或者“師傅”。她們聽從她的安排，對她既恐懼又依賴。
張若菲能成為“師傅”，自有她的領導力。鄰居眼裡，張若菲口齒伶俐，見人愛打招呼，從小就是“孩子王”，一起玩耍的發小在外受欺負了，她會帶著人去討說法，教訓對方。長大後更加機靈，“頭腦很會轉”。一位“妹妹”說，有一次，她們跟幾個男孩一起玩密室大逃脫，其他人都蒙了，只有張若菲能靜下來認真分析怎麼出去，最後帶大家成功突圍。
聰明、有領導力的另一面是強勢、暴力。如果有“妹妹”不聽話，張若菲會威脅對方，甚至訴諸武力。她的初中同班同學蘇暢記得，還在讀書時，張若菲就顯得霸道好斗。只要看一個人不順眼，“比如有女生用眼睛瞥了她，或者跟她穿了一樣的衣服”，她就會叫上一幫人去教訓對方。蘇暢回憶，張若菲“很會打架”。有一次，她覺得一個女生對自己不禮貌，就把女生叫到學校附近昏暗的窄巷，一邊說狠話，一邊猛扇對方耳光，打了十幾分鍾。
因為叛逆和打架，張若菲曾在一年內轉學三次。最初從洪橋中學轉到啟航中學——與那個留守兒童合唱團同屬一所學校的不同校區，學費不菲，5000?6000元/學期。入校不久，一位同學撞了張若菲後沒有道歉，她把對方叫到廁所打出了血，還拍了視頻。父親將她轉到一所文武學校——當地專門收容問題少年的學校，教文化課的同時也教武術，奉行准軍事化管理。她在宿舍跟人起了爭執，被踢傷尾椎骨，要住院治療。這樣輾轉來回，最後還是轉回到洪橋中學。回洪橋不久後，她翻牆逃走，然而，她再也沒有以學生的身份回去過。
離開校園後的張若菲並沒有走遠。她仍然待在學校周圍，身邊還圍繞著一群男生，是她的男友和一幫“弟兄”們，大多十五六歲，染黃發，戴耳釘，外露著青龍白虎的文身。他們很多也是輟學的留守少年，來自老城或鄉鎮，幫一些在校生打架，解決糾紛，也留意學校裡那些外貌出眾的女生。
當張若菲和“兄弟團”出沒在洪橋中學附近時，一些在校學生看到後，會主動認她當“姐姐”。羞於啟齒的女孩會主動關注張若菲的短視頻賬號，尋求相認。莫小蕊就是這樣和張若菲認識的。
莫小蕊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在東莞打工。當時，兩人剛剛離婚，受此影響，莫小蕊初見張若菲時，已在輟學邊緣。2019年1月，她在學校附近一家奶茶店偶遇了張若菲，見她身邊圍著一群男孩。莫小蕊在學校裡聽過張若菲的名字，也見過她打人，覺得她“長得很漂亮，也很威風”。莫小蕊很想認識張若菲，但又不敢上前，就用短視頻平台的附近功能刷出了張若菲的賬號，戰戰兢兢地問能否認她當“姐姐”。張若菲欣然接受了，加了她微信。“我們都怕在學校被欺負，所以要攀關系，這樣才能立足。”莫小蕊說，跟著張若菲，感覺自己的場面會大一些。
跟著張若菲的日子，一天大概從中午開始。這群少男少女醒了就吃點東西，然後在老城閒逛，買批發價的廉價衣服，做美容和美甲，再喝上一杯奶茶。晚飯後，有“工作”的妹妹去KTV和酒店，其他人就在房間玩耍。凌晨1點多，一群人再聚在一起吃宵夜、聊天、看劇。對這群未成年人來說，這是“自由快樂”的生活，至少和家裡的日子相比是這樣的。
父親
張若菲家住老城的鐵路村，距洪橋中學步行約10分鍾。鐵路邊上一處兩排平房，每排十幾戶。房子是鐵路局原來的宿舍，張勝利姐夫是鐵路局職工，將房子留給了他，一住就是40多年。張家門口一個十幾米的緩坡外，就是老湘桂鐵路。火車駛過時，在家裡也能體會到腳下的震顫。
在新城的高鐵站開通前，鐵路村附近曾是老城最熱鬧的地區之一。“一到過年過節，打工的人全回來了，人山人海的。”張勝利說，歸家的打工人會在他家門口的火車站下車，再經汽車站前往更遠的鄉鎮，人流如織，市場繁華。2013年後，祁東新區開通高鐵後，老湘桂鐵路削減客運，只留貨運，張家周邊逐漸衰落。不少原來的鄰居或者去了最近的城市衡陽，或者去新城買房。經濟水平決定了生活區域，“有條件的人往上面走，沒條件的就留在下面”。
張勝利家在老城的鐵路村社區
張勝利一直留在“下面”。他生長於老城，家中四個兄弟姐妹，他是老小。一張國字臉，小眼睛，薄嘴唇常常緊抿著，說起話來語速很快，鮮有笑容。年輕時，張勝利曾是國營草席廠員工，性急耿直，朋友多，“也是混街上的”。他愛用拳頭說話，常與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現在身上也殘留著當年混街頭的生猛和義氣。鄰居羅阿姨回憶，2018年冬日一天，張若菲在老城體育廣場附近被一群社會青年圍住，對方開來了幾輛車，帶著棍棒與砍刀。羅阿姨女兒看到這一幕，通知了張勝利。張勝利立刻趕赴現場，以一個曾經“街頭青年”的余威，呵斥驅散了年輕的“混混”們。但事後，他勸羅阿姨以後少管這種事。“他怕傷到我們，其實是善良的。”羅阿姨說。
年輕時，張勝利吃過這種拿刀帶棍的苦頭。上世紀80年代一次街頭群架後，他被判入獄，耽誤數年光陰。2001年經人介紹結婚，生下女兒張若菲。此後不久，張勝利被下崗分流，夫妻感情破裂，最終在張若菲7歲那年離婚。前妻遠走江蘇，張勝利和女兒一起生活。
對這個42歲才有的女兒，張勝利有著近乎偏執的愛，盡力滿足她的需要，甚至女兒的朋友沒錢時都會想起他，給他打電話要錢。張勝利就騎車送40?50元給她們，讓她們拿去吃飯、喝奶茶、去網吧。張若菲要上中學時，按學區劃分，本是要到“上面”去念書。張勝利覺得離家太遠，舍不得。他跑到附近的洪橋中學，問校長能否接受女兒。被拒絕後，張勝利在辦公室賴著不走，躺著睡下。兩小時後，校長認輸了。
但女兒真的需要什麼？如何愛她才是對她的成長有利的？張勝利也想不清楚。他說自己不太會帶孩子，“年齡差距太大”，而且自己很忙，精力有限。下崗後，他做過零工，擺過地攤，送過快遞，早出晚歸是常態，很多時候都將女兒交給姐姐或鄰居照看。女兒一旦有什麼過錯，他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就是打罵。小時候張若菲和其他孩子嬉戲打鬧、弄得一身泥土回家，他都會打，“一天換好幾套衣服，把我弄得很煩，男的又沒女的那麼細”。
