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幸存者礼露口述反思非典

2020-01-20 |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看病

　　我经历的故事说起来很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老记者叫陈寰，资历很老，从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个有名的时政记者。陈寰阿姨是我父母在沈阳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持续了60多年，直到我父母去世。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我在北京工作以后，她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

　　2003年4月初的时候，陈寰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着她去。其实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已经86岁，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她是高干身份，人民医院有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大夫，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已经被封闭。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难怪我弟弟听说后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就问：“这个时候去医院，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弟弟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买了三十几个口罩——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

　　4月7日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她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个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官方的说法是“非典”，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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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段大夫说有可能是“那个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那间诊室连6平方米都不到，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我和那个老干部离得特别近。他和段大夫面对面，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回去把口罩戴上吧。”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但也是极为普通的那种。人民医院后来有100来个医护人员染上“非典”，不知道段大夫是否幸免。

　　陈阿姨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楼上楼下地跑，帮她挂号、取药、划价什么的，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口罩时戴时摘。那天人民医院的人非常少，我还和陈阿姨开玩笑说：“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时候。”陈阿姨说：“既然清净，那就多看几科吧！”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内科、放射科和神经内科。一直忙到12点半，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在呼吸内科外面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她发着高烧，还不停地咳嗽。

　　回家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写的那篇东西，我才知道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但是人都有侥幸心理，总觉得去一趟医院就染上了？至于嘛！

　　8日那天没什么异常。9日那天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摄氏度了，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把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还是觉得冷。睡到半夜竟然冷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开始打颤，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体温计一量，接近39摄氏度。我想，坏了！可是又拼命否定：怎么就那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时候媒体说，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怎么就会是我呢。