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到女商贩:出门闯荡的这些年

2021-05-11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出门闯荡的这些年，我过得很辛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遇到过许多不公，但我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我总觉得，无论世道如何变化，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

　　邓芬的故事，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她从重庆大山走出来到上海打工，再回到重庆市区安家。不同的是，吃苦耐劳之外，邓芬的眼界和头脑，使她跨了多种行业的人生，始终有一层自信的底色。

　　口述 | 邓芬（化名）

　　主笔 | 王海燕

　　闯荡和留守

　　我是重庆云阳人，我第一次出门打工，是为了赚钱退婚。当时是1988年，我18岁，已经订婚了，对方家里出了500元礼金。我跟未婚夫其实不熟，没过多久就不想嫁了，但退婚得还礼金，而礼金已经被我哥哥娶媳妇用掉了。

　　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仙桃，这个地方现在做口罩很出名，那时主要是建房子，男的去做建筑小工，女的在砖厂垒砖，一天能挣2元钱。我在仙桃只做了3个月，还礼金是不够的，但那一年仙桃总下雨，没法干活，村里人都要回家，不许我一个人留在外面。我就只好回家去结婚了。

　　这门婚事不算美满，但有一点我倒很满意，就是我丈夫家住在公路边，交通方便。因我娘家住在山上，我小时上学，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如果家里卖粮，我们几个孩子就要用背篓背到公路边才行，累得愁眉苦脸。所以我从小就想，如果有一天能住在公路边上，那该是什么神仙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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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40天时夭折了，我受了一些打击，但还能承受。那时农村孩子夭折得多，比如我妯娌有个孩子，已经怀了好几个月，结果是个死胎，只能引产；我丈夫二姐有个孩子，养到3岁，在水缸里不小心淹死了；我丈夫大姐有个孩子，养到初中，被同学捅死了。孩子没了，女人们就继续生。

　　我的第二个孩子是1991年出生的，女儿，她出生后不到两个月，我丈夫就出门去打工了，跟村里所有的男人一样，去上海进拆迁队或建筑队。要么在浦西拆厂房民居，要么去浦东盖大楼。后来两个孩子来上海玩，路过一些着名的高楼，他常常会说：“我在这个工地上干过活儿。”不过可惜，建好后，他再没进去过。

　　

　　图源：视觉中国

　　我丈夫去了上海，我在家也没闲着，借钱买了磨豆浆的机器，开始做豆腐。豆腐营养好，又比猪肉便宜，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轻奢食品。做豆腐很赚钱，有50%的利润，剩下的豆腐渣还能养猪。并且我的生意做得灵活，农民如果没钱，用黄豆换也可以，我的生意不错，一天能挣100多元，而我丈夫当时在上海，一天工钱只有30元左右。

　　所以后来我丈夫就回家了。1993年，我又生了一个孩子，家里继续做豆腐，还开了一家小卖店，养了十几头猪，建了新房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着日子就红火起来，但忙碌使人心烦，我和丈夫原本和和气气，那时开始吵架，甚至打架。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俩价值观不一样：我丈夫勤快老实，谨小慎微，信奉靠力气吃饭；我却灵活大胆，自有主张，最看不惯因循守旧、不动脑子，两个人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我丈夫比我高近20厘米，但打架我从不认怂，起码嘴上气势从没输过，结局自然是常常吃亏，但我丈夫也没讨到什么好，心情难以平复，所以两人也就只能继续大战下去。

　　到1996年，我感到实在过不下去，准备离婚了，甚至带着孩子去娘家住了好几个月，但最后还是没下定决心，个中原因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主要是怕离婚后，孩子跟着后爸后妈受苦。不过，家庭氛围搞成这样，对孩子更不好，那时我俩一打架，孩子就跟着哆嗦。思来想去，我决定也去上海打工，但得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总还是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