對於張若菲初中時展現出的叛逆和夜不歸宿，張勝利能想到的辦法除了轉學，最多還是打罵。女兒一旦離家不回，他會花大價錢找女兒，為了問到女兒的位置給她的朋友們發紅包。他說自己這些年光是找女兒就花了兩三萬元，最多的一次，他花了2000塊跟一個“混混”的大哥買到女兒的位置。找到女兒後，他要麼沖上去兩個耳光，要麼帶回家後關起門打，相熟的鄰居們都攔不住。為防止女兒再度離家，張勝利甚至動用過鐵鏈與手銬腳鏈，將女兒鎖在家中。
“女孩學壞是最可怕的。”張勝利說，“男孩子可以回頭，女孩子終究都是要嫁人的。”鐵路村附近曾有一個女人，上世紀80年代求愛失敗後炸了對方的房子，不僅自己入獄，而且容顏盡毀，“好難看，沒人要”，一生就算完了。張勝利怕女兒重蹈這樣的覆轍，而作為曾經的“街頭青年”，他知道城裡有多少針對女孩的危險。在鐵路沿線和女兒上學的必經之路上，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價格低廉的性服務**，主體是中年婦女，30?80元/次；案發前新城的KTV裡，則更多是年輕女孩們混跡的主場。**即使未滿18歲，也能在當地酒店開房入住，人數不限。張勝利對此很焦慮。找女兒時，他屢屢跟酒店前台吵架沖突，質問他們為何收留未成年人。
張勝利家附近的鐵路沿線如今人來人往，不時有皮條客去招攬過路人
張勝利覺得，對於女兒的變化，自己婚姻破裂肯定有責任，但女兒也是被人帶壞的。聽說女兒在外面有了“混混”男友後，他沖到對方的鄉下老家興師問罪，對方家人不買賬，說了些難聽的話。張勝利一怒之下沖到廚房，拿出兩把菜刀，遞出一把，“不服我們來互砍，砍死了誰都不負責”。聽說女兒男友可能“涉毒”，還打過女兒，他從家裡拿上鐵鏈，騎車奔向對方所在的地方，“要搞死他”，嚇得男友立馬跑路。
朋友
笨拙、暴力的“保護”，卻讓張若菲離父親越來越遠。在父親的強硬面前，她極少服軟。一位曾親眼見過張勝利打女兒的鄰居說，張勝利動起手來手腳並用，下手挺重，張若菲卻一聲不吭，“不哭也不叫”。她寧願忍受肉體的疼痛，也絕不願向父親示弱。當她在外面遇到麻煩時，她也寧可找自己的朋友解決。在這個縣城裡，還有不少像她一樣家庭破碎、孤獨憤怒的青少年，期望和同齡人抱團，獲得家庭裡缺少的愛和溫暖。
蘇暢是張若菲初中時的同班同學，兩家住得近，常一起約著上學。蘇暢來自祁東縣下面的一個鄉鎮，是家中長女，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父母早前在外打工，她和妹妹從小跟奶奶生活。蘇母回憶，小時候的蘇暢懂事聽話，奶奶買菜回家，她老遠就跑去主動接。2018年末，蘇母因要生第三胎兒子，回到祁東。但那時候，蘇暢已經不怎麼願意和她說話了，後來也開始徹夜不歸。她記得蘇暢問過她：“你不是說不生了嗎，為什麼還生？”
蘇母今年36歲，說話輕言細語，透著無奈和懊喪，蘇暢已經幾個月不接她電話了。為了孩子上學，他們租住在洪橋中學附近的一棟老樓裡，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租金5000元/年。周末一個下午，房間裡昏暗無光，陳列著老舊的家具。蘇暢妹妹在一盞昏黃的日光燈下寫著作業。兒童玩具、小推車散落在客廳角落。
為了不讓女兒學壞，蘇母回鄉後，試著去找過女兒，還曾每日往返學校接送。但小兒子出生前後，她要頻繁往返醫院，再無力兼顧，家裡經濟也變得拮據。並且偌大縣城，對來自鄉鎮、之前常年在沿海務工的她來說還很陌生。初三時蘇暢決定輟學，加入了張若菲的“姐妹團”。蘇母也沒有辦法，曾經有一次她試著把蘇暢鎖在家裡，但沉默的女兒罕見地以跳樓相逼，最終只能放她出去，“管不了了”。
劉茉芷是後來加入的。她說自己小時候跟在上海打工的父母生活，10歲那年回鄉和爺爺奶奶一起住。她還有一個親哥哥，兄妹倆感情淡漠，很少交流。家裡重男輕女，奶奶對她很不好，不讓她見外婆，還會扔掉媽媽寄回的東西，她跟奶奶吵架，天天哭鬧。媽媽知道後從上海趕回，落腳在老城賣鞋，但也沒能挽救她之後的輟學。
還有胡雅倩，與張若菲同級。她來自一個單親家庭，家中三個女孩，都由母親一人拉扯。母親在美容院上班，時常晚歸。張勝利說，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胡雅倩非常不願回家，甚至過年過節也是。2019年春節，恰逢張若菲母親回鄉，張若菲就帶著胡雅倩悄悄跑到在農村的外公家過年。待張勝利找來，胡雅倩仍不願離去，在父女倆身後小心翼翼地跟著。他們回家沒多久，胡雅倩就又來找張若菲了。
一開始，張勝利對這些女孩並沒有反感。和妻子離婚後，他一個人上班早出晚歸，加上年輕時混社會的習氣，自己也很愛玩。他的微信名是“老頑童”，喜歡旅游、打牌和唱KTV，應酬頗多。每隔幾月，他就會報老年團，跟著一群人出門，甚至今年也不例外。“疫情期間團費更便宜，幾百塊錢一個人，包機票，還能玩六七天。”張勝利說。他去過廣州、上海、桂林、九寨溝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朋友圈裡分享的大多是旅游照片和攝影技巧的文章。
2014年後，張勝利自學了樂器，加入了一只殯葬服務隊，負責吹大號，一天200元，有時要下到鄉鎮，更加早出晚歸。對這些常常出入自己家中甚至留宿的女孩，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是覺得自己年齡大了，跟女兒不好溝通，同學能來多陪陪她也好”。他記得有一次，自己深夜回家，弄出了聲響。女孩們悄悄躲進廁所。待張勝利發現時，三位女孩都在廁所睡著了，地上鋪著簡易的墊子。張勝利看到後很是心酸，叫醒了她們，讓她們回臥室繼續睡。
但唯獨對胡雅倩，張勝利保有高度警惕。幾個初中時常和張若菲來往的女孩中，胡雅倩輟學最早，去縣城酒吧做陪酒，跟社會青年有交往。張勝利看到她來家裡就會吊臉子，甚至動手轟她走，但“怎麼罵都罵不走”。張勝利說，胡雅倩照樣和女兒來往，並在2019年春節後，將女兒帶入了祁東的夜場，掙陪酒費。
