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东京对五眼联盟的真实兴趣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左中）和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中）

　　直到8月上旬，西方世界仍期待东京能有什么异变。自从日本防相河野太郎于7月21日参加了英国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Tom Tugendhat）主持的“保守党中国研究会”在线会议，即席提出了“日本加入英美协议（UKUSA）”，参与“五眼联盟”（Five Eyes）的建议，欧美各国都很惊讶，可直到8月5日，日本一侧对其仍兴致寡淡。

　　环顾从东京当局到日本各地方“自治体”（即地方政府）的态度，身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对于参加海外间谍组织的兴趣可能远不如近期的另一场风波，即短视频软件TikTok在美国的遭遇。

　　经济动物的灵敏嗅觉

　　在美国川普（Donald Trump）政权迫使中国字节跳动（ByteDace）公司出售旗下短视频软件TikTok在美业务之后，东京的自民党议员们也在7月28日开始密集商讨“限制TikTok在日使用”。以前经济高官甘利明为首的“规则形成战略联盟”的69名议员们甚至要求当局“留意中国软件的风险”，“应注意动摇社会的话题”。

　　到8月上旬，相对于日本加入“五眼联盟”尚无准信，东京一侧在TikTok问题上的态度却跟着川普一起摇摆。

　　在得悉川普已成功胁迫字节跳动（ByteDace）启动了剥离TikTok在美业务，并有望在9月15日前将其转让后，日本各地开始稍稍缓和口气，部分媒体甚至建议读者将心比心，回顾20世纪80年代时日本产品在美国的不公正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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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一侧在经济问题上的“美日连携”效率之高，也展示了日方对美国主导的“同盟”的重心与经济有关。即便日本也会跟着美国强调“价值观”，但最终的落点仍在经济上。

　　东京方面在近两个月间对欧美大国的曲意迎奉是颇为经典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从5月30日开始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的风波。相对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高调“谴责”北京，进而施加严厉措施，日方从一开始就仅强调东京对“一国两制”框架的注重，以及未来“将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适当地加以对应”的可能。

　　这种局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比起欧美各国在港的经济利益，在香港的外资企业中，日本企业至今仍为最多。据香港特区政府资料，进入香港并设置办事处的日本企业在2019年有1,413家，较之2018年增加了20家。有750家日本企业专门设立了香港总部，其业务聚焦在饮食、零售业上。一贯比较重视现实利益的日本，无疑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希望香港局势能够稳定，以保障日本在香港的经济利益。

　　日本的利益在何方

　　其实，东京自1960年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后，其着眼点一直以日本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最大考量。

　　在东京看来，尽管川普政权确立后，他不仅于2018年指责“日本对美贸易不公平”，还就2018年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为580亿美元向东京施压，但这较之美日六十年盟约关系带来的利益，仍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东京仍需要利用这种盟约关系，为自己谋求最大限度的利益与发展空间。这也是日本战后至今的国际生存哲学，即东京不会参加无利可图的国际组织。因此，日本对“五眼联盟”的真实态度也可以预估：这一联盟除去交换情报，甚至将自己置于监视之下外，并不能给日本换来实际的好处。

　　“五眼联盟”的核心是美、英等五国运作了几十年的监听、监控及一系列情报组织，其主要运作方向以北大西洋公约（NATO）国家为主：在“五眼”的核心之外，还有包括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的“九眼”及在“九眼”基础上加入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构成的“十四眼”。美国国安局（NSA）等机构一直维持对其的长期监控与刺探，考虑到东京方面2011年就拒绝为NSA刺探太平洋光缆情报，安倍当局对其的抵触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