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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时尚圈中国不如欧洲勤劳

　　英剧《唐顿庄园》

　　我们的日常穿着、实用品、赏玩品，可归之为“时尚”。

　　就所见历史，如果一个国家高度集权化、政治化，平民的衣服穿着、表情，随之变得单一。反过来，如果时尚消费丰富多样，又与权力的关系如何呢？

　　可以说，政府权力集中度、文化保守度与时尚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是读《大分流》带来的其中一个思考。

　　今天分享三四百年前的“时尚圈”，内容来自畅销20年的经典力作《大分流》（全新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彭慕兰，是两届费正清奖得主、经济史大家。

　　在他笔下，“时尚消费”的鲜活，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如此“亲密又复杂”。

　　清代平民百姓衣着式样的改变，似乎比明朝时少了许多，也比18世纪晚期欧洲少了许多。

　　清朝上流文化的道德主义鼓励这些女人比明朝时更加不抛头露面，鼓励她们与城市风月女子更加划清界限。

　　对许多史学家来说，乾隆这个心态被认为与好奇、贪婪和充满活力的“西方心态”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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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不去把中国的白银需求，视为和西方对瓷器、茶叶等物的需求一样，是“主动”打造全球经济的强大力量。

　　舶来品与时尚的速度

　　选自《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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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时尚与重振中央政府权力

　　但即使西欧人、中国人和日本(专题)人在积累实物上非常类似，却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之处。欧洲消费的成长和转型，似乎在实际所得增长和下滑时期都未停下脚步，更在18世纪中期加快脚步。比较中国、日本境内的趋势，都未发现这种方兴未艾的加速现象。

　　例如，柯律格指出新兴的清朝一旦底定天下（约1683年）且开始招引天下精英出任明末许多精英所不愿出任的公职时，以奢侈性消费为题的新出版品随即剧减。他表示，由于较古老的等级、身份确立方式重获认可，“对东西的谈论变得多余”，“消费社会”的发展还未及取得“临界质量”即戛然而止。

　　

　　柯律格

　　18世纪中国文献对奢侈的抱怨，至少和16、17世纪中国文献的抱怨一样多，但小说则让我们看到更为多样的廉价小玩意儿。有人认为，如果我们手上有过去人所拥有物品的目录，18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平均来讲会比16世纪或17世纪目录所列的品项来得多（而诚如先前已提过的，欧洲的情况并非必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