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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追逃行动 还有多少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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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5日,“百名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图)

回国投案8个月后,涉嫌受贿的任雨来在2021年5月下旬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任雨来曾任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2019年3月逃往东南亚某国,此后未有入境记录。直到2020年6月,天津市纪委监委接到举报,称已退休的任雨来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一场跨国追逃就此展开。2020年9月,任雨来归国投案。他是2014年至2020年间,中国追回的8663名外逃人员之一。

数据显示,这8663人中有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268人、“红通人员”360人,尤其是还包括60名“百名红通人员”。

公布“百名红通人员”信息是中央追逃办成立后放的一个“大招”,有关工作也得到相关国家的协助。

开展反腐败工作过程中,中国在得到国际社会帮助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反腐败国际合作中。

2003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此后,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2021年6月2日,联合国大会首次举行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是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又一个全球性反腐败指导文件,中国在会上阐述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理念和主张。

相关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反腐败国际合作还面临一些挑战,签订多边国际条约,有利于寻求更多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可行方案。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中国也面临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的现实。中部某省追逃办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省相对好做的工作基本都扫尾了,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深入推进”

在任雨来被移送起诉前一个月,“红通人员”冼国良被成功追回。

2021年4月,外逃5年的冼国良身着灰色格子衬衫,由两名警察押送,从珠海拱北海关入境随车人员验放厅走出。


现场拍摄的电视画面显示,办案人员向冼国良宣读了拘留通知书。签字、按手印后,他被带上警车。整个过程,办案人员没有给他加戴戒具。“如果外逃者自首且态度积极,我们一般都不会给他们戴戒具的。”中部某省追逃办人员解释。

生于1961年的冼国良,曾任广东江门蓬江区委副书记。2016年4月外逃,2个月后,监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2019年5月,冼国良登上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属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缉令,通缉对象是有关成员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引渡的在逃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评论称,冼国良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的重要成果。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21年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公报首次出现了“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和国际追逃追赃”的表述。

实际上,反腐败“国际合作”的话题直到上世纪末都是禁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人们更多地把腐败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讨论一国的腐败被当成是干涉一国内政。”后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呼吁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腐败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影响人类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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