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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記"背叛者被找到了 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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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記》背叛者終於被找到!竟也是猶太人,安妮父親還幫著隱瞞?!


所有人都聽說過《安妮日記》這本書。

在課堂上,在圖書館裡,在歷史書上,我們都看過這個可憐的猶太女孩的故事。




(安妮·弗蘭克)

為了躲避納粹的捉捕,安妮·弗蘭克和家人躲在父親公司大樓的一個密室裡。她在狹小壓抑的空間呆了兩年,寫下一篇篇日記,用稚嫩又誠實的孩子視角記錄下整件事。1944年8月4日,因為有人告密,德國黨衛隊搜查了大樓,找到藏在密室裡的弗蘭克一家和另外兩個猶太家庭,將他們送往納粹集中營。

很快,安妮的母親餓死,安妮和姐姐染上斑疹傷寒,在1945年2月去世。最後,密室中生活的8人,只有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活了下來。



因為奧托的努力,《安妮日記》成為全球熱門讀物,幾乎所有孩子都在小學看過這本書。

在了解法西斯的殘酷時,無數讀者也想知道一個答案:

到底是誰背叛了弗蘭克一家?

從《安妮日記》首次出版起,就有很多人詢問幕後黑手是誰。



荷蘭政府在1947年和1963年,兩次調查出賣密室居民的人,但沒有找出結果。

在民間,傳記作者、新聞記者和偵探想出一個又一個可能,也總能找到漏洞。



到現在,這已經是一起77年的懸案,似乎不可能找到告密者。

但今天,一支國際冷案調查小組宣布,他們找到了答案。



這支隊伍由退休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文斯·潘科克領導,成員包括犯罪心理學家、法醫專家、檔案管理員、歷史學家、戰爭罪調查員等近30名荷蘭專家,外加數十名志願者。

這支“FBI夢之隊”在過去5年,全力調查這起告密案,他們在8個國家查找了數十萬份檔案文件,與70多個相關人員交談,甚至找演員重現當時的場景。



他們還和荷蘭大數據公司Xomnia合作,開發出專門調查此案的人工智能數據庫,輸入所有信息,包括地圖、信件、照片、文件,和整本《安妮日記》,繪制出1944年密室周圍的納粹和線人分布圖,以及所有人的關系圖。



最後,他們找到了一個名字,一個埋藏在故紙堆裡、毫不起眼的名字。

流行的告密者理論裡,沒人提到過他。但令人驚異的是,調查組發現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早已知道告密者的身份,甚至在為他保密……





(奧托·弗蘭克)

這起調查的牽頭人,是荷蘭電影制片人泰斯·巴葉斯。多年來,他想拍一部關於安妮·弗蘭克的告密者的紀錄片,認為這部片子能觸及人性本質,讓荷蘭重溫嚴肅的歷史。

2016年,經人推薦,他找到了退休兩年的美國前特工文斯·潘科克,讓他尋找當年出賣弗蘭克一家的人是誰。



(文斯·潘科克)

潘科克之前經手的案子都是追查哥倫比亞毒梟,哪怕調查冷案也不會超過5年歷史,但因為中學讀過《安妮日記》這本書,他接手了這個77年的冷案。

想要調查陳年舊案,還原歷史很重要。

他飛往阿姆斯特丹,來到王子運河街263號,這裡是安妮·弗蘭克故居,也是事發現場。



弗蘭克一家原本不是荷蘭人,而是德國公民,住在法拉克福多恩布施區。

最初,他們的生活過得挺優裕。安妮的父親奧托在一戰時是德國政府官員,獲得過勳章,他們在多恩布施區租了兩層樓住,家裡還有一個藏書豐富的私人圖書館。

1933年,希特勒帶領的納粹黨贏得國會選舉後,德國的反猶主義興起,奧托覺得情勢不妙,搬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開公司,妻子和兩個女兒在第二年與他團聚。



(大女兒瑪戈)

奧托很有經商頭腦,他很快擁有兩家公司,一家叫Opekta,售賣提煉自水果的果膠,另一家叫Pectacon,賣醃制香腸的香料。

奧托的女兒安妮和瑪戈在學校裡也表現優異,她們基本是在荷蘭長大的。

但好景不長,1940年5月,德國入侵荷蘭,新成立的荷蘭政府開始執行反猶法律。為了防止兩家公司作為猶太企業被政府沒收,奧托轉賣所有股份,辭去董事職務,把資產轉給信得過的朋友。





(奧托·弗蘭克)

他們想到美國,但是簽證被拒,兩年後,因為大女兒瑪戈收到前往勞動營的命令,他們一家人躲到Opekta公司的密室裡。

當年裝修辦公室時,為了以防萬一,奧托在走廊的書架背後修了一個秘密空間,如果不觸碰書架,很難被發現。



(遮掩密室的書架)