在祁東，上檔次的酒店與KTV都在“上面”。新建成的中高端酒店，一般都會在客房大樓中嵌上餐館、KTV或酒吧。胡雅倩將張若菲和另外一個朋友帶到了建漢大酒店的一家酒吧中。案發後，這裡被關停整改。殘存的微信公眾號信息顯示著，之前的酒吧燈紅酒綠，常有成人艷舞等主題派對。
胡雅倩將她們介紹給了一個中間人，一個不滿20歲的女性。中間人給她們做了培訓和化妝，強調要誇大年齡。當晚，成人化打扮的三個女孩都被“客人”選中，陪酒一次5?6小時，每人酬勞500元，中間人抽成後到手420元。對14歲的她們來說，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被父親“捉回家”關起來時，張若菲會想盡辦法向這些朋友求救。臥室的那間洗手間，有一堵高近兩米的圍牆，上方有個半平方米左右的縫隙。張若菲會將鑰匙從縫隙中扔出去，讓其他女孩從外面打開家門。羅阿姨看到，有一次，張若菲戴著腳鏈與手銬，在朋友的接應下逃出家門。鐵鏈絆住她的手腳，她一路蹦蹦跳跳，“像個小兔子一樣”。
那是初二下學期伊始，張若菲就此再也沒回過學校。張勝利給女兒辦的是休學，他心裡還企望著自己能通過鍥而不舍的尋找，將女兒從夜場“捉”回正軌。但想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將女兒送走，送到前妻打工的地方，“把她和這些‘壞朋友’隔離開”。
母親
2019年6月初，張勝利帶著女兒去了長三角。前妻在江蘇打工，已經再婚，幫一個富裕家庭帶孩子。父女倆先去上海等地游玩，再到江蘇。那時的張若菲是開心的，她在短視頻平台上連續記錄下了這段旅途：在揚州，她在瘦西湖堤壩上打一頂遮陽傘，戴著墨鏡，挎紅色小皮包，踩一雙高跟鞋，穿直筒高腰長褲與寬松吊帶背心，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在一個草坪上，她親吻著母親的臉，兩人一起自拍。“有一個人從始至終愛了我14年。”張若菲寫道。
母親楊麗榮不到40歲，皮膚白淨，妝容淡雅，有著跟女兒一樣稀疏的劉海和大眼睛，說話帶著較重的湖南口音。她來自鄉鎮，比張勝利足足小了17歲，兩人年齡差異懸殊，楊父還是當地一名村幹部。關於兩人的結合，鄰居的說法是，張勝利當時是縣城裡“有單位的人”，“鄉鎮的女孩子都喜歡往縣城裡靠”。
這段城鄉之間的聯姻並不幸福。女兒出生後沒多久，兩人婚姻有了裂縫。那時候，張勝利被下崗分流，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但張勝利花錢大手大腳，楊麗榮則精打細算。她也是個急性子，有著湖南女人潑辣的一面。兩人為此吵架，也打架。“兩個人對打，互相打，我們勸都勸不住。”羅阿姨說。幾次大吵後，楊麗榮負氣出走，去外地打工掙錢，只留張勝利一人照顧女兒。
離婚後，楊麗榮去了上海、江蘇等地打工，最初很少跟女兒有直接聯系，因為張勝利心存芥蒂，不想讓女兒通過他聯系母親。不到10歲的張若菲每次想媽媽了，就跑到羅阿姨等鄰居家哭，鄰居給楊麗榮打電話。母女就這樣，通過鄰居的電話，隔著千裡流眼淚。
張若菲小學快畢業那年，張勝利給她買了一個手機，母女倆有了更多直接聯系。有很多次，女兒在家挨了打，都會哭著給母親打電話，說父親很過分，性格不穩定，有時候她自己感覺沒犯錯，也會莫名其妙挨打挨罵，自己情願坐牢，也不想待在家裡了。
“媽媽，你把我接走好不好？”張若菲在電話裡問母親。回憶起這個瞬間，楊麗榮泣不成聲，自責是自己當時的拒絕，間接導致了女兒誤入歧途，“我沒想過現在的孩子思想會那麼那個（早熟）”。重組家庭的她未再生育，平日裡主要工作是育兒保姆，常年吃住在雇主家中，帶孩子，做家務，通話時她這端時常伴有嬰兒啼哭。她曾仔細考慮過把女兒接來，但想到自己寄人籬下的處境，還有大城市在教育上嚴苛的戶籍政策，她知難而退。
即便只是通過電話，楊麗榮也能感覺到女兒在漸漸變化。有一次，小學班主任打來電話告狀，說張若菲在校偷拿別人東西，楊麗榮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電話裡苦口婆心勸說張若菲“小偷小摸是不好的”；輟學後，張若菲不時會在微信上問她要錢，一次20?30元。
為了挽回女兒的輟學，整個2019年，楊麗榮多次回過祁東，“幾乎沒有好好工作”。她在江蘇和長沙找過心理咨詢師，准備帶女兒去做心理咨詢，但因張勝利反對被擱置下來。咨詢師告訴楊麗榮，童年創傷不是短期形成的，需要長久陪伴和療愈。一次回到祁東後，她對女兒說：“這麼多年是我虧欠你了，我現在願意放棄工作，回來陪你。只要你願意回頭，我都陪著你。”女兒聽後，點了點頭，說自己會改變。
不過這已經為時已晚。楊麗榮在祁東時，每晚女兒都說會按時回家，但楊麗榮一次又一次苦等，從晚上10點等到12點，再到凌晨2點，女兒始終不見蹤影。“一次又一次地騙我。可能就是上一分鍾說好，下一分鍾就騙我。”楊麗榮說，2019年春節期間，女兒又要離家，她抓住女兒的手阻止，但女兒反手一甩，把她甩倒在地上。
她記憶中母女倆為數不多的真誠談話，正是2019年6月那一次張勝利把女兒送來江蘇。母女倆在一起待了一周多，每天有難得的長時間交流。女兒又對她說，自己不想回家，“總是挨打”，想在江蘇和她一起生活。楊麗榮沒有拒絕，但她也有顧慮，居無定所和捆綁在戶口之上的教育問題，都是她要考量的現實。
幾天後，當女兒提出想回祁東時，楊麗榮也答應了下來。“她說想回家待幾天，要跟朋友們一起過14歲生日。”楊麗榮為此請了假，專程陪女兒回到祁東。那幾天裡，女兒還是像往常一樣，晚歸甚至不歸。在楊麗榮約定離開祁東回江蘇的前夜，女兒失聯了，電話關機，任憑楊麗榮和張勝利滿大街尋找，都不見蹤影。
幾天後，楊麗榮一個人登上了回江蘇的火車。
成人禮
