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中年粉红:在混吃等死中研究世界局势

2022-07-01 | 来源: 老虱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美国疫情严重，特朗普优哉游哉地打高尔夫球。”

　　对此，不见美国人生气，隔着太平洋，远在中国小县城的张立强却非常生气。“今日头条”新闻一出，张立强马上发了朋友圈，强烈谴责特朗普。

　　“加拿大法院宣判了，孟晚舟未能获释。”

　　这更让他咬牙切齿。隔着屏幕，我能想象得出，直率的他定然会表露到脸上的那股强烈的恨意。

　　二十多年前，在小镇工作期间，由于对美国共同的仇恨，晚上搓完麻将后，我们经常一起到夜市小店，青梅煮酒骂美帝。

　　阔别二十年后，我终于联系到他。

　　回到小县城那天，快到他经营的小店时，我刷到了他发这条朋友圈。他成色不变，仍然“粉红”。不同的是，当年的“小粉红”，如今成了“中年粉红”，而我早已变色。

　　2000年初，我离开小镇，独自到厦门打工时，我们才27岁。如今我和他都已奔五。张立强和我已失联整整二十年。

　　信息技术革命成就了微信。微信，让我们重新相逢。

　　1990年代初，我和他分别考入县城不同的高中。

　　我们那一届高中生成长遭遇的最大尴尬是，由于文革结束之后的触底反弹，80年代文化氛围相对多元，而我们的心智却未成熟到能从中汲取精神养分。我们升上高中，刚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骤然紧张。

　　在文字世界弥漫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图景中，我们完成了高中三年学业。我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连同我们的身高一样，一毕业就停止了生长。脑海里，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非敌即友的世界图式，几乎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胎记。

　　很多人活到四十多岁，明明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却始终无法理解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大学没有扩招，不要说本科，考专科都非常难。幸运的是，高中毕业后我和他都被招进了一家乡镇国企上班，捧上了那些年让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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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小镇的精神生活十分贫瘠。每天晚上，唯有靠打麻将或唱卡拉ok来打发时光。《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是我们了解世界局势的唯一途径。

　　《参考消息》版面不多，上面全部是原文转载外国媒体报道的新闻。最吸引我们的一个版面是“外国人看中国”。

　　那些年，刚刚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没几年，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大，每年都为“贸易最惠国待遇”饱受美国国会刁难。越不够自信，就越渴望别国的认同。来自外电的每一条盛赞，都足以让很多人欢欣鼓舞。

　　作为办报策略，《参考消息》不时会转载几条外媒对中国的批评。这不但不足以颠覆我们的幸福感，却反而更让人觉得这份报纸提供了看世界、看中国全方位的真实视角。其转载的那些赞扬，因此显得更加可信。

　　小镇没有书店，买不到这份报纸，全靠单位订阅。每天上午邮差把它送到单位。主任、副主任优先看完，才轮到我们普通职工。

　　每天下午，我们几个年轻同事，都会在两点半左右，预计副主任差不多读完时，提前等在门口。我们急切想知道，外国又怎么夸咱们中国了。

　　我们那个国企只有几十名职工，文盲半文盲充斥，高中属于最高学历。我俩自然成了单位同事眼中的“知识分子”。

　　1998年，美国布什政府要开发研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我俩经常紧张得经常彻夜难眠。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误炸”。那一天，上班时间同事们坐在单位的电视机前，看着央视新闻滚动播出北京几所着名高校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

　　我和张立强在同事们面前高声痛斥美国。我和他的愤怒是真诚的。

　　当然，这种愤怒也暗中赋予了我俩一种心理满足：我们用愤怒提醒同事们，读过高中的我俩，和电视新闻里那些在美国使馆门前抗议的名牌大学生属于一类人：我们都有文化，有国际视野。

　　2000年国企改革，我和张立强同时下岗。

　　春节之后，带着民进党是否会赢得台湾地区选举的担忧，我独自到厦门打工。他回到县城，开了一家食杂店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