(還原後的密室)

曾經的秘書梅普·吉斯和公司新老板約翰·內斯克萊曼等6人,都為他們提供幫助,定期給他們送食物和水。

但公司裡,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比如倉庫經理威廉·范·馬倫。

幾十年來,馬倫是頭號“背叛者”嫌疑人,戰後,父親奧托第一個找的就是他。他狡猾、多疑,剛上班後就手腳不幹淨,在倉庫裡偷東西。安妮在日記裡也寫過討厭他(但兩人沒見過)。





(威廉·范·馬倫)

最糟糕的是馬倫察覺出隔壁偷偷住了人,他感覺夜晚大樓裡有人走動,於是在桌角上放了紙,如果有人走過會把紙片掃落,證實他的猜測。

在1944年,馬倫告訴另一名同事,他知道有猶太人躲在大樓裡。他還特意問別人,以前的老板奧托住哪裡。

荷蘭政府調查了他兩次,但兩次都沒有找出關鍵證據,還被批評過度關注一名嫌疑人。



潘科克調查後,也把馬倫劃掉了,雖然他性格不討喜,但馬倫並不是反猶主義者,在安妮等人被逮捕後,馬倫還幫著秘書搶救了她的日記。

他也絲毫沒有作案動機,因為大樓窩藏猶太人,老板約翰·內斯克萊也會被捕,他不可能讓自己冒風險失去工作。



接著,潘科克調查了奧托的前員工貝普·福斯克伊爾的妹妹。貝普是幫助弗蘭克一家的人,但她的妹妹內麗是個反猶主義者,2015年貝普的兒子寫了一本傳記,書中指控內麗是出賣弗蘭克一家的人。

書中說,貝普的姐姐和未婚夫記得,內麗在1944年8月4日早上,給黨衛隊打電話,批評貝普和約翰·內斯克萊曼窩藏猶太人。



(內麗·福斯克伊爾)

民間一直有傳言,當初接到舉報電話的朱利葉斯·德特曼,聽到的是“年輕女人的聲音”。這和內麗對上了。

但是潘科克認為不可能,一方面,執行逮捕任務的卡爾·西爾伯鮑爾在審判中說,上司德特曼只告訴他地址,沒說打電話的人是誰。戰後德特曼在獄中自殺,也沒透露任何信息。





(執行逮捕行動的卡爾·西爾伯鮑爾)

另一方面,內麗只是個普通民眾,分析當時的文件可以知道,1944年夏天的私人通話因為大規模斷線而停用,老百姓打不了電話。同時,朱利葉斯·德特曼的級別頗高,普通人沒有權限直接打給他。

這個理由,也把混混托尼·阿勒斯排除了,他曾經聽到奧托批評德國,借機敲詐了他一筆錢。因為這個原因,他被不少人當作告密者。但他沒有權利打電話,也沒有證據表明他知道奧托一家住哪裡。



(托尼·阿勒斯)

1944年4月,想要成功告密,必須得有動機、有信息、有通話權力,三者缺一不可。

通過一張紙條,潘科克團隊找到了。

這個人名叫阿諾德·范·登伯格,是一位很有聲望的猶太公證人,曾經因為給一系列藝術品做公證,結識了納粹高層


他在猶太社區地位很高,德國入侵後,任命他當荷蘭猶太委員會的成員,這個猶太委員會替他們執行納粹政策,以此保證自己不會被送進集中營。



(阿諾德·范·登伯格)

1943年9月,荷蘭猶太委員會解散,納粹把裡面所有人送入集中營。

按理,登伯格肯定也在裡面,但潘科克團隊查遍了集中營的記錄,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不光他不在集中營,他的妻子和三個女兒也不在裡面。

登伯格的一個外孫女還活著,調查團隊找到了她,她說家裡人都沒進過集中營。

接著,調查團隊找到委員會解散後,登伯格一家在阿姆斯特丹生活的證據,他們甚至不用像普通猶太人那樣藏起來。





(猶太委員會的照片,左起第五個是登伯格)

這可真是奇怪……更奇怪的是,在用智能數據庫掃描過往資料後,調查團隊找到奧托在1963年的一小段采訪,裡面提到有人在戰後給他寄匿名信,信中說登伯格就是出賣他們的人!



這是個重要信息,但匿名信在哪裡呢?

潘科克查遍各國的檔案館,都沒有找到這封信,他問了安妮·弗蘭克博物館,對方也說不知道。

最後,他找之前調查此案的荷蘭檢察官,終於在1963年負責調查的阿倫德·范·赫爾登的兒子的家裡,找到了這封信。



這是一封沉睡了58年的信,不過不是原件,而是奧托打印出來的。

匿名信很短,但內容具體,說了登伯格當時的住址,具體的舉報流程是什麼。

信還提到登伯格是一次性把猶太人的藏身名單交了上去,受害者不止弗蘭克等8人。

因為登伯格在社區的威望,加上他在猶太委員會的權力,想要得到猶太人藏身名單不會很難。

加上他能接觸納粹高層,直接打電話舉報給朱利葉斯·德特曼也是可行的。



信息,通話權力,他都有,那麼動機呢?

