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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亲历者忆六四:民主自由与青春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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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镇压事件距今已经32年了。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在clubhouse举行系列活动“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这个活动邀请了六四运动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中不少是当年留学美国的学生或学者,如陈军、任松林、于大海、洪予健等人。美国之音记录了这几人当年的激情岁月;记录了他们在寻求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所经历迷茫、觉醒和失望;记录了他们在六四运动前后的所做、所见、所想,为我们今天了解六四运动当年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海外民运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六四”屠杀后,中国大陆的民运事业中断,却在海外得到了延续,几位当事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六四精神,六四已经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篇报道是根据几位当事人在clubhouse的谈话和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综合而成,共分上下两个部分。这里是上半部分。

  陈军:亲历者不要自我神圣化


  陈军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庭。他从小随一个远房叔叔长大。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次被揪出,后来自杀。陈军无奈又回到了母亲身边。1976年,中学毕业后,陈军进入上海冶金修建安装公司当电焊工人,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3年,陈军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冶金局技校当教师,1984年与美籍太太一起赴美。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2月13日,北京文化界33人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公开信,支持一个多月前方励之个人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这33人公开信的发起人正是陈军。此时,陈军已回北京开捷捷酒吧。他在上海可可树酒吧与刘晓波、崔健、王朔等许多文化人成为好友。陈军回忆说,当时他有三条主张:取消反革命罪,释放政治犯,如果不能释放,至少应该改善他们在狱中的待遇。有一天,他和诗人老木说起这个主张,老木就说去找北岛。之后,他们又找到方励之家,方励之认为内容过于激进,又把公开信的内容修改定下来,逐一找人签名。

  陈军说,当时签名的人一共有33位,他作为发起人,签在最后,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那些都是有分量的人,自己不是那么有名;二是自己年轻气盛,其实有些看不起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


  陈军回忆,当时征求签名的人中,钱钟书没有签名,理由是他多年来不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现在也不想有什么关系。签名信完成后,陈军在他的酒吧中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世界各地的记者都来了。陈军说,“当时我讲了一句话,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第一次打破沉默。”同时,他们还呼吁,要把特赦政治犯一事变成人大的提案、成立魏京生问题调查委员会、建立一个联系签名的信息中心、要求在下届人大会上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等。

  第二天,世界很多国家的报纸大幅报导了三十三人签名致中共中央和人大的“公开信”的事情。中共司法部立即做出了反应,点了陈军一个人的名,指出陈军是“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人,并两次让当时签名了冰心出来讲话,说是受了陈军的欺骗。


  陈军说,自己和冰心并没有直接接触,对冰心不是很了解。但是,当时她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名声,能被供养起来,是有理由的。当然也不能说她完全没有良知。巴金八十多岁最后写一本书叫《真话集》,讲真话,这难道不是小学生就教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陈军回忆,当时北岛也责怪他,为什么没有把他是中国民联成员的事情告诉他。陈军表示,“自己是不是中国民联成员和签名信没有多大关系,签名者只为签名信的内容负责,我们不是按照共产党的规则在玩。如果中国民联支持人权和民主,我就支持中国民联。”

  在花了一个月写成《关于一九八九年特赦问题的报告》后,3月18日,陈军以个人名义向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提出了报告,设法托记者把这个报告交到两个人大常务委员手中。后来,陈军又在一个饭店举行了部分签名者与部分人大的港澳代表的座谈,试图建立一个程序,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研究和提出某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在现有法律容许的范围来从事人权活动。此时,中国政府对陈军的监控更加严密了,每天有三辆车在门口,因为他们家三口人,每一个人外出都有一辆车跟着。4月,陈军便被驱逐离境回到美国纽约

  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也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在北京参加自由竞选的胡平,也在1988年从哈佛大学退学到纽约,全职担任中国民联主席。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学生发起“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这场活动立即引起当时在纽约的胡平、刘晓波、陈军等人的关注,并立即采取行动声援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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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1 游客 [辛.香.经.说] 2021-06-04 15:30
    说实话:当时的学生是纯真善良并且有社会责任心的。当时的学生领袖是丑恶与别人用心的。当时的杀害军人的暴徒是应该下地狱的。当时军人开枪镇压也是无奈的。当时的领导人决定镇压也是别无选择。事实上国人通过这个事件转变了自己。32年以后回首,国人不再纠缠于丑恶的政治斗争,而潜心于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可以说代价是沉重的,回报也很丰厚。放眼世界发展轨迹,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才水到渠成。否则永远是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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