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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联合国50年被听见的中国声音

2021-10-22 | 来源: 凤凰卫视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21年10月25日，是中国重返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日。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问答神州》曾先后与多位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相约问答，听他们讲述非凡的任职故事，感触着中华复兴的历史脉动。

　　《问答神州》2021年联合国日

　　特别节目--《发声》

　　

　　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先后有九位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一高级职务，最早的六任，主要负责联合国的大会事务、对外技术援助和非殖民化。而自2007年沙祖康上任，中国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开始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这是联合国最为重要的实质性部门之一，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十年后的2017年7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又任命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担任第九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依旧主管全球经济与社会事务。

　　

　　吴小莉采访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沙祖康

　　沙祖康：联合国是一个酝酿、讨论、谈判、制订国际规则的地方，而这个规则一般都是大国、强国、富国制订的，其它国家一般处于执行的位置，小国、弱国、穷国都是执行规则的。但是人家制定的规则，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

　　

　　吴小莉采访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

　　吴小莉：外界评价说，中国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掌管的事务越来越有实质性，这就是所谓的实权所在。您怎么看？

　　刘振民：我觉得他们选对人了、选对国家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在有这个优势，那么我们参与经济社会事务部的管理，也可以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在我之前，前两任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已经管了十年，说实在话，有一些西方国家也在质疑，是不是继续要中国人管？但他们权衡以后，还是觉得需要中国人继续管。

　　在沙祖康与刘振民看来，中国要想参与全球治理，获得更多话语权，首要的是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

　　2006年11月8日的日内瓦，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自联合国成立六十一年以来，中国人首次出任国际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一职。当时，正是沙祖康代表中国政府在日内瓦竞选前线指挥了这次竞选。

　　

　　沙祖康：这个选举是很复杂的，我们都是登门做工作等等，到世卫组织理事会成员的每一个国家，无论它是高原缺氧也好、洪水泛滥也好，我们都去登门求票，让他们支持中国。或者说，因为选举是一轮一轮进行的，有的人可能今天你不支持我，但是你支持的人如果落选了，你能不能再支持我，这样。

　　我们那时候只要和日本人竞争，我们票数一般都比日本候选人少，也比印度候选人少，因此那时候我们竞选国际组织的一把手，一般都是不成功的，因此我们基本就放弃了，不竞争了。但是我就说，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是提高了、影响增加了吗？那大家就试试看，结果陈冯富珍在历史上（以）空前的最高票当选WHO总干事了。

　　

　　吴小莉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

　　吴小莉：看到你在世卫工作，让我们感觉很骄傲。

　　陈冯富珍：坦白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做这个岗位，是很难做的。

　　吴小莉：这个支持包括刚开始竞选的时候，也包括在这十年中，中国从来没有对你的决策进行干预。但是是不是在你推动全民健康或者基层健康医疗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会给予很大的支持？

　　陈冯富珍：小莉，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也不是属于很富裕的国家，能够迎难而上，在很短的时间，有95%以上的人口能够得到医疗保障。中国这么大，在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得不得了，在西部偏远地区又有相对贫困的地方，所以中国能做到的医疗改革方案，确实可以为全球不同的国家都做出一个很好的参考模范。

　　

　　除了帮助陈冯富珍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日内瓦的外交生涯中，沙祖康还先后为中国成功争取到了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回忆道，在竞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的过程中，曾经有美国大使对他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还是算了吧。

　　

　　沙祖康：那时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缺了一个副总干事，我说我们中国要争取一下。然后就跟有关的美国大使开玩笑说，我们要当，你看怎么样？他说你饶了我吧，中国的盗版到处都是，还怎么去当知识产权的副总干事？我说您错了，中国为什么有盗版，不是我们天生就想有盗版，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呀，他不懂。应该教育民众，让大家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如果中国连一个助理副总干事都没有，怎么能够提高中国人的认识？所以我就说，你别反对了好吧。

　　然后，当时一共有七个集团，除了中国有六个，我每个集团都开了会，做宣传。我说，第一个，现有副总干事的位置一个都不少，但是必须加一个，我也不伤害你们，就这样给我促成了。