對於自己14歲的生日，張若菲非常重視，甚至超過了和母親的重聚。她特意為了這天從江蘇趕回祁東。生日那一晚，她叫上十幾位少男少女，在老城的唐府酒樓裡擺了兩桌酒席，閨密、男友和“妹妹”們悉數出席。這次聚會花了1000多元，氣氛熱烈，用的是張勝利在酒樓裡充值的會員余額，但她婉拒了父親出席，“你來了我們就不好玩了”。
酒樓大宴之後，張若菲帶著朋友們去了D.ONE酒吧，一處祁東年輕人的潮流聚集地。這家與北京三裡屯知名夜場同名的酒吧，修建在新城一處山坡上，緊鄰碧桂園開發中的新樓盤。夜幕下的酒吧燈光曖昧，伴著蹦迪的喧嘩聲，張若菲吃了生日蛋糕，14根蠟燭照亮了她的大眼睛和精修的長指甲。照片發在短視頻平台上，湧入121條評論，全是年輕人的生日祝福。
那晚酒吧的消費人均近百元，張勝利並不知情。這是張若菲自己出錢送給自己的成人禮。“你可以憑自己吃好喝好穿好的”，在一則短視頻下，張若菲敲下這段文字，沒有標點。
14歲的張若菲決定要靠自己生活。她既不想再跟著母親回到江蘇，也不想留在祁東被父親“追捕”，她下定決心要離開祁東，去外地陪酒掙錢。很難說，這是出於偶然，還是她懂得這一年齡界限的意義。超過14歲，就具備了表達性同意的權利，低於這一年齡，即使自願發生關系，對方也會被算作強奸。**所以酒場與顧客們，表面上並不歡迎14歲以下的女孩。**
生日會結束後不久，張若菲叫上了蘇暢和劉茉芷，找到在建漢酒吧做陪酒時的中間人，讓她介紹三人去外地陪酒掙錢。“剛開始都是覺得很好玩。”蘇暢說。中間人帶著三人去了衡陽，來到一條昏暗深巷內的小樓。小樓掛著彩燈，二樓是一間小隔間，只有簡易的上下鋪，負責人是一個30多歲的老板娘。
那一晚，陪酒結束後，老板娘提出要求，說幾位中年男人看上了女孩們，一次800元。一陣沉默之後，張若菲和劉茉芷隨老板娘下樓，回來後良久不言。“什麼都沒說。”蘇暢回憶。作為好友她心照不宣，也不敢多問。
這是張若菲第一次“出台”。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更深的滑落就無可避免。與陪酒相比，“出台”報酬更豐厚，單次時間也更短。從經濟回報角度看，她認為這是她用身體換自由生活的更優選擇。衡陽之行後不久，張若菲又去找到中間人，謀劃著再次出逃外地。這一次，她打算跑得更遠。
那是2019年初夏，暑期將至。精力旺盛卻又沒有家庭和學校約束的少男少女們，在南方濕熱的天氣中蠢蠢欲動。張若菲帶上幾位姐妹，還有男友及其小弟們，一行數人，從祁東出發，前往衡陽、湘潭、長沙寧鄉等地，開啟青春的“自由旅程”。一路上，女孩們做陪酒掙錢，男孩們保駕護航，負責開車與打架，對接當地的“地頭蛇”介紹客源。
在短視頻平台上，張若菲記錄下了那幾天的旅程。沒有父輩的時空裡，少年們看起來開心自在。在都市裡一條沒有路燈的馬路上，張若菲穿一條粉色裙子，坐在轎車車頂，露出長腿，下面坐著一個花臂文身的男司機。街頭空無一人，她仰起臉頰，似乎在感受這公路之旅的自由氣息。
劉茉芷拿出手機，給張若菲拍了一張照。張若菲把面部打上星星狀的馬賽克，寫道：“你現在的努力、辛苦、壓力、承受的一切，都是為了攢夠能力和本錢，去做自己更喜歡的事情，去為自己爭取選擇的權利。”
但這趟“出逃”，真實的日子並沒有照片上那樣肆意浪漫。在異地他鄉，這些孩子們並沒有什麼話語權，一舉一動都要聽“地頭蛇”的安排。想要得到賺錢的機會，他們得交出自己的所有資源，包括身體。在湘潭，劉茉芷被要求與當地一個成年混混頭目發生了關系，此後就再不願出台接單。她回憶，到後來，當所有人都不願意再出台時，張若菲就只能自己去了。她會讓姐妹們在賓館樓下等，“就說自己要上去一下”。下來後，大家心照不宣。張若菲不說，她們同樣不問。
當這群少年一路狼狽前行時，張勝利也在後面緊追著——同行的女孩中，有一位來自單親家庭的小個子姑娘，身高不到1.5米，即使濃妝艷抹也難掩稚氣。夜店裡的客人們都覺得她年齡小，不太敢選。這位女孩幾次暗中聯系張勝利，透露行程，讓他快點來找。“她是不想在那裡待了。”張勝利說。
跟隨小個子女孩提供的行程信息，張勝利一路追趕著，在湖南的版圖上畫了一個小圈，最終在長沙寧鄉“捉”到了他們。少男少女們剛落下腳，還沒開始陪酒營生，就被趕來的張勝利抓個正著。當張勝利帶著警方找到房間時，警方從衣櫃裡搜出多把管制刀具，大刀焊著鋼管——走在馬路上能拖出火星。張勝利有些吃驚，“我們那時候打架可都是用拳頭的”。
警方在房間搜尋一番後，發現床底還趴著一個男孩，一動不動，問他話也不答應，好像失去意識一樣。床沿極低，不知他是如何鑽進去的。警察怕床底空間太小，他呼吸困難真的死掉，就把床墊掀了起來。雖然失去遮擋暴露在外，男孩仍然堅持趴著不動，繼續裝死。
這一幕讓張勝利哭笑不得。當天晚上，他花了1000多元包了一輛車，帶著少年們連夜回了祁東。
老板
被父親再次“捉”回祁東後，張若菲決定自己做“老板”。就留在祁東，創業！
或許是父親的緊追讓她放棄逃離，也或許是從外面的世界中學會了什麼，從長沙回來後，她不再出逃，也不再親自陪酒和出台，而是拉攏一幫“妹妹”，做本地人的生意。她當老板，管理“妹妹”，對接客源。
祁東縣城裡，小吃攤和奶茶店是少年們最主要的社交場所。圖為一名女孩在攤位前刷著短視頻
張若菲又叫上了劉茉芷，後者想了想說：“那我們就一起去做生意吧！”她的另一位“合伙人”是通過短視頻認識的鄉鎮女孩，張若菲讓她多拉攏一些“妹妹”。在張若菲的生意鏈條上，早期的很多“妹妹”都來自鄉鎮。與縣城姑娘相比，初到陌生地界的鄉鎮女孩們缺乏社會關系，更渴望圈層保護，更需要錢，也更好控制。她找到5?6名有意向加入她“生意”的“妹妹”，她的男朋友則組織起一幫男孩子，幫著找客和拉客。
那時已是2019年盛夏，酷暑難耐，張若菲帶著少男少女們駐扎在新城區的一家酒店裡，開兩間房，吹空調，打牌玩樂。有客人來了，就再開一間。為了躲避父親的追尋，每隔幾天，她就會換酒店。由於開了幾間房，這時的張勝利即使找到女兒，也並不知道她真正在做些什麼。
