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疫情：割裂的階級危險的政權

2020-04-06 | 來源: 多維 | 轉到微信 | 有6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伊朗現下病逝雖有趨緩，死亡人數卻仍高居全球第五。圖為德黑蘭的藥房。

　　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伊朗便是舉世關切的熱點之一。累計至今，已有超過4萬例確診、2,700多例死亡，死亡人數僅次意大利、西班牙、中國、美國，高居世界第五，更有包含副總統、部長與軍事將領在內多人感染、離世。

　　綜觀伊朗的疫情經過，其既錯失早期預警機會，導致病毒傳入十多個鄰近國家，也缺乏足夠的醫療資源，致使這場疫戰一度艱辛。而在這段過程中，伊朗社會特有的分歧也暴露無遺，雖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人人用以應付疫情的社會資源卻不可能相同；選擇使用的話語及立場，更是受其所處階級影響。

　　病毒就像午夜雷鳴，在無數轟隆間，藉那爆閃雷光，照見伊朗的兩大階級鴻溝。

　　一切始於聖城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游史後，其表示自己剛從伊朗歸國。無獨有偶，中東多國也在此後接連出現確診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報世衛，接著是與中東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魯吉亞、愛沙尼亞宣布失守。而在上述國家的通報案例中，幾乎所有患者都與該加拿大婦女有一共同點，那就是都曾去過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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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伊朗當局，其雖於2月19日才宣布發現2起確診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國傳染規模觀之，伊朗國內或許早就邁入大規模傳染階段。而細察政府公布的首2起確診案例，恰有一共通點：這兩人全都來自什葉派聖城庫姆（Qom）。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消息前，疫情顯然已在當地擴散，更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將病毒帶回故鄉。

　　然而，即便情勢加劇，逼使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蘭等大城的清真寺周五聚禮（Jummah），其卻始終不對諸聖城下手，就連面對擴散之源的庫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聖人數。直到3月16日，全國已出現14991例確診，853人喪命，政府這才下令封鎖庫姆與馬什哈德（Mashhad）的聖陵與清真寺，嚴禁朝聖，卻已錯過黃金封鎖時間。而政府反應之所以會慢半拍，主因還是在於不敢得罪國內保守的底層群眾。

　　伊朗疫情始於什葉派聖城庫姆。圖為尚未封寺前，衛生人員替庫姆聖墓消毒之景，旁仍依稀可見前來朝聖的人民。

　　保守的底層群眾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社會底層的“被壓迫群眾”（mostazafan）受到解放。共和國政府進而在八十年代力推福利計劃與社會政策，擴大了社會支出與連接城市及邊陲的基礎設施，更普及中等教育，讓伊朗的國民識字率上升到了98％。然而伴隨石油帶來的經濟增長，伊朗的不平等程度開始加劇，加上美國日漸收緊的經濟制裁力道，遂導致低收入家庭、工人、年輕學生、蝸居城市郊區者、卡車司機與教師被推到了光譜中的相對低端，成了社會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