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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擎:創傷記憶與雪恥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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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為重要的是,驕傲與創傷的雙重性反差會產生一種激增性的循環反饋:對雪恥的訴求越強烈,就越容易被外來的沖擊所挫傷,而越發深重的屈辱感將會喚起更為迫切的復興渴望。因此,雪恥型民族主義具有一種持續的內在緊張,宛如一個允諾已久卻遲遲未臨的狂歡高潮,令人焦慮不安。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處在這種集體性的焦慮之中。無論是拒絕還是堅持,民族主義是特定歷史的造物,也是我們共同的地平線。雖然民族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但安德森所說的“想象”並不意味著虛構。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從不否認民族認同的重要意義。當這種認同不能被充分達成的時候,焦慮是無可避免的。即便那些民族主義的極端反對者,或“民族虛無主義者”也是如此。那些諸如“寧願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國”的鼓吹,正是試圖以一種自虐性的狂熱(齊澤克所謂的“反升華壓抑”)一勞永逸地解脫這種焦慮。如果我們無法擺脫民族主義,真實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對待民族主義。


  

  雪恥焦慮與復仇主義



  對於民族主義的理論研究呈現出相當復雜的線索。思想史家曾辨別了“文化的”、“政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態的民族主義,分析它們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形成與轉化的條件。也有論者批判了那種對“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文化與政治的天真幻想,著眼於開掘民族主義的積極意義——對現代國家誕生的必要性、在歷史上對自由與民主事業的促進以及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許多審慎的作者試圖通過區別“好的”與“壞的”的民族主義類型來避免其可能的危險。例如,在民族主義之前冠之以“開放的”、“理性的”,“穩健的”和“溫和的”等限定詞,以區別於“狹隘的”、“狂熱的”、“侵略性的”與“極端的”民族主義。在紛亂的理論叢林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兩個共識性的見解。首先,民族主義的具體形態取決於民族自身的歷史特征、外部環境的條件以及國家話語導向等因素。其次,某種特定類型的民族主義是格外危險的,與侵略與戰爭具有緊密的親緣性。


  “復仇主義”(Revanchism)或許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種危險形態。這一名稱源自於法語“revanche”,在1870年代的法國開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1871年普法戰爭中法國失去阿爾薩思與洛林),用來描述一種旨在奪回戰爭中喪失領土的政治運動。復仇主義訴諸於一種集體性的欲望:征服敵人來恢復民族的尊嚴、重獲地緣政治的統治地位或者經濟優勢。極端的復仇主義者主張戰爭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來實現民族的抱負。但是,最深刻的危險不僅僅在於它對戰爭的狂熱或者說反人道主義的立場,而在於它極大地封閉了民族的政治想象與智慧的空間,最終成為一種自我顛覆的運動,將民族引向更為深重的災難與自我毀滅。雖然,從近百年的歷史經驗——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長達半個世紀的巴以沖突以及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爭端——來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復仇主義主導的民族運動實現了其聲稱的抱負,但復仇主義仍然具有極大的蠱惑力與煽動性。

  美國在911事件之後的反恐話語與戰爭策略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復仇主義傾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資警策的例證。美國由於缺乏單一民族國家那種以共同血緣、人種和語言為基礎的民族認同,在流行的見解中被視為最少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家。但實際上美國具有一種特殊形態的“理念型民族主義”。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在論述“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著中指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築於“信條”(creed)的國家,這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放任經濟等一套美國價值。其民族認同依賴於這套理念,而不是德國式的“血緣與土地”。因此“成為一個美國人”不是出生的問題,而是對理念的承諾。亨廷頓也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理念型的,它並不宣稱美國人民比其他人民更優越,而是通過宣稱美國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偉大來證明自己。這種特殊類型的民族主義時常會顯示出悖論性質。華裔學者裵閔欣不久前發表文章指出,強烈的愛國情緒甚至能夠認可“焚燒國旗”的行動。這種損毀國家象征符號的“反美”行為,卻因為其本身作為“自由表達”的行動而肯認了美國的核心價值理念,甚至得以轉變為“愛國的”行動。然而,理念型民族主義並不天然地豁免於轉向復仇主義。當911事件使這個幸運的國家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創傷,當布什的國家話語將這種創傷反復闡釋為“美國自由價值”遭遇的毀滅,“偉大的美國理想”與“被毀滅的美國價值”,建構了類似的雙重性敘事,同樣會激發集體性的雪恥沖動。在某種意義上,“解放伊拉克”可以被看作一種理念型的復仇主義行動,讓美國的價值理念重新獲得其普世主義的尊嚴。然而,即便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一旦放棄可能的政治途徑而轉向以戰爭解決問題的復仇主義,同樣會陷入自我顛覆的命運——美國價值的優越性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普遍的懷疑與攻擊。就此而言,無論今後反恐戰爭的局勢將如何發展,作為雪恥行動本身已經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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