“顧客們”多來自“上面”。在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萬元/年的祁東縣內，能為此買單的，一般都是有穩定收入的中年人，包括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學校的老師、做著買賣的生意人。59歲的祁東某中學老師周某元是其中讓人有些意想不到的客人。這個在旁人眼裡老實巴交的化學老師，還有一年就將退休。據報道，他說由於自己是做老師的，“看著學生妹子年輕些，舒服些”。周某元行事謹慎，從不用可被追溯的手機支付，經常背一個挎包，裡面裝著付款的現金。
祁東某銀行的員工王山和這批少年來往最密切。他50多歲，喜歡開一輛墨綠色的豐田轎車，還與張勝利有一個共同的熟人。2019年7月，張若菲的“生意”剛起步時，一位中間人在KTV給她引薦了王山，兩人當場互加微信。王山讓張若菲“幫忙找一些‘崽崽妹子’”，這在當地通常是指18歲以下的未婚少女。案發後，王山因與多位女孩發生關系，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刑期最長。
王山的妻子惠文，至今不願相信丈夫會犯罪。惠文年近40歲，也在當地銀行工作。和本刊記者見面那天，她穿著卡其色風衣，面容姣好，身邊縈繞著溫暖的香水味。15歲那年，來自鄉鎮的她經人介紹，與王山結婚，如今已有23年，夫妻倆有個22歲的兒子。在惠文的描述中，王山身體不好，患有糖尿病，夫妻倆生活規律寡淡，分房睡已有六七年之久。“我們只有一個孩子，汶川地震的時候，他還提議去領養個孤兒。”惠文說，丈夫沒什麼不良嗜好，每天正常上下班，即使是周末偶爾去茶樓，晚上10點前也一定回家。如果非要說點丈夫的過失，就是曾經好賭。幾年前，惠文被派去鄉鎮網點輪崗時，王山一人在縣城，背著她在外打牌，輸了200多萬元，眼見窟窿太大，不得已才坦白，一家人由此開始了漫長的還債。王山認識張若菲時，家中仍然欠著很大外債，車也是貸款買的，“條件很不好了”。
女孩們印象中的王山，卻是一個出手闊綽的“老板”，對女孩們小恩小惠不斷，經常發100?200元的紅包。他常來女孩們的房間玩，一副“老頑童”的樣子，跟她們一起打牌說笑。他對女孩們強調，“人的口袋裡一定要有錢，沒錢就會怎麼樣”，“如果沒錢，可以找他借”。
王山是張若菲的第一批客人，張若菲提供給他的第一個“獵物”，是剛從鄉鎮到祁東的女孩姜晴——她想在縣城賺點路費，再去深圳打工。剛來縣城，姜晴就被帶到酒店，張若菲告訴她，“客人”已經開好房間等她了。姜晴當場嚇哭了，情緒激烈地表示拒絕。張若菲先是勸說：“我們用了他很多錢，一直拿錢也不好，要有人去服務他。”見她仍然抗拒，張若菲逐漸凶了起來。她告誡姜晴，如果不去就要挨打，曾有女孩拒絕接單，後來她見一次就打一次。最後，在張若菲的拉扯下，姜晴被推入了王山的房間。
如今，姜晴在祁東上了中專。和記者見面時，她穿著一身潔白的校服，彌漫出一股爽身粉的潮濕味。回憶起那一晚，她眼神躲閃飄忽，雙手一直插在衣兜裡。
“事到臨頭都會害怕，這是沒有辦法的。”把姜晴帶入圈子的那位“妹妹”說，這門生意，最難在開始。即使事先應允，臨場也難免會抗拒，通常要在外力的助推甚至脅迫下促成第一次。論年齡，張若菲比很多“妹妹”還要小一點。但在很多方面，她就像一個成人，懂得恩威並施。對於那些臨場猶豫的“妹妹”，她知道引誘的技巧，也懂得威脅的手段。為了控制新入場的“妹妹”，她會從“兄弟團”中挑選出男孩撮合給對方，既表示圈子的接納，又是一種監視和牽制。她還會用暴力的方式給新人們一個下馬威，曾經當著三個新“妹妹”的面，狠狠教訓一個說過她壞話的女生——連打數個耳光，抓住女孩頭發往地上撞，嚇得旁邊的三位“妹妹”一句話也不敢說。莫小蕊是當時在場的三位“妹妹”之一，她明白這場架其實是打給她們看的，“她想要我們聽話”。
男友
雖然充斥著威脅、欺騙、引誘和暴力，但張若菲的首次“創業”是成功的。單子源源不斷，她習慣用微信收款，因為不是商戶卻頻繁地涉及金錢交易，導致她的微信一度被限制收款。
她是一個勤奮的“管理者”，對找上門來的客人幾乎從不拒絕。“最過分的時候，她一天要派我們好幾次。”劉茉芷說，有一位妹妹被要求“瘋狂接單”，一晚上要出去好幾次，幾乎沒法休息。如果有人表示拒絕，張若菲就會撂下狠話。她奪過一些妹妹的手機，存下她們父母的電話，威脅說不接單，就會告訴她們家人。
生意興隆的張若菲買了好幾只單價數千元的金手鐲，對姐妹們誇贊自己手上有很多錢，還拍下照片與視頻，彰顯她提前成年的優渥生活。短視頻中，她面前的桌上擺著龍蝦與香鍋，露出首飾、紅指甲與疊成愛心狀的酒水吸管。除了自己享受外，她花銷的大頭兒是那些時刻陪在身邊的男孩們。他們抽煙、喝酒、玩管制刀具，甚至沾染毒品，“養”他們的人通常是自己的夜場女友。
張若菲原來的男友叫陳晨，比張若菲大一歲，來自鄉鎮，也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早年在廣東務工，陳晨念完初一就輟學，跟著縣城裡一個20多歲的“混混”頭目，成為一名染黃發、戴耳釘、穿漏洞牛仔褲的“社會青年”。為了挽回兒子，父親從廣東回了家，搞家禽養殖，但陳晨整日在縣城和“弟兄們”一起，和家庭的情感紐帶已經斷開，父親無能為力。
女友張若菲“創業”後，陳晨帶著兄弟們為她撐腰，聯系客源，打點夜場中的麻煩。這種饋贈，當然自有價格。與張若菲在一起時，男孩們從不掏錢，吃住都由她買單。張若菲則心甘情願付出，男友一方面是她的“創業伙伴”，另一方面也寄托著她對愛情的憧憬。她跟閨密聊天的話題，總是離不開男友，在短視頻中常分享關於愛情的“金句”，“最好的感情，莫過於我鬧情緒，你遷就我”“希望你了解真正的我之後好好愛我”。
