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悲剧：向旧秩序投降

　　文革后期，毛泽东的举动表明他的新方式无法长期操纵控制社会，无法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新秩序。离开过去长期培植起来的得心应手的党组织网络，他无法稳定新体制和新秩序。最后，不得不向他过去建立的旧秩序投降。

　　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共历史上绕不开也很难说清的一个重要人物

　　大陆“十七年体制”

毛泽东表弟人生屡经劫难成传奇

习近平从此比毛泽东更有权力(图)

安迪·沃霍尔着名创作毛泽东肖像画不翼而飞(图)

　　对于大陆文革前的十七年，人们由于身处的地位和不同视角，容或会勾勒出不尽相同的图景。但是，如下几点恐怕是大体的共识。即，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类似于列宁所创斯大林所确立的苏式体制①。传统的民间社会已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的巨大网络，透过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空前严密地掌控了社会。这个庞大的网络体制的关键枢纽，就是各地区各单位的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不服从者不得食”。在各“枢纽”人物管辖下的大部分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鉴于此，各单位上下之间的权力关系，带有某种绝对的性质，蕴含有某种基本的内在紧张。这里所谓“十七年体制”，不应忘记，是以毛泽东为象征符号和旗帜的。文革前夕一、二年，上述内在紧张更加强化。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会，社会等级的划分业已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征兆。文革的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不过是把上述前十七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方式赤裸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极之点而已，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但是，以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文革与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方向？这是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疑点。

　　“反权威的悖论”

　　确实，就文革而论，毛的面孔并不是单一的。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毛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它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通观文革全过程中毛的言行②，有理由认为，毛的意图的确具有某种复杂性。事实上，旁观者对毛的感受也呈现了复杂性。王绍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③，权力斗争不足以解释毛的动机，他认为毛打垮刘少奇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笔者并不以为毛能很轻易搞掉刘，毕竟，毛的公开的崇高地位同党内高层的知情程度及其运作机制是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但是我仍同意，毛的动机绝不仅仅是清除几个政治对手而已。从毛的言行看，无论是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对自己的智力和德行，毛的自我期许是极高极高的。毛在晚年曾批评中共大官僚们：“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类似的话，毛还讲过多次。联系到毛的文革举措，它的容易预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振荡后果，可以合理地假定，发动文革的动机，除了权力斗争的逻辑对毛的要求外，毛还欲给自己增加道义上的分量。就是说，在翦除其政治对手这一现实的目标之外，他还欲赋予自己以崇高的道义形象。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既要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要作为受该体系压制的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极权主义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角色。而毛确实是以这种“首创者”的角色自命的。毛的这种近乎疯狂的自我期许，如果不联系到他的巨大辉煌的事功，是不可能理解的。毛以一个农家子而横扫天下，取得神器，其前半生的惊人成功使其飘飘然，无限地膨胀了他的自我估价。他所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其“无所不能”心理的写照。而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人”的幻觉目标在这种心态下是顺理成章的。我以为，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诞行为的钥匙。如此，诞生了一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然而这一最高权威并非上帝，他有自身的利益和七情六欲，无法抗拒插手人间事务并裁决是非的诱惑。因此，难免随势迁移，变幻无常。鉴于此，文革式“反权威”者们的命运并非自身所能决定，而是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的，即“政治牺牲品”的宿命角色。而就毛氏“反权威”而言，它内含先天的逻辑悖论：即，一个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起而号召反对该体制。由于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让我们极其简单地扫描一下毛在文革中起伏不定的基本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