　　在联合国机构当中，有一个最为年长的国际组织，比联合国还要早成立八十年，这就是主管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它被看作是国际信息社会的“大管家”，掌管着稀缺的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制定着全球电信的标准，而这些其实都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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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想而知，ITU的秘书长一职，历来是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然而在2014年10月的选举当中，却只出现了唯一一位候选人：国际电联的副秘书长、中国人赵厚麟。在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选举之后，赵厚麟成为了国际电联150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的秘书长。

　　

　　吴小莉采访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便进入国际电联工作的赵厚麟回忆说，过去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都是从低干起，即便你能力达标，在高级别职员的次序中，仍然排在欧美人之后，这让当时意气风发的他感到非常不公。

　　赵厚麟：当时的秘书长，居然他就这么讲，说中国人不行，不够格，他就觉得中国当时比较落后。后来我们的代表团在会上都发火了，我们可以派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来。我是在1986年由中国政府推荐到ITU，那时候级别很低的，叫P2级。它那边有几级官员，有P级，P2、P3、P4、P5，上面还有D级，D1、D2。

　　总的来讲就是，当时在那边的日子，心里面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忙来忙去，那些技术都是外国人的技术，不是我们的技术，我就觉得到那边是给人家做嫁衣的。当然到了后来，当了标准局局长以后，有些朋友，特别是非洲朋友来讲，说你们中国的华为设备很好，说了很多好话，后来就觉得很解气了，现在我们这个不再是给别人做嫁衣裳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技术。

　　赵厚麟年轻时所遭遇的苦涩，中国籍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并没有尝到。2013年6月24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候选人李勇，在首轮选举中便高票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总干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这位新任的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之后成为了许多国家元首的座上宾。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李勇

　　吴小莉：听说您来了国际工发组织之后，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很多朋友和相关机构。以前说工发组织的总干事来拜访，还不见得能够敲开门，据说您上任之后，敲开门的机会了？

　　大多

　　李勇：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政府支持、推荐的候选人。我在中国政府、在国际机构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想这个背景让我到联合国去约见哪个秘书长、副秘书长，都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出去访问，在非洲国家、中亚国家，都是总统来接见我，另外，和个人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

　　吴小莉：您怎么看，在国际组织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

　　李勇：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足为奇的。几年前，有人跟我讲，我们有一个机构的人曾经想当一个副总干事，发达国家就有人说，你怎么当副总干事？意思是你们时间还早，就很可惜地被拒绝掉了。

　　吴小莉：是因为要排资论辈吗？

　　李勇：是啊，有人就觉得中国没到这个份上，也不想让中国进来。但现在你就很难听到这种说法了，让中国靠后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事务中，中国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除了在国际组织中担任要职，中国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决策担当、协同行动同样令人瞩目，气候议题便是其中之一。

　　2015年12月12日，来自于195个国家的代表，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通过了《巴黎协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巴黎协定》是全人类和地球的一个巨大胜利。与会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接受《问答神州》专访时回忆：《巴黎协定》的最终签订经历了将一千多个分歧逐个化解的艰苦谈判历程，这期间，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同时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方面，都做到了有力发声。

　　

　　吴小莉采访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吴小莉：在国际气候议题上，有人说中国是功不可没，包括了我们的减排承诺，同时也包括了很多的协调，转折点是在哪儿？

　　解振华：2014年11月，在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访华的时候，两国元首达成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就是说很多国家没想到，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两大经济体、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个排放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过去是对手，最后走到一起发表了联合声明。而且这个联合声明，都公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的行动目标，而且我认为这个行动目标都是有力度的。

　　这个联合声明，实际上是把谈判当中最主要的分歧基本都找到了，圈子里的话叫“着陆区”：怎么样在各个要素当中体现减排、资金、透明度的问题等等，也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提出了一些共识。这一点，国际社会反响也非常大。所以最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讲了，这个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了一个基础。

　　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国计划在2025年，实现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且努力减排28%；中国则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并且争取提前。

　　

　　解振华：两国的这些目标都是自主决定的，目标不是谈判产生的，这点非常明确。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这么有力度的目标呢？因为习主席非常明确地讲了，应对气侯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的，是中国自己要做。另外，这样一个有力度的目标也展现了中国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负责任的，我们要真正地展现大国担当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