陳晨對張若菲卻並不好。與張若菲戀愛的第二年，他屢次出軌劈腿。兩人吵架，也打架，張若菲身上不時青一塊紫一塊。那段時間裡，女孩們親眼看見，在一家酒店的雙人間裡，陳晨把張若菲按在床上，掐著她猛扇耳光，據說原因是張若菲當時懷孕了。還有一次吵架後，陳晨跑到另一個房間去翻她皮包，一位“妹妹”看到後趕緊去叫張若菲。張若菲趕來時，陳晨扔下皮包就跑，“說是要去衡陽‘吃麻古’”。麻古是冰毒的一種，呈顆粒狀，吸食麻古是當地一些縣城“混混”的癖好。一顆麻古售價最低幾十元，吸食者一天開支可達數百元。
在陳晨與張若菲吵鬧時，“兄弟團”的其他幾位成員常常站在一旁，默不作聲。多次出軌後，陳晨與張若菲分手了。他離開後，“兄弟團”中的另一位成員站出來追求張若菲，成了她名義上的新男友。
“新男友”叫李志偉，也來自老城一個單親家庭。父母離婚後，他歸媽媽撫養。媽媽在外地做小生意，還重組了家庭，又生了一個孩子。李志偉從小跟外婆長大，上初中後開始叛逆，混跡網吧打游戲。初三時輟學，李母很悔恨，是她忙於生意，失了管教，“走到這一步，是我們家長的責任”。此時的反省似乎已經改變不了什麼，李志偉每周只跟母親打1?2分鍾的視頻電話，大部分時間他和張若菲以及“兄弟團”在一起。他渴望一份親密關系，對待張若菲有求必應，從不打罵，更不花她的錢。這份真心，在其他女孩眼裡甚至到了卑微的地步。而張若菲倒是心不在焉。似乎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在與李志偉戀愛時，她還與另一位男生曖昧著。李志偉也知道另一個男生的存在，但他並沒有表示出在意，仍然扮演著一個忠實的“備胎”，留在張若菲身邊。案發後，因為參與張若菲的“生意”，幫忙拉客，李志偉被判刑2年。
危機
如果撇開情感上的敗局，“創業”初始，是張若菲“創業”比較順利的階段。“妹妹們”接單一次收500?600元，包夜1000元，錢都直接付給張若菲。她告訴“妹妹們”，這些錢由她代為“保管”，要花錢跟她申請，說明用來幹什麼、要多少。雖然參與她生意的“妹妹”都是未成年人，但少年的世界也會看利益。無節制的接單，又不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很快讓團體內出現裂痕。“妹妹們”開始意識到師傅的可怕，“好的時候特別好，壞的時候特別壞”。
雖然以“合伙人”的身份入場，但劉茉芷也在張若菲的生意鏈條上，也會被派去接活兒。一開始劉茉芷也是抗拒，張若菲就對她撒嬌，抱著她說，“就當幫幫我”“很快的你放心”。如果劉茉芷還不同意，張若菲就上演一場真假難辨的“苦情戲”，生氣傷心，流著眼淚，“這樣下去大家都會沒錢用的”“沒錢我就只能回家，挨我爸的打”。最後，她將劉茉芷叫到一個房間，說自己要出去一下，讓她在房間裡等。劉茉芷想跟著一起走，張若菲把她推回了房內，鎖上房門。不一會兒，王山推門而入。
很快，劉茉芷和一位來自鄉鎮的“妹妹”選擇離開。一天傍晚，她們倆謊稱出去一趟，就離開酒店再也沒有回來。張若菲給她們打了很多電話，都沒有接通，像是兩只斷了線的風箏。之後陸續有“妹妹”出走。“這是背叛。”張若菲對留在身邊的人說。而這會兒她顧不上憤怒，也沒時間去尋找並懲治出走的“叛徒”，“妹妹們”接連出走，她的生意出現人力危機，收入也減少了，但開銷卻沒有少。住在“上面”的酒店，一晚要200多元，帶姐妹們化一次妝至少25塊錢，做一次指甲100?200元，一套衣服也要100多元。如此算來，平均每日開銷上千，她有了壓力與危機感。
蘇暢注意到，張若菲新買的黃金首飾很快就不見了，他們開始在新老城區切換住處。有錢時就住“上面”，錢要花光了，就住“下面”。實在沒錢時，張若菲會問“老顧客”要。王山常給點現金，發些紅包。從二人認識到案發，他一共給張若菲發了近20次紅包。這樣的恩惠，當然是要回報的。
2019年7月下旬起，張若菲開始給閨密“燒腦殼”，勸她們跟王山發生關系，同樣是以一種苦情的方式。蘇暢經不住她軟磨硬泡，勉強答應下來，但與王山發生關系讓她感到惡心和不適。“當時是想賺點錢，去買幾件衣服。”蘇暢說，她只接了這一次單。胡雅倩的次數更多。她生於2005年9月，與王山發生關系時尚不到14歲。姐妹們賺的錢，張若菲不再完全據為己有。蘇暢拿到了全部的錢，胡雅倩接單一次到手能有300元，張若菲抽走一半。胡雅倩並不滿意，為此與張若菲吵了很多次架。一次激烈爭吵後，胡雅倩離開了，再沒有回來。現在回憶起當時的交易，她還是對張若菲的做法耿耿於懷，“她（張若菲）做得好過分，我又不是她的‘妹妹’”。
新妹妹
“妹妹們”越來越難找，“合伙人”、好朋友也一個一個離開，張若菲的“創業”陷入困境。要把生意做下去，繼續自己“獨立自由”的生活，能找到可以為自己所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她想起了莫小蕊——那個一年前在奶茶店主動關注她短視頻賬號，問能否做她“妹妹”的洪橋中學學妹。
莫小蕊並不屬於張若菲的“核心團隊”。2019年1月初通過短視頻賬號主動認了“姐姐”後，她直到4月才第二次見張若菲。那時張若菲已在陪酒，安排她在酒吧門口觀望，以防父親來捉。莫小蕊等到很晚，都不見張若菲出來，就默默離去了。她徘徊在小團體邊緣，原本不太受張若菲重視。張若菲的14歲生日會並沒有邀請她，她也本能地想和張若菲保持一點距離，陪酒讓她恐懼，“我膽子小，不太敢見她”。然而，當“創業團隊”逐漸離去時，張若菲又想到了這位只有兩面之緣的“妹妹”。2019年7月的一天，她在酒店裡給莫小蕊發消息，說自己發燒了，“徒弟徒弟，你能不能來看看我？”
莫小蕊就這樣進入了張若菲的“生意”——9月，張若菲讓她負責去找願意陪酒的女孩。那時正值洪橋中學開學季，剛剛輟學的莫小蕊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找自己還在校的同學。她重回學校，跟一些同學互道近況，聊自己退學後的“自由生活”。同班同學周可怡看見了她，很驚喜好奇，對她說：“我也不想讀書了。”莫小蕊承諾，能帶她混社會、認師傅，問她是否願意陪酒。“我把要做的所有事情都跟她說了，她沒有很抗拒。”莫小蕊回憶，兩人約好，等國慶節放假，一起去找張若菲。
