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10元的遗嘱官司，前后打了7年

2021-01-19 | 来源: 思思妈妈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小额法庭的法官Tweedale看到这案子也是无语了。他很快做出判决：“驳回起诉。我没法相信，农场的老房子估价才值4千刀，倒要花2.8万刀去巡逻保卫它！这诉讼只是表象，背后是大伟和父母之间深深的鸿沟。”

　　法官对杨老先生说：“我看到了你孙子发的传真，满篇是谩骂和羞辱。我很为你难过——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你是族长，你要去原谅，去努力修复这家庭的裂痕。”

　　不知道法官的建议杨老先生是否听进去了，但接下来他的“和解”做得很是决绝——老两口先去改掉了农场joint tenancy产权，改成了每人1/3比例的common tenancy产权。这样，他们若去世了，还有2/3的农场会成为遗产，不会自动成为大伟一个人的财产了。

　　这一招像是精明的上海人做派，先收回手中的牌，再重新打出去。老先生给大儿子一个能拿到全部农场的条件：“我愿意把我和你妈妈在农场的产权份额都给你，只要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要来打扰我们了。”

　　但大伟不接受这个条件，和解失败了。

　　3

　　1999年，杨老先生给已经去美国定居的三儿子写了一封授权书，委托其代表二老行使农场的权利，大伟手上的旧授权书作废了。老三收到父亲的信后，考虑到兄弟之间也许并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便给大哥写了一封信——毕竟，“信件”是有证据效力的。

　　信中写道：“大哥，爸爸妈妈已经把他们的财产份额委托给了我。你收了所有农场的租金，所以你得付农场所有的账单。但是农场的利益归根结底也是你的，从现在（1999年）开始算15年，如果你和我们家再不起法律纠纷，爸爸妈妈的份额都转给你。如果你们家再找我们打官司，那，爹爹妈妈的份额就不送给你了。”

　　这封信起到的只有反作用，大伟一家第二年又采取“法律行动”了。杨爱华给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McLachlin（一位着名的法官，加拿大法律界人士听到她的名字几乎都要致敬的）写信，“揭发”前一年小额法庭法官的审判不公：“我的叔叔在出庭作证的时候，佩戴着加拿大勋章，这是公平的审判吗？”（他的意思是叔叔利用威望和社会地位影响了法官的判断）

　　那一年，两个老人都90岁了，收到上诉状，郁闷得要去住医院了。老派人最讲体面，最怕“官非”，可只要大儿子一家甩出一张诉状，他们就被这张纸从屋子里赶出来满街跑。他们得花钱请律师，得准备证据，得自己出庭，如果继续坐在家里稳如泰山，谁知道缺席判决会是什么结果？如果被孙子告赢了，被人戳脊梁说一声“杨老先生骗孙子给自己白打工”，以后还见不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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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老太太第一次进了律所立下遗嘱。

　　2001年，老杨家在上海的老宅被推倒了，91岁的杨老先生也撒手人寰。人虽去了，家族的裂痕还在，官司还得照打。

　　2004年，大伟父子俩发起了一场新官司，这一次，是在小额法庭状告杨莎莎的丈夫。杨爱华在诉状中称：“姑父半夜深更到我们农场来倾倒垃圾，应该赔款。”

　　在加拿大，“乱倒垃圾”是一件严重到可以上升到人品的事。加拿大政府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要求很严，大件物品一年只收一次，其他时间想扔，要花钱请人来收走。所以会有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等的懒人，会开着大卡车趁着月黑风高，把旧床垫旧家具往农场的荒地上一倒（谁叫加拿大没有摄像头）。好多农场主见到垃圾堆成山，也只能骂骂咧咧自己花钱请人处理掉。

　　杨莎莎的丈夫看到诉状直喊冤：“我起码有10年没有去过这农场，而且我和这父子两个几乎没有说过话！”

　　小额法庭的法官们有了几年前被“揭发”的经验，这次学聪明了，不接招，拖着，都不审这个案子。见这个诉讼被搁置，大伟父子就再发起一个。

　　2005年，爷俩再次起诉，这次更有创意，告杨莎莎丈夫的答辩状造成大伟的精神伤害：“妹夫的答辩状，深深地伤害了我的心，我睡不着，抑郁，没法集中注意力。我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次起诉被小额法庭干脆利落地驳回了——如果这都能上诉，那小额法庭的法官工作就没法干了，万一被告答辩状里哪句话说重了惹得原告抑郁了，还能再惹来一个侵权官司？

　　官司输了后，大伟又开始找母亲沟通——杨老先生已经去世了，2/3农场的产权在杨老太太手上。大伟提出：“我可以把我的1/3农场卖给你，作价30万，这个农场需要修缮，你们一直都没有付你们那份地税，没有付你们那份维修费给我。你们改变了joint tenancy的产权，我也没法借到更多的钱来修缮农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