動機當然是自保,為了保住自己,也為了保住家人。

作為猶太委員會的成員,還有納粹的私交,登伯格以這些為保護傘讓自己和家人免於受難。

一段時間,他把自己的身份都改為非猶太人,過著普通荷蘭人的生活。


但是1944年,這種保護消失了,有個與他結仇的公證人開始在納粹高層面前抹黑他,把他重新變回了猶太人。





登伯格很害怕,為了讓自己有利用價值,便把同胞的藏身地點交了上去。潘科克查到,納粹特別喜歡有關藏身的情報,舉報者能收到很多好處。

同時,他們查到一份證詞,有證人說猶太委員會有數百個猶太藏身地址名單,這也能對上。



查到這裡,制片人泰斯·巴葉斯的心情很沮喪,他沒想到,會是猶太人出賣了猶太人。

不過,他在紀錄片裡強調,那是非常時期,因為生命岌岌可危,為了自救選擇這麼做,不可取,但可以理解。



(泰斯·巴葉斯)

同時,調查團隊也注意到奧托對登伯格的態度。

因為奧托對匿名信的描述輕描淡寫,當年調查此案的赫爾登沒注意到它。

但古怪的是,如果說奧托並不相信信的內容,為什麼收到信後會立刻打印做備份呢?

他的行為也前後矛盾,原本奧托是最關心告密者是誰的人,但在《安妮日記》出版幾年後,他似乎不再關心了。





(奧托·弗蘭克)

不過,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私下裡,他開始調查登伯格。調查團隊發現,戰後幾年他在秘密研究登伯格,甚至進入監獄,詢問一名納粹有關登伯格的事。

在和記者弗裡索·恩德特的交流記錄裡,他也提到過,自己一家是被猶太社區的某人背叛了。

奧托的秘書梅普似乎也知道內情,因為1994年她去美國做演講時,不小心說出告發密室的人已經死了。

記錄顯示,登伯格在1950年逝世。



(梅普·吉斯)

為什麼奧托和梅普要為登伯格打掩護?

潘科克說:“因為他知道阿諾德·范·登伯格是猶太人,戰後這段時間,反猶主義依然盛行。也許他覺得,如果再提起這件事,會火上澆油。”



安妮·弗蘭克博物館說,他們對調查團隊的工作印象深刻。他們沒說是否贊同,但認為它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也提出了一個“迷人的假設”。

全程跟拍的制片人泰斯·巴葉斯是徹底信服了,但他擔心,這樣的消息傳出來後,會被現在的反猶分子利用。

對這一點,猶太教的牧師梅納赫姆·卡塔內格說,堅持真相就好。



(梅納赫姆·卡塔內格)

“納粹在大屠殺期間做的一件事,就是使猶太人失去人性。回到歷史,尋找真理,獲得真理,實際上就是讓猶太人回歸自己的人性。即使這意味著有時猶太人也會在道德上做不正確的事。”



一起77年的冷案,就此迎來了答案。

不過,潘科克的答案只是萬千答案中的一種,未來,也許有人會提出更好、證據更充足的解答。

也或許,有人在他的理論上添磚加瓦,成為被所有人采納的答案。



無論告密者是誰,這種種探尋,最重要的是直面歷史,直面曾經有人犯下的暴行。

只有時刻重溫歷史,才不會讓悲劇重演……

ref:https://www.cbsnews.com/news/anne-frank-betrayal-investigation-60-minutes-2022-01-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0024228?at_campaign=64&at_custom2=facebook_page&at_custom4=9BF2979E-7811-11EC-89D6-526996E8478F&at_medium=custom7&at_custom1=%5Bpost+type%5D&at_custom3=BBC+Chinese+(Tradition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oct/02/ex-fbi-agent-opens-cold-case-review-into-who-betrayed-anne-frank

https://www.annefrank.org/en/anne-frank/go-in-depth/was-anne-frank-betrayed/

https://www.volkskrant.nl/kijkverder/v/2022/het-verraad-van-anne-frank~v463974/?referrer=https%3A%2F%2Fwww.bbc.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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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閃東方:這是我小學看的書 也是青春啟蒙前印象最深的書

比格大王來巡山:?????我的天,有生之年?

Twiggle



:歷史要等後人來評價

夏日炊煙84573:太陽底下無新事





得了一種沒有我cp活不了的絕症:非常非常喜歡的一本書……該說終於嗎……

千裡蘭:高壓之下,誰都可能做出違背良心的事。重點是高壓和極刑,不要考驗人性,誰考驗誰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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