周末時分，祁東縣城裡的學生們在奶茶店裡一起寫作業
周可怡家住老城區鼎山的腳下，背靠鼎山公園。在山坡下一處巷子的深處，周家蓋起了一棟四層樓房。樓房外表整潔，內部寬敞，單層面積有近100平方米，大廳卻空空蕩蕩，緊閉的門簾後陰暗冷清。人輕聲低語，也能聽見回音。一個男孩在樓梯上下嬉戲，見人就撲騰。問他多大了，他一臉茫然。
周可怡是家中長女，有兩個妹妹，嬉戲的男孩是她弟弟，患有腦癱，四個孫輩都由爺爺奶奶拉扯長大。在周可怡對同學的描述中，她跟家人關系不好，父母經常為了瑣事吵架，他們從廣東打電話回來，她都不願意去接。
周可怡身高近1.6米，80多斤，身形瘦弱，留一頭中短梨花頭。同學眼裡的她莽撞膽大，口無遮攔，“什麼事都能拿出來說”。她曾說自己小學六年級就談了戀愛，還和對方發生過關系。雖然不知道她說的真假，但好些同學不太願意跟周可怡玩。她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同級不同班的女孩，租住在她家空蕩蕩的樓房，後來也一起加入了張若菲的“生意”。
招攬到莫小蕊、周可怡等三位女孩，像是張若菲的“二次創業”。經過上次的團隊成員出走危機後，她開辟了“新業務”，也改變了一點管理方法。2019年9月30日，國慶假期前夜，少男少女們繼續在酒店開兩間房度過，張若菲的新男友李志偉帶了他的弟弟小梁過來了，15歲的小梁當晚對周可怡表白。在旁人看來，小梁的出現，是張若菲有意的安排，她怕周可怡跑掉，就刻意找來了一個新男友牽住她。突來的男友，也讓周可怡快速融入了張若菲的圈子。
2019年10月1日晚，張若菲帶著“妹妹”們來到金樽KTV，這家KTV位於“上面”的維也納酒店，外表裝修華貴，樓下盡是夜宵店，零點後也生意興旺。金樽KTV由一對30多歲的夫婦負責。男的叫“蛤蟆”，女的叫陳姐，女孩們不知道他們的真名。兩人售賣酒水，也管理30多位陪酒小姐，從中抽成。初次見面，陳姐定下規矩，必須化妝穿高跟鞋，必須穿長度在膝蓋以上的裙子，必須說自己已滿16歲。周可怡還要將梨花頭扎起，這樣看上去不會太小。陪酒的女孩，要陪客人喝酒、唱歌、搖色子、忍受“鹹豬手”。酒精刺激下，一些客人也會提出讓女孩“出台”，一般是價格不菲的“包夜”，一次超過1000元。
看起來，張若菲的“生意”又“重上軌道”——有了新的“員工”，也有了中間人和新的訂單，不過和地下行業的傳統規則比起來，“新員工”的年齡有些問題。帶周可怡去見張若菲前，莫小蕊問過周可怡年齡，周可怡說自己已滿15歲了，身份證上，她出生於2007年12月。但在祁東，新生兒晚登戶口很常見，老城的一些社區，都貼著紅底黃字的戶口登記標語。實際上，醫院出生記錄顯示，周可怡的真實出生日期是2006年1月。無論是哪種記錄，她都沒滿14歲，而且是在校學生。
九天零八夜
2019年9月28日晚上，莫小蕊來到周可怡家裡，以約她去自己家寫作業為名，將周可怡帶離家中，開始了那個瘋狂而黑暗的“國慶假期”。
在這個假期裡，周可怡每天都要陪酒。很多夜晚，她都在半醉半醒間被其他女孩陪著，送到客人的房間。2019年10月2日凌晨1時，她陪酒喝醉了，幾乎不能行走，張若菲也給她派了單，並且要求必須去，“做不成也要做”。周可怡被其他兩名女孩攙扶著走進新城一家連鎖酒店，酒店監控拍下了她搖搖晃晃、站立不穩的樣子。
這晚的客人是32歲的鄒銘，祁東縣人力資源就業服務中心一名員工。旁人眼裡，鄒銘有一個圓滿幸福的家庭。“他給我說，覺得自己非常幸福滿足。”鄒銘的妻子曲慧說。她與鄒銘都是“留守兒童”長大，兩人青梅竹馬，16歲談戀愛，10年後結婚，有一對6歲的雙胞胎兒子。外人眼裡，這是一對恩愛夫婦，有一個美滿的家。那個假期，曲慧決定去廣東看望父母，二老多年前外出務工後不願回祁東，就在廣東安了家。本來鄒銘要一起去，但他說身體有點不舒服，要到醫院開藥，就說晚一天再去，曲慧帶著兩個兒子先出發了。
送走妻兒後，鄒銘叫了幾個朋友，約在金樽KTV樓下吃燒烤夜宵。來的都是30?40歲的男性。在一個小縣城裡，這算是接近中年的年紀，大多有了家庭，也有了穩定的工作，平時的生活按部就班，長假給了他們一個輕松甚至放縱的理由，荷爾蒙飄浮在遍布縣城的小吃攤與夜店間。假期的夜裡，臨近零點還有不少人清醒著，流連在祁東縣城的夜幕下。時至深夜，酒局上的男人們就起哄“要不要找個女孩玩玩”，鄒銘沒有拒絕。很快，男人們叫來了一個“小弟”，後者在手機上一陣敲擊，經過至少三個中間人，最後找到了李志偉，張若菲的“備胎”男友。
這是鄒銘第一次“找姑娘”。他很警覺，還有些擔心害怕。作為一個成年人，他多少知道這種交易背後的危險和不可控。選中周可怡前，幾位中間人曾發來一名其他女孩的照片，鄒銘覺得太小，拒絕了。周可怡到了後，他又怕這是“仙人跳”，在對方洗澡時用手機拍了照。與周可怡的交易結束兩天後，他在開車的路上越想越不對，問友人說，女孩看起來年齡偏小，不滿18歲，“會不會出事？”
張若菲沒有考慮這些。或許因為在太小的年齡就進入這個行當，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還有規則，有禁忌，有約束，她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國慶假期裡，張若菲的“生意”很不錯。除了“蛤蟆”夫婦介紹的訂單，還有“兄弟團”成員接到的鄒銘這樣的散單。而她手裡能掌控的“妹妹”很少，她得盡量使用她們。早在2019年9月30日下午，周可怡還在學校上課時，張若菲就將她的照片發給了這天的嫖客，一個經老師介紹而來的中學電工。下午放學後，周可怡剛走出校門，就被安排連續兩次接單。2019年10月1日白天，張若菲也讓周可怡接了一單，然後又將她送進了鄒銘的房間。國慶期間的“生意”價格比往常更高，“包夜”要1500元一晚，如果算上陪酒，周可怡一個晚上就能賺2000元。張若菲還懂得加價——得知鄒銘沒做安全措施後，追著鄒銘加收了300元。九天零八夜裡，靠著周可怡，張若菲一共賺了7000多元。
