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歧视困在抑郁症里的大学生们

　　大二下学期临近期末，武汉某高校女生张晨（化名）决定休学。在患上抑郁症数年后，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停滞，思维变得迟钝，甚至有些“痴呆”：不能思考、不能阅读、难以交流，说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

　　严重时，“想死”的念头在脑子里盘旋。

　　回家后，为将“想死”的念头赶出脑海，她想尽了办法。先是看恐怖电影，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再到后来，则是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锁上门坐在地上，捶自己胸、头，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效果不佳。

　　“有一次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拿起剪刀在手腕上划了一下。”此后，张晨多次躲进卫生间，用刀在手腕、手臂等部位留下伤痕。待情绪缓和后，她转身就将刀收进床头柜，用衣袖遮住血痕，下楼和家人吃饭，装作无事发生。直至父母某日拉开床头柜，发现其中存放的刀具。“他们以为我疯了。”张晨说。

　　这是许多抑郁症大学生与疾病对抗的缩影。对患病学生而言，尤需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支持”。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停滞的生活

　　张晨告诉澎湃新闻，得知自己患上抑郁症，是在2017年5月的一天，彼时她在武汉某所着名高校念大二。她捏着确诊单走出校医院，一度“精神恍惚”。用她的话来说，自己从没想过会和抑郁症扯上关系。

　　新学期开始不久，“健忘”和“嗜睡”就毫无预兆地席卷了她的生活。“永远记不清昨天发生了什么，上午做过的事下午就忘；无论什么时候都困，上课全程趴在桌子上昏睡，旁边同学拉都拉不起来。”张晨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专家门诊部主任王勇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相比成人，青少年抑郁症往往具有不典型特征，“成人抑郁症往往是睡得少、醒得早、吃不下、不想动等状态，但青少年往往是吃得多、嗜睡、易发脾气、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会对学习带来很大的影响。”

从电疗到磁疗，抑郁症该怎么治？

高晓松患抑郁症昔日清华才子落魄

“我有病,我有抑郁症”:三岁小儿被母亲扔下高楼(图)

　　张晨试着挽回自己的精神状态。她把咖啡当水一样灌，最夸张的时候一天喝了一升多，但丝毫没有起效。再一次被同学在课上推醒时，习惯前排占座听课的她，第一次出现不愿去上课的想法。“太丢人了。”张晨从小积极、要强，这种挫败感是她没体会过的。

　　回想起来，张晨觉得其实高三时就有了患抑郁症的症兆。彼时，她遭遇校园暴力，却被学校、家庭漠视，这让她一度出现了精神恍惚和抑郁症躯体化症状。晚自习的时候，她经常觉得背后有人盯着自己。她总是胸口疼，尤其是考试时，经常“疼到窒息”，去医院查，却“什么毛病都没有”。

　　“全凭一口‘仙气’吊着。”张晨撑过了高考，离开了让自己备受压抑的高中学校，进入武汉一所985高校，学习自己热爱（电视剧）的专业。但这一次，她没能撑过来，只得选择“休学”。生活随之按下暂停键，“一切都被拢进了抑郁的黑纱里。”

　　生活同样停滞的还有穆晴。2019年初，她和男友分手，原本挺活泼一人，逐渐变得“极端起来”，萌生了自杀的想法。“觉得活着没意义，做任何事都没有意思。”穆晴开始“讨厌人群”，断了和很多朋友的交往，除了上课就待在寝室。“原本一天一个电话粥的闺蜜也不再联系了，她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穆晴说。

　　为了防止情绪继续恶化，她尽可能让自己忙碌起来。除了学习，“消消乐”（一种手游）和短视频成了她不让大脑空下来的最好手段。“想把自己脑子里的资源榨完，就可以暂时不去想别的。”穆晴说，那段时间里，尽管意识到自己心理状态“不正常了”，但没有去任何医院问诊或心理咨询，“我害怕面对我的心理问题”。

　　2019年下学期，临近期中考试，穆晴的数学建模成绩始终提不上去。因为作息习惯，她又和室友“闹掰了”。一天，她在图书馆自习时，书还没打开，瞬间觉得“活力被抽空了”。“突然有了一种’算了’的感觉。”穆晴回忆，“休学”这个念头迅速在脑海里蔓延。她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可以逃避一切的方法”，于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辅导员申请“休学”。

　　“我怕别人会歧视我”

　　张晨、穆晴的遭遇并非个例。2019年，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有专家提到，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且大一和大三时抑郁症的高发期。“这些年下来，高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是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华科大大学生发展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章劲元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看来，社会的急剧变化是大学生心理疾病发病率提高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