2019年10月4日這一天，張若菲發了條短視頻。視頻中，她一身紅衣，坐在一輛車裡的副駕駛位置上，對著陽光自拍，擺出各種姿勢，微微抿起的嘴唇露出了微笑，透露著她“二次創業”的愉悅心情。她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這個自己操作越來越嫻熟的地下世界背後，還有一個地上世界，還有一個個在尋找她們的家庭。當晚，她被父親和警察找到。兩天後，警方帶著周可怡爺爺破門進入了一家酒店房間，發現了周可怡和兩名外地生意人。
尾聲
2020年11月，案發一年後，我們在衡陽市女子看守所見到了張若菲。因為以往未成年女性罪犯很少，衡陽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看守所只收男孩，因此張若菲只能在這所關押成年女性罪犯的看守所服刑。
這座看守所距祁東約60多公裡，高牆聳立，鐵網密布。會面的大廳裡，拜訪者們愁眉緊鎖，煙霧繚繞，等待著叫號。會見隔著一個電子屏進行，一周一次，一次6分鍾。噓寒問暖在此需要爭分奪秒，屏幕隨時會斷線黑屏。
過去的一年裡，每周三張勝利都會從祁東趕來這裡，給女兒送500元生活費，隔著屏幕說上6分鍾話。他每月要送掉近一半的收入給女兒，“多給她點錢，她買點好吃的給人家，免得在裡面被人欺負”。他還在堅持為女兒申訴，覺得女兒不是那麼壞，只是被“壞人”帶壞了。張若菲則勸父親算了，覺得早日轉到監獄，能給父親省點錢。案發後，隔著看守所的電子屏幕，父女倆終於開始慢慢地修復關系。
輪到張若菲了。一台漆黑的電子屏亮了起來，張若菲出現在畫面中。依然是鵝蛋臉，大眼睛，頭發往後整齊地扎起。沒有了劉海修飾，褪去了妝容與手機濾鏡，她看起來清爽不少，面部有些蒼白，略顯憔悴，聲線嬌柔，一股掩蓋不住的少女神態。
通話時間只有6分鍾。張勝利把說話機會給了一同前來的鄰居，然後是記者，最後才是自己。簡短的交流裡，只能是些問候和囑咐。張若菲問父親：“下周還來嗎？”語氣中帶著期盼。張勝利點了點頭。
女兒正式被逮捕那一天，是張勝利56歲的生日。直到國慶假期案發，他才知女兒在外面做什麼。他吃驚、懊悔，上門去周家賠錢道歉，對方揮拳就打，他沒有還手。他多次打電話怒罵王山，指責對方帶壞他女兒。他還時常會想，10月4日那天凌晨，自己如果提前幾分鍾到達，是否就能抓住女兒，避免之後的案件暴露了呢？
“沒想到事情會這麼嚴重。”蘇暢也回憶說，最初大家都以為事情就這麼過了，即使要受懲罰，最多就關幾個月少管所。最初，祁東檢方也因周可怡真實年齡存疑，對張若菲和幾位涉案的成年男子們做出了不予批捕的決定。案發後，周可怡被父母帶去廣東，參與過“生意”的少年們也一度以為，年齡會為他們免去責任。
他們仍然向往外面的世界。從警局出來後，張若菲仍不安分。一次偷跑出家後，她在新城最高檔的一洲大酒店附近落腳。此時的她不敢重操舊業，只在酒店旁邊的小區租下一套三室一廳，月租1000多元。張若菲又交了新男友，好朋友蘇暢也時常來這裡看她。
所有的經濟來源，都來自於莫小蕊，她是唯一留在張若菲身邊的“妹妹”，還在換著名字去陪酒。爺爺奶奶只關心弟弟，無心管她。她則感激張若菲當年收自己做“妹妹”，也佩服她的能力。作為“姐姐”，張若菲這時也不再演苦情戲，開始露出脆弱難過的一面。少男少女們在屋裡談心時，張若菲會偶爾說起心事，比如爸爸管她很嚴經常打她、自己為何輟學等。她還說，爸媽離婚後，她更想去媽媽那邊。
此時張若菲還沒想過自己會坐牢。“租房主要還是為了躲他爸，而不是警察。”蘇暢說。直到2019年11月16日，周可怡父親在網上發布帖子《一個父親血淚控訴》。他激憤地在文中寫道，女兒被人恐嚇控制、威逼利誘，給成年人陪酒，被公職人員強奸等。他強調，孩子年齡不滿12歲，出事後被診斷為創傷後應激障礙。周父一方的發聲，讓案件暴露在輿論面前，引發全國婦聯等相關部門關注，涉事人員很快被批捕，張若菲也不例外，雖然那時她也才14歲。
如今在祁東，白天已很少再見到穿著打扮張揚的“小混混”。“未成年人賣淫案”案發後的一年裡，祁東當地對夜場、酒吧、KTV進行了嚴厲整治，讓這個城市的街頭安靜了不少。天氣好的時候，老城區的商鋪和自建房門口，多的是中老年人支起小桌子，打一種當地的字牌，三四桌老年人挨近坐著，零散紙幣上壓著老年手機，一兩分鍾打完一局牌，一打就是整個下午。
但那些離開家庭和學校的孩子們依然沒有回家。張若菲被判刑3年後，曾經的“妹妹”們大都離開祁東。莫小蕊去了衡陽學化妝、美容；蘇暢6月份離開家後再沒回去，說自己在打工掙錢，但家裡人不知道她在哪裡，也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張若菲以往的短視頻動態下，還時常有曾經的“弟弟”“妹妹”們打卡留言，最多的一則視頻下有1200多條留言：“來看你了”，“很久沒看到你的笑容了”，“雖說我們倆一直都合不來，但還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等你出來”??這些孤獨又渴望溫暖的少年之間的情誼，有傷痕也有溫暖，有利用也有依靠，難以定義，也難以忘記。
“出來之後，你有什麼打算嗎？”那天探視快結束時，我們問張若菲。
“想去學一門技術或手藝，讀書肯定是不行了。”張若菲說。
這與她之前的答案有所不同。被抓之前，她跟莫小蕊有過一次關於未來的對話，這是“妹妹們”唯一一次聽到張若菲談論未來。
當時，兩人一起坐在出租車上，祁東縣城裡風聲漸緊，張若菲大概知道自己很可能坐牢。她湊在莫小蕊的耳邊，悄悄地說：“如果我被抓進去了，出來後和你一起去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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